一路走来一路读-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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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搞错。是什么在困扰着我们呢?
照片的近景也是一个构筑物,可是,对比于它的背景,那洁白优雅的国会大厦,它们的反差实在太大。这个构筑物是临时的,深色的,简陋的。令人感到惊讶和震慑的不是这样一个外在的对比效果,而是它所包含的内容。这个构筑物虽然正在搭建,但是即将完工,可以确信无疑,那是一个绞刑架。
我们没有看错。那是在135年前,1865年11月10日的早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就在国会大厦附近,搭起了绞刑架。这个绞架将要执行的,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战争罪”被判处死刑的人。他就是亨利•;埃•;威尔兹上尉(Captain Henry A 。 Wirz) 。
亨利•;威尔兹上尉是怎么会走向绞刑架的?在美国,这是一百多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有人探讨的课题。
威尔兹上尉原来的生活轨迹是非常典型的“美国故事”。亨利•;威尔兹出生在欧洲,他是瑞士人。在巴黎和柏林接受了多年教育以后,成为一名医生。在27岁的时候,移民来到美国,成了这个移民国家的公民。他在这里照样行医为生。一开始,在肯塔基州的大城市路易维尔,和一个从德国移民来的医生合作开业。然后,他搬到同是肯塔基州的一个小城,靠自己的医术获得了当地人的敬重。1854年,娶了一个31岁的寡妇,生活渐渐稳定下来。
大凡当时的欧洲移民,假如不是穷极潦倒而来,总是有一点冒险精神。威尔兹医生在自己的一个庄园主病人的鼓动下,除了行医,也试图在南方深腹地买下自己的庄园。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医生,也成了一个投资成功的庄园主。本来,这就是又一个移民实现“美国梦”的例子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惟一的一次国内战争——南北战争,爆发了。无数平民的正常生活被拦腰切断。当然,这场战争有它复杂的起因,双方有各自的政治诉求。可是对于参战的民众来说,并不一定就是自觉地在追随这样的诉求。尤其在南方,由于战争的基本战场是在南方,所以许多南方民众投入战争,只是为了一个“保护家园”的简单目标。南方当时奴隶主的比例其实相当低,威尔兹医生虽然拥有一个庄园,可是他并不蓄奴。当时美国南方的人口普查,奴隶人口都计入主人家庭。在战前的最后一次人口普查中,威尔兹医生家里,除了他们夫妇,只有医生夫人和前夫所生的两个女儿,还有他们自己的两个孩子,一个5岁,另一个还是11个月的婴孩。
很显然,这样和平生活着的平民,不会想打仗。可是,打不打仗却由不得他们。一旦战争发生,就像一台恐怖地呜呜作响着的绞肉机,一切都会被绞进去。开战时,北方的美国联邦军队,严重兵员不足,南方则根本没有军队。双方都依靠着临时招募的志愿兵。这样,威尔兹医生,就和千千万万个美国普通平民一样,被卷入了这场战争。威尔兹医生渐渐变成了威尔兹上尉。
威尔兹参战不久,1861年8月,他就被南军派到一个特殊的战争部门任职。那就是战俘营。
假如借用现代语言来说,战争就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人们总是把注意力投向前线轰轰烈烈的胜负,却很少把目光转向它“输出”的另一头,也就是战争的牺牲品:那些肢体不全、被草率掩埋的战死者,那些在缺医少药的、尘土飞扬的战地医院呻吟的伤兵,那些被愤怒的敌手俘获的战争俘虏。我们可以想象,在战争史上,人类文明进程越靠前端,这一个部分的状况就越差。
威尔兹被派往战俘营,是十分自然的。一方面,他是个医生,另一方面,他又会说几个欧洲国家的语言。美国从一开始就遍地是移民,所以,战俘营里也有不少只会几句英语的欧洲移民。威尔兹两方面的知识背景,在这里都非常适用。在此后的几年中,他辗转在几个战俘营工作过,1862年的春天,在被称之为“七棵松战役”的战斗中,他肩臂受伤,而且始终没有痊愈。
1864年2月,已经成为上尉的威尔兹,被派往南北战争中最著名的南方战俘营,也就是今天的美国国家战俘博物馆所在地——安德森维尔,担任战俘营总管,直至1年2个月以后战争结束。从此,威尔兹上尉和安德森维尔,就成了紧密相连的两个历史名词。
安德森维尔,今天这里是一片风景如画的峡谷,可是,当年这里预定为容纳1万名战俘的场地,却被圈入了4万5千名战俘。说“圈入”,是因为这里只有“营地”,没有“营房”,没有任何起码的生存设施。食物医药都严重匮乏,惟一的生命源泉,只是一条小小的溪流。
4万5千名北军战俘,拥挤、肮脏,在南方的烈日下暴晒着,生存条件极其严酷。他们中的许多人,本来就是从恶劣的战场环境中,带着伤痛和疾病下来的。当战争结束,人们发现,这里的死亡率高达29%。有1万3千名北军战俘再也没有离开这个安德森维尔战俘营。
随着罗伯特•;李将军代表南军投降,这个战俘营也随隶属的部队向北军投降。南北战争正式结束了。李将军和北军的格兰特将军,有过投降协议,作为降军的南方官兵都将回到日常生活,不受骚扰。所以,一场历时4年,阵亡62万人的惨烈战争,结束的过程显得十分宁静。没有一方追捕,另一方隐姓埋名四处躲藏逃亡的情况。战俘营随部队投降解散之后,威尔兹上尉还是住在战俘营所在地自己的居所,开始计划如何回到原来的正常生活中去。
可是,投降协议的执行,出现了惟一的一个例外。1865年5月7日,一名联邦军官出现在安德森维尔的威尔兹上尉家中,逮捕了他,并且把他带往首都华盛顿。他的罪名是,与南方邦联的首领一起阴谋杀害和虐待北军战俘。
第一部分 走路(一)南北战争的最后一个受难者(2)
审判几经推迟,1865年8月21日终于开庭,威尔兹上尉被带往军事法庭。9名联邦军官,分别担任了这个案子的审判法官和陪审员。威尔兹本人则由于战争中旧伤未愈,身体虚弱,只能躺在一张沙发上受审。
经历3个半月的听证之后,1865年11月4日,军事法庭给出“罪名成立”的判决。同一天,由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给出死刑判决,定于11月10日执行。当时的绞架就搭在监禁威尔兹上尉的首都老监狱,位置在国会大厦附近。这就是我们在战俘博物馆看到的那张触目惊心的历史照片的来由。
1865年11月10日清晨,两名牧师和威尔兹上尉的律师去看望了他。他们后来说,威尔兹上尉只担心伤病体弱,不能自己走上绞刑台,会让别人误解他为怯弱恐惧所致。结果,围观的人们看到,威尔兹上尉不用人搀扶,自己走上了绞刑架。临刑前,他说:“我就要到我的上帝面前去,他会在我们之间作出判定。我是无罪的,我将死得像个男子汉。”
威尔兹上尉就这样死了。可是,一场异乎寻常的军事审判造成的震动,和“我是无罪的”的声音,却并没有在美国消散。历史学家们在不断地对这个案子进行分析。他们在问,整个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从威尔兹上尉个人来说,他是否应该承担责任,究竟有多少责任,刑责是否公正?
为威尔兹上尉辩解的一方指出,当时的审理过程并不是公正的。其理由是,当时在军事法庭作证的证人有明显的撒谎。最具有杀伤力的证词,是指控威尔兹上尉枪杀俘虏,但是,证人却提不出确切的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同时,几名对被告有利的证人,却没有得到法庭的传讯。
同时,也有许多威尔兹上尉的同事熟人,提供了有关他的个人人品和管理行为的描述。他们眼中的威尔兹上尉,绝不是一个凶恶残暴的人。相反,似乎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威尔兹上尉是个人品行良好和忠于职守的人。他们辩称,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只是没有可能做得更好。
为威尔兹上尉辩解的一方,甚至指责说,威尔兹上尉是联邦一方的战争罪责的替罪羊。这种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如此残酷的一场战争过去,普遍弥漫着一种情绪,人们总想寻找一个承担战争罪责的人,而这种罪责往往总是由胜利的一方指向失败的一方。人们指出,在威尔兹上尉的审理过程中,无法找到南方邦联首领在安德森维尔战俘营案件中的任何罪责证据,于是,在威尔兹上尉的死刑执行之前,他曾被要求,假如他能提供这样的南方邦联首领的罪证,他将可以被赦免。可是遭到了他的拒绝。
最为有力的一个辩解是,在威尔兹上尉被处死一年不到的时候,战后的秩序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美国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分支也恢复正常运作,这时,联邦最高法院在一次裁决中作出声明:类似审判威尔兹上尉这样的军事法庭,都是违反宪法的。一个悲剧性的事实是,今天的联邦最高法院大厦,恰好建立在当年的首都老监狱的旧址上。也就是威尔兹上尉被处死的地方。
但是,对这个案子持肯定意见的一方,却似乎有着更为沉重的证据,那就是1万3千名埋在安德森维尔战俘营的死亡者的灵魂。假如威尔兹上尉无罪,那么,还有谁能够为这些惨死在恶劣生存条件下的俘虏承担责任?
辩解的一方提出,发生在140年前的这场战争,事实上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士兵们都常常像乞丐一样缺吃少穿,战俘营的状况恶劣更是当时的普遍现象。而安德森维尔战俘营本身的客观条件,是被公认为最差的一个,这并不是一个总管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的。根据战后的统计,各个战俘营死亡率都很高,例如在纽约州的一个北军关押南军战俘的战俘营,死亡率也高达24%。
辩解的一方甚至提出,应该承担罪责的,是北方的格兰特将军——后来的美国总统。因为他单方面停止了战争初期双方缔结的战俘在捕获后10天即必须交换的协议,而假如这个协议照常执行,安德森维尔战俘营不仅不会超员,而且将是一座空营!然而,格兰特将军停止这个协议,又源于南方事实上没有遵守协议“释放战俘不得重回战场”的规定。但是,再反过来说,战场是在南方的土地上,南方被释放的战俘们,回家几乎就是回战场,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
从事件发生的第一天起,人们就公开地在媒体表明自己的态度,开始争论,争论延续了一百多年,至今仍然没有停止。就在这样的争论中,引伸出了美国人认为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和深刻的历史教训。例如,特殊状态下的司法公正问题,战争的残酷性和如何避免的问题,战争俘虏的人道待遇问题,战争中军人的合法行为和战争罪行的问题,战争罪责追究的阶层问题,等等。
威尔兹上尉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是南北战争的最后一个受难者,他死在战争的炮声平息以后,死在林肯总统被暗杀以后,死在暗杀林肯总统的刺客们被处死以后。在他死后,在宁静的林中小村庄安德森维尔,南方人为他竖起了一个纪念碑。我们看到,这些从135年前开始的围绕着他的讨论,事实上是十分超前的。那些135年前提出的问题,也已经非常“现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历史上发生的悲剧,但是,假如从事件发生的第一分钟起,就容许持有异见的一方公开表达,容许充分的争论。那么,也许,这样的悲剧就只书写在那一页历史中,而不必在未来的历史中,让子孙后代一遍遍地重新记录。
第一部分 走路(一)一个医生的故事(1)
我们是来到美国的第二年,搬到现在住的地方来的。
算起来一共住过三个地方,好像是团团转着,围着一个叫做“雅典”的小城,搬家只是从近郊到远郊,继而到乡村,越来越荒僻了。所以,遇到美国人问我们住在哪里,哪怕他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州,我都不会报出地名,而只会说,那是一个微乎其微的小地方,因为报出来也没人会知道。
刚搬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小地方相当“有文化”。小镇中心有一栋标志性建筑,造型古朴,红得非常别致。那是旧日的县法院。看来,这还是旧时代的小镇规划思路:为了突出“中心地位”,建筑物就正正地挡在主干道上,车马人等,都必须减速绕行。所以,每次回家,都会在邻近小镇的最后一个高坡上,看到这幅以绛红色为主体的风景。然后减速,欣赏着画面的逼近,也暖暖地对自己说,要到家了。
在接近这栋建筑的时候,它的墙面已经成为整个画面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