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21-借我一生-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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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有点气。”我已经说不响亮了。　　　　
　　　　“我知道，气恶人太恶，气世事不公。其实都没有什么好气，恶人当然会恶，世事从来不公。最大的不公，你气都没法气。你看我十个孩子死了九个，都死在我前面，我去气谁？”　　　　
　　　　很雄辩。　　　　
　　　　“要不，还去乡下躲一阵？”祖母开始为我设想办法了。　　　　
　　　　我说：“这次下不去了。有人说我反对毛主席，我要是躲到乡下，会被抓回来。就像前几年，我能躲到奉化山上，爸爸就不能，他们会来抓。”　　　　
　　　　“那又怎么样？”祖母还是那口气，“他们也说你爸爸反对毛主席呢。我算过了，到了阴间，毛主席最生气的就是他们。他一定会亲自审问：为什么要凭空造出那么多反对我的人，败坏我的名声？”　　　　
　　　　说到这里祖母笑了，我也笑了。　　　　
　　　　冯岗先生还是经常找我谈话，派人来通知的时候非常严肃，等我到了之后把门一关，便耸耸肩，给我做一个愉快的表情，几乎不再谈清查的事情。　　　　
　　　　“我女儿昨天讲起你‘文革’初期对抗造反派的一些事情，真不错哦！”他说。　　　　
　　　　改天，他又告诉我，他家对窗的邻居是我中学的同学，叫张敏智，一个中学教师，一有机会就向他打听我的处境，非常关心，还对我的人品作了种种保证。在政治运动中为中学同学作人品担保，也真够冒险。　　　　
　　　　看着这位白发苍苍、衣冠不整的老人我一直在想，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也有爱憎是非，却又如此谨小慎微，为什么？他当时的地位，已经比那些翻云覆雨的人物高，为什么不与他们针锋相对？一度，我甚至对他也有点生气。　　　　
　　　　有一次，他在我面前自语似的嘀咕，像是作了解释：“搞运动就要鼓励揭发，鼓励揭发就无法提防诬陷，诬陷一旦落实成文字，再大的干部也没有办法帮你抽掉，这好像已成为规律……”　　　　
　　　　我问：“历来的这种运动中，有没有惩处过诬陷？”　　　　
　　　　他说：“很少，几乎没有。”　　　　
　　　　老人的内心，比我还悲观。　　　　
　　　　写作组系统的另一位老人比他乐观，那就是老资格的哲学家姜丕之先生。姜先生作为老干部也翻阅过揭发我的材料，一天在一个弄堂口拉住我，说：“相信我，你没有任何问题。”说着他举起了有伤痕的右手大拇指：“解放战争时我在山东老区受到审查，拴着大拇指吊在梁上。后来事情清楚了，我用这只手写黑格尔《小逻辑》阐释。”　　　　
　　　　相比之下，一些没有太多运动经历的年轻人勇敢多了。有一次在食堂排队，我前面隔着一个人恰好是那个镶金牙齿的揭发者，他正在与另一位清查组成员谈话，边上突然冲过来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在我身边站定，憋红了脸大声对我嚷嚷：“别怕，余秋雨！我已经知道真相，‘文革’结束了，看他们还能胡闹多久！”　　　　
　　　　她的声音如此之响，使整个食堂一时为之寂然。我牢牢记住了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她叫赵锦绣，不知现在在哪个单位工作。　　　　
　　　　其实赵锦绣我是认识的。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总理去世时我正好又被关进了上海虹桥医院的肝炎隔离病区，她也在。记得那天早晨在收音机里听到哀乐后，病区里各种职业的病人哭成一团，包括一些没有文化的环卫工人在内。因为在当时很多中国人心目中，表情温和的周恩来的离去，是中国最后一个希望的离去。我记得当天验血，不少病人连GPT指数都上升了，一个姓吴的护士拿着一叠验血单一边翻阅一边擦泪。　　　　
　　　　我当时想，这些病人和护士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平民，却那么急切地在每一个政治老人身上搜寻着任何一点希望，中国人真是可爱又可怜。　　　　
　　　　这时突然传达通知，上海严禁各单位的一切悼念活动。我、赵锦绣，还有静安区一位叫赵纪锁的老干部，三人听了传达后只说了一句“我们是病人，怕什么”，便立即在病区底楼的一个仓库里布置灵堂，组织全病区举行隆重追悼会，由赵纪锁先生主持，我致悼词。　　　　
　　　　我能够推测，禁止追悼活动的命令并不是针对已死的周恩来的，而是怕“死人压活人”。但是我们，在苦难的大地煎熬了那么久，已经不怕什么。　　　　
　　　　事后，我还独自把病床搬到灵堂隔壁守护，以防有人来拆除。我相信这很可能是当时全上海惟一公众性的周恩来灵堂。这件事，当年虹桥医院第六病区的所有病友和医护人员，都不会忘记。　　　　
　　　　那天赵锦绣在食堂里的大声嚷嚷，帮我下了一个决心。我决定像那次在医院里组织追悼会那样，继续壮胆抗争。就从那天开始，我不间断地向北京的中央领导机构写信，反映上海清查运动中出现的投机分子和是非颠倒，呼吁彻底否定“文革”。我说，只有否定“文革”，才能全盘改观。如果仍然以捕风捉影的“反对毛主席”作为清查的第一标准，到头来只能是“文革”初期造反派在所谓“誓死捍卫”口号下一系列极左行为的重复。


《借我一生》　第二部分隐秘的河湾（7）

　　　　这一大堆信，我想直到今天，中央的信访办至少还应该保存着登记目录吧。当时为了防止意外，我把其中一份底稿以给李小林同学写信的方式藏在她家里，心想她父亲巴金先生已经平反，会比较安全。　　　　
　　　　历史，终于走上了正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两个凡是”结束了，“文革”终于被彻底否定了。　　　　
　　　　清查组在我的问题上不知该如何收场，只是谈话的口气变得越来越温和。“攻击毛主席”改成了“议论毛主席”，不久又改成了“有错误言论”，过几天又改成“说过几句不妥当的话”，后来干脆不提了，只说大家都有问题，让我“反思一下自己的其他问题”。　　　　
　　　　一天，清查组里一位平日十分寡言的谢先生轻声对我说，晚上到他家去一次，还把他家的地址抄给我。　　　　
　　　　那天晚上我刚敲开门，他就一把拉我在沙发上坐下，满眼诚恳地直视着我说：“中央精神有变，你的话没有错。那两个人正在找台阶，证明清查你是正当的。找到你的两篇学术文章，一篇写鲁迅的，一篇写胡适的，每个字都在啃，啃了几个月，还没有啃出问题……”　　　　
　　　　“那么，他们会怎么做我的清查结论呢？”我问。　　　　
　　　　“这就是我今天找你的原因。他们原来搞你的材料全部作废了，写不出任何一条问题，现在把球踢到了我这里。我和几个比较正派的清查组成员商量，还是由你自己写几句吧。”他说。　　　　
　　　　“没有问题就说没有问题嘛！”我说。　　　　
　　　　“那也得由你来写，我们表示同意，再叫老夏看一看。你的事我给老夏说过，他说天下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没有问题，他自己在‘文革’中的问题就很多。我建议，你就如实写几句，有没有问题别人自然会看出来。”显而易见，他对我充满善意。他所说的“老夏”，就是他们的临时组长，早年与江青熟识，“文革”中被隔离过一阵。　　　　
　　　　但是，我心中充满不平。我说：“老谢，什么时候了，他们居然在查我的那两篇学术文章？他们也不看看年代，那是在周恩来、邓小平主政的年代写的，当时敢于写学术文章，还署了我自己的真名，本身就是在对抗大批判！他们自己写了那么多造反、批邓的文章反而不查了？这真是历史的颠倒。”　　　　
　　　　老谢说：“你的不幸，是车部长亲自决定审查你的。他倒是讲了你很多好话，但后来却撒手不管了。现在，车部长和市委书记苏振华他们在‘两个凡是’上出了问题，都调走了，清查组的人都忙着撇清与“两个凡是”的关系，忙着在找自己今后的工作。他们这次算是又滑过去了。”　　　　
　　　　根据老谢的要求，第二天我就写了一份自我清查。共分三条，抄录所留底稿如下——　　　　
　　　　自我清查　　　　
　　　　“文革”十年，我受尽批判，历经磨难，家破人亡，却仍能抵制造反，抵制批邓，殊为不易。但心中也有很多愧疚，尤其是对父母、亲友救助乏力，至今深自谴责，不便与外人道也。　　　　
　　　　近两年接受清查，清查的主项问题，现已有中央文件证明我为正确，毋庸多论。另外曾被清查人员感过兴趣的，是下列第一项。其他两项虽然算不了什么问题，却一直使我感到不舒服，因此不妨作为教训提一笔。　　　　
　　　　一，我曾帮助在外地农场一起劳动过的“难友”──残疾人沈立民先生，从邮局转寄过一封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给当时分管工业的市政府领导马天水。我和那些不认识的车间工人们都没有预料到他几年后会犯政治错误。从中得出一个教训，虽然向政府有关部门投诉是人民的权利，但最好不要投给我们不了解的领导人；　　　　
　　　　二，十年间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但在复课后有一次却对自己所在学院表演系编的一份台词教材，提出过不恰当的口头意见。我误以为那份台词教材的“绕口令”有点低俗，可能是“工宣队”插手了，其实是误伤了与我关系十分亲密的教师；　　　　
　　　　三，在我生病其间，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青年工人请求我从文字语法上帮助修改一篇谈《红楼梦》的极为幼稚的千字短文。我推不过，在病床上花了大约十分钟时间修改了一下。后来这个青年工人得知我因帮沈立民先生寄信的事情被审查，也紧张了好一阵。由此得出教训，此生作为教师，只能教书，不能改文。只要在别人的文字上一落笔，什么都扯不清了。　　　　
　　　　十年教训，略如上述，敬祈指教。　　　　
　　　　两天后，老谢告诉我，我的清查结论就写了这三条。但我的文字“太幽默”，可能会作些修改。我说，要修改可要征得我同意。但后来再也没有回音。　　　　
　　　　二十几年后，当年的揭发者，那个金牙齿在上海《文学报》再一次向广大读者揭发我当年曾经被他清查，还说保存着“材料”，全国一片哗然。我一时警觉，拉着一位政法记者一起转弯抹角终于找到了“两个凡是”时期金牙齿等人的组长夏某，当面质问当年他们搞的“材料”的去向。夏某老衰，支支吾吾说全部上缴了，又反反复复地说我的好话。后来，我又继续查缉，穷追不舍，终于，有关领导部门和司法机关在我的强烈要求下，花了不少周折，在一个角落查到了当年夏某他们上缴的所谓“材料”，有关我的，还是这三条。他们读了几遍，不知所云，瞠目结舌。但我估计，我的文字一定被人改坏了。因为后来据看过这份“材料”的几位负责人告诉我，既看不出任何问题，也看不出任何幽默。　　　　
　　　　就在我当时以轻松口气做“自我清查”之后不久，北京一位叫张云义的军人一连几次来上海找我。他是当时北京一位副总参谋长的女婿，代表国防科委的王素之将军，动员我到军队工作，去北京。　　　　
　　　　这事使我很惊异。原来，王素之将军一度曾到上海领导过清查工作，知道我的一些情况，回北京后对我的政治判断和为人态度越来越有好感，执意要调我。


《借我一生》　第二部分隐秘的河湾（8）

　　　　张云义先生说：“你受了很大委屈，但‘两个凡是’的问题在上层人事上比较复杂，考虑大局只能向前看了。军队调你，立即给你一个像样的级别，正团级，就是为你恢复名誉。”　　　　
　　　　听了这番话我被王素之将军的负责精神感动了。他只是来过这么一段，也没有再过问后来的事，却一直记着，尽自己所能，给一个远方的年轻人返还公道。　　　　
　　　　我对张云义先生说：“请代我谢谢王老，但调我却不必了。现在我已找到岗位：为中华文明的重建做点事。在这个岗位上，是否恢复那种名誉，并不重要。”　　　　
　　　　此后，张云义先生还来我家四次，他们调我之心一直未泯。　　　　
　　　　张云义先生一再警告我：“中国文人里最让人恶心的就是那些揭发专家，揭发过一次就会揭发一百次，因为除非你永远默默无闻，否则他们总会为过去的揭发感到不安全，所以一辈子不放过你。还是离开上海吧。”　　　　
　　　　我说：“你这么说我更不走了，历史还能听他们摆布？”　　　　
　　　　就这样，我留在上海了。　　　　
　　　　然而，我早已不想和那些揭发专家憋气。　　　　
　　　　我很明白，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只是社会一小角。“文革”中受难的很多家庭，地位更高、落差更大、灾祸更深。　　　　
　　　　这就是我们脚踩的土地。　　　　
　　　　这就是我们民族的集体隐疾。　　　　
　　　　所谓集体隐疾，就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