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柯克作品选-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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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三阵欢呼和《友谊地久天长》的歌声中离开了法庭。
自那以后案件的审理从一个阶段到一个阶段无望地拖了下去。
纵火的指控以“原告撤回诉讼”了结了。偷窃的指控以“穷极必反”为由而中止了。杀害侍从则被宣布为情有可原的一时疯狂。
杀害慈善家的谋杀指控在普遍的赞同声中撤消了。过失造成的损失和海洛夫特损失的左轮手枪与弹药抵消了。诉讼文件的主体部分因一纸调取令被送到了联邦法院，并且提交到了美国最高法院。
它至今还放在那里哩。
与此同时，赫泽基亚一直稳坐盗窃安全公司执行总裁的宝座。作为纽约新兴的一代金融家的代表之一，他被选进美国国会的把握是十足的。
第五辑照相师的摆弄
“我想照一张相。”我说。照相师蛮有热情似地看了我一眼。他穿一身灰衣服，佝倭着背，眼神迷蒙如自然科学家。不过没有必要为他多花笔墨。谁都知道照相师是啥模样。
“坐在那儿，”他说，“等着。”
我等了一个小时。其间我翻完了1912年的《妇女之友》、1902年的《少女杂志》和1888年的《婴儿杂志》。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真不识时务：那个男人正闭门从事他的科学研究，凭我这副尊容根本不配来打搅他。
一个小时后照相师开了里面那扇门。
“进来！”他声色俱厉地说。
我于是进了照相室。
“坐下。”照相师说。
一块工业用棉布挂在窗前，朦胧的天光透过棉布照进来，我就在这道昏光里坐了下来。
照相师把一台机器转到房间中央而且从机器后面钻了进去。
他在里面只呆了一秒钟——刚好够他从里面看我一眼——然后他又出来了，用一根带钩的棍子把那块棉布和玻璃窗都拨开，显然想拼命争取日光和空气。
然后他慢吞吞地再次钻进那台机器，把一块黑布拉过来罩在身上。这一回他在里头静静地呆着。我知道他正在默默祈祷哩，因此我一动也不动。
照相师终于又出来了，他神情严肃地摇了摇头。
“这张脸长得很不对劲。”他说。
“我知道，”我平静地说，“我从来就明白这一点。”
他叹了一口气。
“我想，”他说，“要是你这张脸有七八成圆，那就不一样了。”
“我也确信这一点。”我热情地说，发现这家伙还有点儿人情味令我感到高兴。“你的也是如此。事实上，”我继续说，“有好多好多人的脸都是僵僵的、窄窄的，没有一点伸缩的余地，不过要是你把它们弄成七八成圆，那它们可就变得又宽又大，简直是无边无际了——”
但是照相师不愿再听了。他走过来，捧起我的头扭过来又扭过去。我满以为他想吻我，我闭上了眼睛。
可是我错了。
他把我的脸扭到最大限度，然后站在那里审视着。
他叹了一口气。
“我不喜欢这个头。”他说。
然后他走回到照相机后面，又看了一眼。
“把嘴张开一点点。”他说。
我开始照办。
“闭起来。”他紧接着又补了一句。
然后他又看了看。
“耳朵有问题，”他说，“再低一点点。谢谢。还有眼睛。眼珠往眼皮下面转转。请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再把头往上抬一抬。对了，好多啦。现在鼓鼓胸部1好！脖子再弓一点——对——再收收腰——哈！——屁股朝手肘撅一撅——成！可我还是不太喜欢这张脸，它还是太圆了一点，可是——”
我在凳子上旋了一圈。
“停一停，”我非常激动地说（不过我想并不有失尊严），“这是我的脸。不是你的，是我的。我和它已相处四十年，我知道它的缺陷。我知道它长得不匀称。我知道它不是按我的喜好生出来的，可它是我的脸，我只有这么一张——”我意识到我的嗓子有点嘶哑，但我还是继续往下说——“就算它有缺陷吧，我也早已受上它。还有这张嘴，它也是我的，不是你的。这双耳朵也是我的，要是你的照相机太窄了照不下——”说到这里我开始从凳上站起来。
咔嚓！
照相师拉了一下快门。相照好了。我看见照相机因受震还在摇晃。
“我想我抓住了你一瞬间的活生生的表情。”照相师说道，得意地噘着嘴微笑起来。
“是吗？”我尖刻地说，“脸部表情，对吗？你觉得我平时就活不起来，就没有表情，对吗？让我看看照片。”
“噢，还看不到照片，”他说，“我得先洗出底片。星期六再来，我给你样片看个分晓。”
星期六我又去了。
照相师招呼我进去。我觉得他比上次沉静、庄严多了。我还觉得他的神情中还有某种得意哩。
他打开一张大大的样片，我们俩都一声不吭地看着它。
“这是我吗？”我问道。
“是的，”他平静地说，“是你。”我们俩继续看着。
“那对眼睛，”我有点犹豫地说，“不太像我的。”
“噢，没错，”他说，“不是你的，我把它们重新描了描。现在它们好看多了，不是吗？”
“那倒也是，”我说，“可我的眉毛肯定不是那样的，对吗？”
“没错，”照相师飞快地瞟了我的脸一眼，说：“原来的眉毛被换掉了。我们现在有一种专门用来调换眉毛的方法，叫德尔飞德。你会注意到我们用药水把眉毛从原来的地方挪开了。我不喜欢眉毛在脑瓜子上的位置太低。”
“噢，你不喜欢，是吗？”我说。
“是的，”他继续说，“我不喜欢它。我愿把原有的眉毛完全清理掉，然后在光洁的额头上画出新的眉毛来。”
“那张嘴巴呢？”我带着一种照相师无法理解的苦涩说，“那是我的吗？”
“也修正了一点点，”他说，“你的嘴巴太低了一点。我发现我没法用它。”
“不过这双耳朵倒挺像我的，”我说，“它们和我的一模一样。”
“没错，”照相师带着沉思的模样说，“那是你的，不过晒相的时候，我可以把它们纠正过来。我们现在有一种方法叫沙尔飞德——可以把耳朵整个儿挪掉。我会——”
“你听着！”我打断他的话，一边挺直身子，一边横眉瞪眼，用一种简直要把那人当场气死的轻蔑的口吻说：“听着！我来这儿是想照张相，照张照片——说起来荒唐，只求它像我而已。我只希望它照出来的脸和老天爷给我的一模一样，就算有缺陷也罢了。我只希望在我死后朋友们能靠它来寄托哀思，靠它来抚慰丧友之痛。看来我想错了。我的要求你根本没有理会。那好，你继续干下去吧。把你的底片（随你怎么叫它）拿走，把它浸到苏尔飞德、布罗米德、奥克赛德、考尔海德里好了——随便你把它浸到什么药水里——你可以涂掉眼睛，纠正嘴巴，调整整个脸蛋，再把嘴唇安上，再配一件新马甲，再让领带漂亮点，在上面涂一寸厚的釉彩好了，给它镀点金好了，在上面雕花也行，直到连你都觉得满意了再住手吧。做了这一切之后，你就自个儿留着它吧，和你的朋友去分享它吧。他们会视如至宝的。但对我，它再漂亮也一钱不值。”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随后我就离开了那里。
第五辑怎样才能活到200岁
二十年前我认识一个叫吉金斯的人，此公有健身的习惯。
那时他每天早上都要洗一个冷水澡，他说这能使毛孔舒张；然后他必定再洗一个热水澡，他说这能使毛孔关闭。他这样做为的是能够随心所欲地开合毛孔。
在每天穿衣起床之前，他总要站在敞开的窗前练习呼吸半个小时。他说这能扩大肺活量。当然他也可以去鞋店用鞋撑子达到这一目的，可这种窗前练习毕竟是一钱不花的，花去半个小时算得了什么呢？
穿上内衣后，吉金斯接着会把自己像狗一样拴起来做健身运动。他不是前俯，就是后仰，臀部撅得老高老高的，折腾得可来劲儿啦。
无论在哪儿他都能找到些狗事儿干。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了。在办公室的时候，他一闲下来就会趴到地板上，看自己能不能用手指把自己撑起来。要是此举大功告成，他接下来又会试其他的招数，一直要到发现某个动作实在做不了才肯罢休。就连午饭后的那点休息时间他都要用来练腹肌，他感到真是其乐无穷。
傍晚回到自己房里后，他不是举钢棒，就是搬炮弹，要不就是玩哑铃，还用牙齿咬住天花板上垂下来的什么东西做引体向上哩。在半英里之外，你都能听到那砰砰咚咚咚的声音。
他喜欢这样。
整个晚上他有一半时间吊在房上晃来晃去。他说这能使他头脑清醒。在把头脑完全弄清醒后，他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一醒来，他又开始再次清醒头脑。
吉金斯如今死了。他当然是一个先驱者，不过他因情系哑铃而英年早逝的事儿，并没有阻止一整代年轻人踏着他的足迹继续前进。
他们都成了健身癖的奴隶。
他们都使自己成了讨厌鬼。
他们在不该起床的时间起床。他们傻傻地穿着一点点衣服在早饭前搞马拉松长跑。他们光着脚丫互相追逐，双脚不沾满露水便于心不忍。他们猎取新鲜空气。他们为胃蛋白酶伤透脑筋。他们不愿吃肉，因为肉里含氮太多。他们不愿吃水果，因为水果里根本不含氮。他们更喜欢蛋白质、淀粉和氮，却不愿吃橘馅饼和面包围。他们不愿从水龙头喝水。他们不愿吃罐装沙丁鱼。他们不吃装在桶里的牡蛎。他们不愿从杯子里喝牛奶。他们害怕各种各样的酒精。是的，先生，就是怕。真是些“怕死鬼”！
他们这也怕那也怕，可还是患上了某种简简单单的老式病，没折腾多久也像别的人一样呜呼哀哉了。
如今这一类人怎么着都无缘长寿。他们是适得其反呀。
诸君且听我一言。你是不是真的想活得很长很长，真的想享受优裕幸福、老而未衰的值得夸耀的晚年，同时用你对往事的唠叨令左右邻居讨厌不已呢？
那就别听“早起长寿”的胡话。千万别听。早上最好在合适的时间起床。没到非起床不可不要起来，犯不着提前。如果你是十一点上班，那就十点三十起床。有新鲜空气就尽情呼吸吧。不过这东西现在早已绝迹。如果真还有的话，那就花五分钱买上满了一热水瓶，把它放在食橱架上。如果你是早上七点上班，提前十分钟起床得了，但不要自欺欺人地说你喜欢这样。这不是一件乐事，你心里明白。
另外，也不要信冷水澡那一套，你小的时候从不这样做，现在也犯不着当这种傻瓜。假如你必须洗澡（你其实真不需要），那就洗温水吧。从冷飕飕的床上爬起来，跑去洗个热水澡可谓其乐无穷，不知要胜过冷水澡多少倍。不管怎么样，可别为你泡过的澡或洗过的“淋浴”大吹其牛，好像世界上只有你洗过澡似的。
关于这点就说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谈谈细菌和杆菌的问题。不要害怕它们。有这点就够了。事情就这么简单，一旦你做到了这一点，那你就再也不用为它们忧心忡忡了。
你要是遇到一个杆菌，径直走上去好了，就盯着它的眼睛。假如有一个杆菌飞进了你房里，用你的帽子或毛巾狠狠抽它一顿。点着它的脖子和喉咙间抽吧，能抽多重就抽多重。过不了多久它就会受不了的。
不过，说老实话，要是你不害怕它的话，杆菌是一种很文静而且无害的东西。跟它说说话吧。对它说：“躺下。”它会懂的。我曾经养有一个杆菌，叫做“费多”，我干活的时候，它会走过来躺在我的脚边。我还从没结识过比它更重情义的朋友哩。在它被一辆汽车压死之后，我把它埋在了花园里，心里好不伤心。
（我承认这么说有点夸张。我并不是真的记住了它的名字，它说不定叫“罗伯特”。）
要明白，所谓霍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