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21-借我一生-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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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兵荒马乱的年月，哪儿能翻得到十多年前的旧报纸？爸爸想了半天突然记起，当时好像出版一种年鉴性的政治书籍叫《人民手册》，上面一定有，图书馆也可能有保存。　　　　
　　　　我想，惟一的出路，就是到我们学院的图书馆动脑筋了。但是图书馆在文化革命一开始就已经被查封，怎么办？　　　　
　　　　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的管理员大多是有“历史问题”的人物，不能教书了，却又懂书，就去管书。在这些管理员中，与我关系较好的是“右派分子”蔡祥明先生。前一阵学院有大字报揭发，说他有可能是“逃亡地主”。　　　　
　　　　人们说起“逃亡地主”就立即产生了一系列想象，好像罪大恶极的“黄世仁”、“刘文彩”害死了很多“喜儿”之后仓皇逃窜，逃到上海一所大学的阴暗书库里躲着，这实在太有吸引力了。但大字报贴出来那么久，农民造反派并没有来抓他，这是怎么回事？我因为有一个“破产地主”的外公，大致能想象事情的基本面目，很可能是蔡祥明先生的老家有点钱，但他却一直流落在上海。　　　　
　　　　我敲开了蔡祥明先生住所的门。那是教学楼东边一排小平房中的一间，三平方米左右，只能放一张小床。我问起“逃亡地主”的事，谁知他一说比我想象的还简单，他曾对什么人说过，这宿舍太小，家乡房子大。“逃亡地主”就是从“家乡房子大”这个说法一步步“推理”出来的。　　　　
　　　　我对他说，这事倒也不能掉以轻心，一有风吹草动还是会有人顺着这个罪名胡言乱语，因此应该把自己家乡的实际情况写出来，还要把那天关于“家乡房子大”的谈话过程写出来，作为申诉交上去，也算备个案。　　　　
　　　　蔡祥明说他不会写这种东西，求我帮他写。又说要写这么多内容挺费事，这房间连一张桌子也没有，问我能不能抽时间到书库去写。　　　　
　　　　这正合我意。我一心想着《人民手册》。


《借我一生》　第一部分戴黑边眼镜的青年（4）

　　　　那天我在尘封的书库里给他写好了申诉，他说昨夜反复思考还是暂时不交上去，而且也不知道要交给谁，暂且放在手边，等到有事时再交。我同意他的做法，却早已在东张西望间看到了那一大叠《人民手册》。　　　　
　　　　我提出要翻翻《人民手册》，他没有阻止，因为这个书名不会给他带来“散布反动书籍”的罪名。他说他要暂时离开一下去开会，一小时后回来，放我出去。　　　　
　　　　等他走后，我连忙找一个凳子爬上去拿下两本《人民手册》，很快找到陈毅市长的讲话，还摘录了他正面评价中国民族资本家、私营企业家的几段话。　　　　
　　　　抄完之后我舒了一口气，站起身来重新打量这个书库。　　　　
　　　　书库本不陌生，但被查封了那么久，今天见到，如逢狱中亲人。这么多亲人被判了无期徒刑，没有出狱的时日。其实，没有它们，真正被囚禁的反而是我们。　　　　
　　　　一小时后，我跟着蔡祥明先生悄悄地离开了书库。三小时后，陈毅市长的话已经写在爸爸的申诉报告中。　　　　
　　　　我为我的工作效率而高兴。　　　　
　　　　但是，谁能想到，正是我的这个举动，给爸爸带来了灭顶之灾。　　　　
　　　　两个星期之后我知道了事情发展的具体过程。　　　　
　　　　造反派收到爸爸申诉后认为是“翻案”，开了一个小型的批斗会。爸爸又一次复述陈毅市长当年的讲话内容，造反派便大声呵斥道：“你知道吗，陈毅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的人物，北京已经开始批判了！”　　　　
　　　　爸爸完全不知道这惊人的消息，随口嘀咕了一句：“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停——余学文！”一个陌生的声音尖利响起，爸爸抬头一看，是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以前从没有见过。他喊“停”后好一会儿不再有声音，无论是爸爸还是批斗会全场，都在等待。　　　　
　　　　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在喉底轻轻笑了一下，终于开口。下面这段，是他与我爸爸的问答——　　　　
　　　　问：你刚才是说，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答：唔。　　　　
　　　　问：你过去学过语法吗？　　　　
　　　　答：学过一点，忘了。　　　　
　　　　问：“主语”没有忘吧？　　　　
　　　　答：这没忘。　　　　
　　　　问：“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这句话，主语是谁？你是说谁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答：我们。我是说我们大家对陈毅市长都不能过河拆桥，不是专指你们造反派。　　　　
　　　　问：专指我们造反派倒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我们那么年轻，无权无势，说得上对陈毅过河拆桥吗？　　　　
　　　　答：我说大家。　　　　
　　　　问：什么大家？你的级别有多高？　　　　
　　　　答：我没有级别。　　　　
　　　　问：一个没有级别的人能对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国务院副总理过河拆桥吗？　　　　
　　　　答：可能用词不当。　　　　
　　　　问：你用词很当。你说对陈毅不能过河拆桥，是在说一个人。这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可以把陈毅当作渡桥和工具，你老实说出来吧，你究竟是指谁？　　　　
　　　　答：……　　　　
　　　　问：触及要害就不吭声了吧！其实你刚才躲来躲去，就是在躲主语，躲要害。既然这样，我不能不在你面前高喊一声口号：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　　　　
　　　　…………　　　　
　　　　——从那天晚上开始，爸爸的问题性质变了。　　　　
　　　　我听了爸爸对这个过程的叙述，头也晕了。“你这么一个小人物，怎么也碰不到上层政治啊。”我说。　　　　
　　　　“不，全连上了。那次批斗大会后，我的另一个老朋友张茂宏揭发，说‘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在路上对他说过，陈丕显打不倒。”　　　　
　　　　“你说了吗？”我问。陈丕显先生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上海市的一位负责人。　　　　
　　　　“很可能说了。”爸爸说，“我在广播里听过他的报告，口气温和，也比较实事求是，不像是坏人。而且全部打倒了，这个城市谁来管？”　　　　
　　　　“你这是瞎操心。”这话我刚说出口就后悔了。爸爸并没有瞎操心，他只是在走路的时候与一位老朋友随口聊天罢了。　　　　
　　　　“他们说我既为陈毅翻案，又为陈丕显翻案，因此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孝子贤孙。”爸爸说。我没想到爸爸头上已经压了那么多帽子。　　　　
　　　　这显然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字狱”在现代的变种，可称之为“大批判文化”。这种“大批判文化”一旦与前面所说的“大揭发风潮”相遇合，其效果近似于核裂变。“大揭发”有本事把一丝风影说成铁证，“大批判”有本事把一声咳嗽判成大罪，结果，只要它们一联手，天底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快速成为元凶巨恶、窃国大盗、杀人魔王。　　　　
　　　　爸爸的那些“老朋友”、“当年同事”突然热衷于揭发，已经使爸爸无招架之力；又不知从哪里闯进来这么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核裂变立即形成。


《借我一生》　第一部分戴黑边眼镜的青年（5）

　　　　其实遭殃的岂止是爸爸，当时中国的万里山河，几乎全都沦陷于由大揭发和大批判交融而成的灾难之中。　　　　
　　　　爸爸不能回家了，关押在单位的一个小房间里，只有星期天看守人员休息时才被允许回家拿点衣物。批斗会每三天开一次，后来觉得内容太重复，大家听厌了，就改为一星期一次。　　　　
　　　　最恐怖的事情是薪水停发。这是我一直不想开启的记忆闸门，其中储积着太多的悲苦，怕一时喷泻，连我自己也受不住。但这是全家的承受、老少的煎熬，这是灾难的核心、邪恶的杰作，我岂能避过？　　　　
　　　　爸爸薪水停发后，单位里只发放“生活费”。当时全国“被打倒对象”的生活费标准是统一的，即每月二十六元人民币。　　　　
　　　　我至今不知道是北京哪个部门订下这么一个数字的，查遍所有的“文革”史料都没有查到。然而，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冤孽般的数字，天天在脑中盘算，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也许是什么人粗粗划定一天一元，扣去四个星期天，变成了二十六？　　　　
　　　　但是，他们算的是单人。他们真的不知道吗，在当时，很多“被打倒对象”有着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很可能只有惟一的经济来源？　　　　
　　　　而且，他们真的不知道吗，所有的人在星期天也要吃饭？　　　　
　　　　当时在我家，这每月二十六元的人民币需要养活以下人口：　　　　
　　　　首先是爸爸自己，关押处并不免费管饭。那年他四十五岁；　　　　
　　　　然后是祖母，那年她七十五岁；　　　　
　　　　妈妈，四十四岁；　　　　
　　　　我，二十一岁；　　　　
　　　　表妹，也是二十一岁；　　　　
　　　　大弟，十八岁；　　　　
　　　　二弟，十一岁；　　　　
　　　　小弟，八岁。　　　　
　　　　一共八个人。没有其他任何收入，当然也不可能保留存款，平均下来，每人每天一角。再扣去房租和水、电、煤的最低费用，每人每天七分。请当代青年不要误会，这不是指零用钱，而是全部生活费。　　　　
　　　　爸爸在关押室里天天算这笔账，但他已经失去撑持这个家庭的权力。这个权力，已经落到我这个大儿子身上。


《借我一生》　第一部分叔叔走了（1）

　　　　极度饥饿中的亲人是不能聚在一起的，因为面对一点儿食物必定会你推我让，谁也不肯下口。　　　　
　　　　妈妈说，吃过了。祖母说，胃疼。当然全是谎话，连八岁的小弟弟也看出来了，眼巴巴地放下了筷子。　　　　
　　　　只能躲回学院里，吃饭的时候去食堂。“文革”时期中国没有太大的灾荒，学院的食堂里供应还算可以，学生每天花费四五角钱也吃得不错了。但是，我的极限是七分，而更可怕的是，我不能暴露这个极限，要装成与其他同学差不多，这真是难死了。　　　　
　　　　为什么要装？因为一旦暴露，造反派同学就会立即判断我爸爸被打倒了，紧接着一定是两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抄家、联合批斗。学院的造反派在行为方式上更凶狠，一旦上门，我的已经饿得奄奄一息的祖母和妈妈，受得了吗？　　　　
　　　　想来想去，不如争取主动，我和弟弟、表妹一起到爸爸单位走一趟。同时也让那里的造反派看一看，一个被打倒对象的身后还有那么多人要吃饭。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瘦个子青年。他表情上的最大特点是笑容灿烂，但转瞬即逝，眼神不定，眼珠快速转动，你盯着他看一会儿就会头晕。　　　　
　　　　我坐下后把屋子打量一下，看到他脑后墙上贴着“风雷激”三个字，是领袖手写体，怀疑是他们这个造反队的名字。　　　　
　　　　当时社会上造反队虽然多如牛毛，但起的名字都差不多，例如这“风雷激”就满街都是。只有我们学院有一个学生自己一个人成立一个造反队，叫“独立寒秋”，虽也出于领袖诗词，却能给人留下一些印象。可惜这个名字很难与别的词汇搭配，“独立寒秋战斗队”？“独立寒秋造反兵团”？一出现“队”和“团”，就伤了“独”的味道，于是他最后改定“独立寒秋司令部”，雄壮得一派凄凉。这“风雷激”就不一样了，一见就仿佛能听到喊声喧天。　　　　
　　　　瘦个子青年见我注意这三个字，似乎感觉到我在询问他们的组织所属，便立即抖了抖他披着的一件棉布大衣的左袖筒，说：“我们是工总司的。”　　　　
　　　　那件棉布大衣他只是披着，空空的袖筒一晃荡，把别在上面的一个红袖章晃到了我们眼前。其实这袖章在街上也见得到，上印一排正宋体红字，文曰：“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中间印三个手写体大字：“造反队”，下缘用黑墨水笔潦草地涂着一个号码。　　　　
　　　　“工总司”的司令是王洪文，当时已是赫赫有名，但世事多变，谁也想不到他后来能做到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副主席，最后又判了无期徒刑。王洪文后面还有一大串当时在上海几乎人人皆知的人物，如王秀珍、陈阿大、耿金章、戴立清、王成龙等等，现在记不全了。我相信眼前这个瘦个子青年见不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当时这个“工总司”在上海管辖的造反队员已有几十万人，有时还号称几百万人，权大势广，其中任何一个小司令出来都是保镖重重，他，还远没有到可以接近他们的时候。你看这个屋子就很冷清，与我们谈话的，除了他，只有一个毫无表情的中年人。　　　　
　　　　我以为能见到那个用“语法”把爸爸打倒的戴眼镜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却没有。　　　　
　　　　“你们属于什么司？”他问。显然是想拉近关系以便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