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的抒情-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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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侍仆，以及荷戈前驱的伍伯，即多的是一大把胡子，而统治者上中层，倒少有这种现象。即有也较多作乐府诗另外两句有名叙述：“为人洁白晰，颇有须”，不多不少那么一撮儿样子。可证王先生的第三点也不能成立，因为根据这些材料，即从常识判断，也可知当时封建统治者绝不会自己甘居中下游，反而让他的看门人和马前卒上风独占作美男子！
其实还有个社会风气形成的相反趋势继续发展颇值得注意，即魏晋以来有一段长长时期，胡子殊不受重视。原因多端，详细分析引申不是本文目的。大致可说的是它和年青皇族贵戚及宦官得宠专权必有一定关系。文献中如《后汉书·宦者传》、《汉书·佞幸传》、《外戚传》，和干宝《晋纪总论》、《晋书·五行志》、《抱朴子》、《世说新语》、《颜氏家训·勉学篇》，以及乐府诗歌，都为我们记载下好些重要可靠说明材料。到这时期美须髯不仅不能成为上层社会美的对象，而且相反已经成为歌舞喜剧中的笑料了。《文康舞》的主要角色，就是一个醉意朦胧大胡子。此外还有个弄狮子的醉拂，并且还是个大胡子洋人！我们能说这是美男子特征吗？不能说的。
第一部分 从文遗作选第11节 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2）
其实即在汉初，张良的貌如妇人，和陈平的美如冠玉，在史传记载中，虽并不见得特别称赞，也就看不出有何讥讽。到三国时，诸葛亮为缓和关羽不平，曾有意说过某某“不如髯之超群绝伦”。然而《典略》却说，黑山黄巾诸帅，自相号字，绕须者则自称“羝根”。史传记载曹操见匈奴使者，自愧形质平凡，不足以服远人，特请崔琰代充，本人即在一旁捉刀侍卫。当时用意固然以为是崔琰长得魁伟，且有一部好胡子，具有气派，必可博得匈奴使者尊敬。但是结果却并不成功。因为即使脸颊本来多毛的匈奴使者被曹操派人探问进见印象时，便依旧是称赞身旁捉刀人为英挺不凡，并不承认崔琰品貌如何出众！魏晋以来胡子有人特别爱重是有记录的，如《晋书》称张华多姿，制好帛绳缠须，又《南史》说崔文伸尝献齐高帝缠须绳一枚给，都可证明当时对胡子有种种保护措施，但和美男子关系还是不多。事实正相反，魏晋之际社会日趋病态，所以“何郎敷粉，荀令熏香”，以男子而具妇女柔媚姿态竟为一时美的标准。史传叙述到这一点时，尽管具有深刻讥讽，可是这种对于男性的病态审美观，在社会中却继续发生显明影响，直到南北朝末期。这从《世说》记载潘安上街，妇女掷果满车，左思入市，群妪大掷石头故事及其他叙述可知。总之，这个时代实在不大利于胡子多的人！南朝诗人谢灵运，生前有一部好胡子，死后捐施于南海洹寺，装到维摩诘塑像上，和尚虽加以爱护，到唐代却为安乐公主斗百草剪去作玩物，还可说是人已死去，只好废物利用，不算招难。然而五胡十六国方面，北方诸胡族矛盾斗争激烈时，历史上不是明明记载过某一时期，见鼻梁高胡子多的人，即不问情由，咔喳一刀！
到元魏拓跋氏统一北方后，照理胡子应受特别重视了，然而不然。试看看反映到大量石刻、泥塑和壁画上的人物形象，就大多数嘴边总是光光的，可知身属北方胡族，即到中年，也居多并不曾留胡子。传世《北齐校书图》作魏收等人画像，也有好几位没有胡子，画中胡子最多还是那位马夫。
至于上髭由分张翘举而顺势下垂，奠定了后来三、五绺须基础，同时也还有到老不留胡子的，文献不足征处，文物还是可以帮忙，有材料可印证。除汉洛阳画像砖部分反映，新出土有用重要材料应数近年河南邓县南朝齐梁时画象砖墓墓门那两位手拥仪剑、身着两当铠、外罩大袍的高级武官形象。其次即敦煌二二○窟唐贞观时壁画维摩变下部那个听法群众帝王行从图上的一群大臣形象。这个壁画十分写实，有可能还是根据阎立本兄弟手笔所绘太宗与宏文馆十八学士等形象而来，最重要即其中有几位大臣，人已早过中年，却并不留胡子。有几位即或像貌英挺，胡子却也老老实实向下而垂。总之，除太宗天生虬髯为既定事实，画尉迟敬德作毛胡子以示英武外，始终还看不出胡子多是美男子特点之一的情形。一般毛胡子倒多依旧表现到身份较低的人物身上，如韩干《双马图》那个马夫、《萧翼赚兰亭图》那个烹茶火头工、陕西咸阳底张湾壁画那个手执拍板的司乐长，同样在脸上都长得是好一片郁郁青青！
那么是不是到中唐以后，社会真有了些变迁，如王先生所说人到中年必留胡子？事实上还是不尽然。手边很有些历代名臣画像，因为时代可能较晚，不甚可靠，不拟引用。宋人绘的《香山九老图》，却有好些七八十岁的名贤，下巴还光光的。此外《洛阳耆英绘图》和《西园雅集图》，都是以当时人绘当时事，应当相当可靠了，还是可见有好些年过四十不留胡子的，正和后来人为顾亭林、黄黎洲、蒲留仙写真差不多。
就这个小小问题，从实际出发，试作些常识性探索，个人觉得也很有意义。至少就可以给我们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一、胡子问题虽平常小事，无当大道，难称学术，但是学术的专家通人，行文偶尔涉及到它的历史时，若不作点切实的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有个比较全面具体的认识。如只从想当然出发，引申时就难于中肯，而且易致错误。
二、从文物研究古代的梳妆打扮、起居服用、生产劳作和车马舟舆的制度衍进，及其应用种种，实在可以帮助我们启发新知，校订古籍，得到许多有益有用的东西，值得当前有心学人给予一点应有的注意。古代事情文献不足征处太多，如能把这个综合文物和文献的研究工作方法，提到应有认识程度，来鼓励一些学习文史、有一定文献知识的年青少壮，打破惯例，面对近十年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物，分别问题，大胆认真摸个十年八年，中国文化史研究方面有许多空白点或不大衔接处，一定会可望到许多新发现和充实。希望新的学术研究有新的进展，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必需有点进展，且有人肯不怕困难，克服困难，来作作闯将先锋！
三、从小见大，由于中国历史太长，任何一个问题，孤立用文献求证，有很多地方都不易明白透彻。有些问题或者还完全是空白点，有些又或经后来注疏家曲解附会，造成一种似是而非印象，有待纠正澄清。特别是事事物物的发展性，我们想弄清楚它求个水落石出，势必需把视野放开阔些，搁在一个比较扎实广博的物质基础上，结合文物和文献来进行，才会有比较可靠的新的结论。要谈它，要画它，要形容说明它，才可望符合历史本来面目！
至于这种用文物和文献互相结合印证的研究方法，是不是走得通？利中是否还有弊？我想从结果或可知道。以个人言，思想水平既低，古书读得极少，文物问题也只不过是懂得一点皮毛，搞研究工作，成就自然有限。即谈谈胡子问题，总还是不免会错，有待改正。但是如国内文史专家学人，肯来破除传统研究文史方法，注意注意这以百万计文物，我个人总深深相信，一定会把中国文化研究带到一个崭新方向上去，得到不易设想的新的丰收！
附记
两月前见南方报上消息，有很多艺术专家，曾热烈讨论到作历史画是否需要较多历史背景知识，这些知识是否重要，例如具体明白服饰家伙等等制度。可惜不曾得见全部记录。我对艺术是个外行，因此不大懂得，如果一个艺术家，不用个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学学历史题材中的应有知识，如何可以完成任务的情形。我只照搞文物的一般想法，如果鉴定一幅重要故事画，不论是壁画还是传世卷册，不从穿的、戴的、坐的、吃的、用的、打仗时手中拿的、出门时骑的、乘的……全面具体去比较求索，即不可能知道它的内容和相对年代。鉴定工作求比较全面，还得要这些知识。至于新时代作历史画塑去教育人民，如只凭一点感兴来动手，如何能掌握得住应有历史气氛？看惯了京戏，和饱受明清版刻和近代连环画熏陶的观众，虽极容易感到满意，艺术家本人，是不是也即因此同样感到满意？我个人总是那么想，搞历史题材的画塑，以至于搞历史戏的道具设计同志，如把工作提高到应有的严肃，最好是先能从现实主义出发，比较深刻明白题材中必需明白的事事物物，在这个基础上再来点浪漫主义，加入些个人兴会想像，两相结合恰到好处，成绩一定会更加出色些。到目前为止，我们一般历史画塑实在还并未过关，这和艺术家对于这个工作基本态度有关，也和我们搞文物工作的摸问题不够细致深入，提参考资料不够全面有关。因为照条件，本来可以比《七十二贤图》、《五百名贤图》、《水浒叶子》、《晚笑堂画传》等大大跃进一步，但事实上还不易突破。于是画曹操还不知不觉会受郝寿臣扮相影响，作项羽却戴曲翅幞头着宋元衣甲如王灵官，不免落后于时代要求。今后让我们共同作更好些协力合作，来过这一关吧！
1961年9月15日写于北京
第一部分 从文遗作选第12节 关于《红楼梦》注释一点商榷（1）
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是本书一回写得鲜明深刻的有名文章，下笔既生动活泼，又蕴藉含蓄。描写叙述虽若完全写实，却又实中有虚。正如一个山水画卷，有大青绿设色的壮丽华美，也有白描淡着色的清秀明朗，更重要是两部分的巧妙结合形成一种节奏感，给人印象不易忘记。但内中有许多属于十八世纪中上层社会流行好尚起居服用东西，现代人读它时不易明白，必然还要查查注解。因此新的注解在本书中也具有一定重要性。懂得透，注得对，能帮助读者深一层领会原作的好处；注得草率，或和原意相反，便给读者带来一种错误印象，把原文也糟塌了。
有关注解问题，在第368期《文学遗产》上拙文曾提起过。至于为《红楼梦》作注，且多一层麻烦，因为时间近，很多事物还无书可查，问题多，想学也无从学起！所以谈到这部书的注释时，我想首先应当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向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重印本的几位注释工作者表示敬意，因为他们能热心耐烦从事这个注释工作，提高到新的学术要求水平。但是这个书的注本，就无疑还有许多具体问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有待进一步继续努力。有些事物并且绝对不可能用目下方法弄清楚的，试提出点个人粗浅看法，作为初步建议。
这里拟先就《红楼梦》第四十一回中的情节介绍一下：
本回写贾母和刘姥姥等到了妙玉住处栊翠庵，妙玉为讨好贾母，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照法律是不许可的），里面放了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按事实不会有这种真成窑的，如出现，也是康熙时仿作的），捧与贾母。贾母喝后，让刘姥姥也尝尝。后来道婆收茶盏回来时，妙玉就心嫌肮脏，叫把杯子搁在外面，不再使用。另外又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一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妙玉斟了一递与黛玉。却又把日常自己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宝玉一切看在眼里，明明懂得这种分别对待的意思，却装呆说笑，以为给钗、黛用的是“珍奇古玩”，给他的却是“俗器”。接着，即妙玉和宝玉一番对答，表面像是泛泛的，却包含着一些唯有彼此可以会心的情意。
这一回是《红楼梦》著名文章，这一节更是作者下笔有分寸、有含蓄的妙文。处处有隐喻、字字有机锋，我个人以为必须从实和虚两方面去欣赏，才理会得透彻，注释得妥贴。因为不仅话中多双关意思，作者笔下称赞有褒贬，即器物取名，也并不随便。若对这点弦外之音少应有体会，仅就字面作注，自然难得本意。本来是活文章，难免被注扣死了。现在特提出三点来商榷，以就正于海内通人专家。
一、原注（9），——是一种古代大酒杯。、都是瓜类名。从前有些特制器物，都镌刻名款。这个类杯近似瓜类形状，所以给他起这个名。
二、原注（10），王恺珍玩——王恺是晋代官僚中最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