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世界-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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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并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民族解放军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安全庇护和支持。不过，由于古巴有卡斯特罗的坚强领导，且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追求”，美国轻易不会对它下手。
苏丹和利比亚虽然还在“黑名单”上，但受攻击的危险度却已大大下降。其实早在“9·11”之前，苏丹就与美国开始了反恐怖主义的合作，其中包括与美国政府不同机构建立密切关系，调查和逮捕被怀疑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极端分子。令美国多少有些满意的是，尽管苏丹政府被认为对类似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等恐怖主义组织仍有所支持，但苏丹参加了有关反恐怖主义的12个国际公约和议定书中的11个，还参与了为结束自1983年以来连绵不断的内战而展开的区域性努力——这是与美国敦促苏丹拒绝向恐怖主义分子提供庇护的目标相平行的一个政策重点。不过，对非洲的其他地区，如索马里、肯尼亚，美国仍不能放心。
一面是伊朗、朝鲜、叙利亚的“岌岌可危”，一面是利比亚、苏丹的日渐“超脱”，映射出的则是“9·11”事件后布什的“以反恐划线”和“以防扩散划线”的战略思维。正如布什向全世界所宣称的，“你要么跟我们站在一起，要么跟恐怖分子站在一起”，在反恐和防扩散问题上的导向已逐渐成为布什政府评判其他国家与美国关系的重要标准，“9·11”后，美国与俄罗斯、巴基斯坦和苏丹等国关系的变化，以及“邪恶轴心论”的出台，都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这个标准。
对于美国这种孤立人而不是团结人、热衷政权更迭而不是全力打击“基地”的做法，国际社会颇有微词。2003年9月22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特别指出，在同恐怖主义的斗争中，要力图通过心智去战胜它，因为恐怖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复杂的原因，打击恐怖主义绝不是军事力量单独可以办到的。
这也正是许多国家与美国在反恐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所在。不同于美国的军事反恐思路，大多数国家关心的不是发生了的以及也许还会发生的政权更迭，而是要为恐怖主义以及滋生恐怖主义的世界环境找出答案，而美国政府非友即敌的政策则“促进了两极分化，助长了极端态度，从而为那些一直试图进一步分裂世界的恐怖分子提供了滋生的土壤”。2在当今世界上，有50个国家的人均年收入低于1450美元，28个国家濒临“破产”，穷国和富国的人均差别超过1∶100；即便是在发达国家，贫富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这些都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机。
就连美国学者也承认，“9·11”袭击表明，“失败的国家”不仅仅是一场人道主义悲剧；它们还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在他们看来，塔利班政府和“基地”运动产生于阿富汗境内旷日持久的内部冲突，本·拉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利用失败的国家作为他的避难所，“如果阿富汗在过去10年中是由一个更有能力的和更加温和的政权来统治的话，本·拉登本来是不会在那里找到庇护所的，而对美国的袭击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1 值得注意的是，“基地”组织最初把大本营设在苏丹，随后又转移到阿富汗，其原因相当简单：苏丹和阿富汗是两个与世界隔绝最严重，全球化程度最低，人民生活也极其贫苦的国家。而在东南亚，经济的苦难也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虽然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一再否认贫富差距与恐怖主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没有人可以否认，在很大程度上，贫穷所带来的绝望与幻灭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大多数社会学家都赞同沃尔特·拉克和约瑟夫·奈的观点：虚弱和失败的国家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沃土。
但遗憾的是，美国对“综合治理”这些“土壤”却缺乏足够的热情和投入。“布什在什么地方？”——2002年9月当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南非举行时，会场附近出现了这样一则“寻人启事”，布什总统拒绝出席这次旨在铲除贫困这一滋生恐怖主义土壤的会议引起了世界舆论的不满。更为可悲的是，美国似乎没有看到它拒绝签署的国际条约（《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京都议定书》等），都是为了抵制恐怖分子想要利用的全球化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和不断扩张的金融体系，以达成全球性合作而进行的努力。在很多人看来，美国轻视这些努力表明了一种以保护自己的国家主权为名而加剧世界无政府状态的战略，同时也使反恐事业面临着分裂的威胁。
相比之下，亚欧在反恐上的合作和反恐联络机制的建立就颇具建设性。2003年9月22至23日在北京举行的亚欧会议反恐研讨会，通过了《主席结论》，强调打击恐怖主义应发挥联合国的中心作用，应综合治理，继续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不应将反恐与特定的宗教、种族、文化挂钩，决定建立亚欧会议反恐联络机制，并在情报交流、人员培训和加强立法和执法机构间的联系等方面开展合作。
显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采取协调一致的多边行动是反恐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崭新的两极世界正在形成，其中的一极是一些国家和非国家的恐怖和刑事犯罪的跨国网络，它们信仰基本的意识形态，不承认法律准则和思想道德限制，并以此向全球扩张；而另一极则站在它们的对面，追求和平的理念，赞同基本的价值，承认世界文明的多样化，无论是美国、欧盟、俄罗斯还是中国，都站在这一极中的代表，它们与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拥有共同的理念和追求：打击恐怖与犯罪，缔造和平与繁荣。人们应该明白，历史已把以前冷战中的敌人放在一条船上，使它们面临选择：要么一起抵制共同的敌人，要么“一个个地失败”。2
但问题的是，倾听别人的意见、考虑他人的利益、哪怕是考虑盟国的利益，似乎都不是美国的传统，在经济和军事在世界上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美国也无意去寻找复杂的解决办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信奉法律至高无上的国家，美国正千方百计地实现动用军事力量最大限度的合法化。不仅反恐行动，就连维和行动实际上也变成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一种手段，在或多或少合法的基础上，动用军事力量来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3尽管简单的军事力量已经并将继续被证明是低效的反恐方法。
第八章：美国的能源地图能源内阁的“安全忧虑”
尽管英国的布莱尔政府一直与布什政府保持统一口径，尽力回避“倒萨”战争的能源目的，但英国学者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场争斗主要是为了争夺有限资源的控制权，而这种资源战争也正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常态。用约翰·格雷的话说，意识形态冲突正逐渐被地缘政治冲突所取代，冷战也已被资源争夺所取代，而这种情况也正是国际关系回归到正常状态的表现，因为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人类多是为了争夺黄金、钻石、河流和肥沃的土地而发生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的意识形态争斗是极为反常的。
这种分析可以从一张地图开始，这张地图标明处于有争端或不稳定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这些有潜在冲突的地区包括波斯湾地区、环里海地区、中国南海海域、阿尔及利亚、安哥拉、乍得、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苏丹、委内瑞拉，这些地区和国家拥有世界已探明的五分之四的石油储备。这张地图也标明了输油管线和那些从供应地运往西方市场石油和天然气的船只的航线；这些路线途经的地区正经历着循环不断的暴力冲突。相对来说，有争议的资源地图对于标明潜在暴力冲突，是一个比其他地图更可信的指南。1与此相仿的是，在布什政府高官的心目中，也有这样一幅能源地图，它标明着确保美国能源安全的战略要点，也指明了相关的外交与军事行动的方向。
能源内阁的“安全忧虑”
在组阁之初，布什政府就被很多人视为富翁内阁和能源内阁。布什政府的诸多高官不仅大多是家财万贯，而且与石油和天然气业也有着藕断丝连的联系。正如人们所知道的，总统本人从小就浸泡在得克萨斯州石油勘探文化的氛围中，在从政前还曾投身这个行业一试身手，对油价起伏深有感触。在他的自传中，布什颇有感慨地说，“我生活在石油业，了解它的潮涨潮落。我也知道能源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石油与天然气是得克萨斯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手里有能源，我们的国家就安全了。”
副总统切尼在进入白宫之前是哈里伯顿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正是由于石油公 司业务上的经常联系，使老布什看上了这个“能干的人”，并最终使之成为老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和小布什政府的副总统。在切尼就职后，他还主要是根据一些石油公司负责人的意思制定了能源政策，而且一直不愿向公众公布这些人的身份。其他的人，如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总统高级顾问卡尔·罗夫、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商务部长唐·埃文斯、财政部副部长彼得·菲舍尔、布什的前首席经济顾问拉里·林赛、环保署行政代表琳达·菲舍尔、陆军部部长托马斯·怀特等，都与能源公司一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统计，小布什政府中100位最具影响的官员中，一半以上与石油公司和军工企业有着直接经济利益，政府中代表着石油文化的人数目可谓庞大至极。
这种人员组合至少在三个方面对美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对能源公司利益的照顾。由于白宫的主要决策者与能源公司关系密切，在制定能源政策和外交政策上，不可避免地会或多或少地考虑到能源公司的利益，以副总统切尼为例，他在制定能源政策方面的一些做法在安然丑闻曝光后就遭到了质疑，而在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上，他也对老东家哈里伯顿公司“举贤不避亲”，帮助这家公司参与修复被毁坏的伊拉克油井，并评估油井、管线和泵站等各项设施。
二是强烈的能源安全的忧患意识。由于美国消费的石油资源超过了它的产量，这就注定了能源安全将永远是一个问题，尽管1973年中东战争和是由危机已过去30年时间，但美国人仍对石油价格剧烈变化和由于多个生产国同时减少出口而造成的混乱记忆犹新。如今，美国人每年消费的70亿桶石油，有一半以上需要进口，到2020年，随着石油消费量的增加和国内生产量的减少，这一比重将会增加到三分之二。从能源储备的角度看，美国国内的石油储量大约为280亿桶，因此美国依靠自己只能满足大约4年的需求。1这也正是2001年6月由切尼主持编制的《国家能源政策报告书》所警告的，为了充分满足美国的石油需求量，石油供应线的多种变化为先决条件便是该报告书的最终结论。
忧患意识也促使布什政府把控制石油资源定为自己主要的战略任务，而浓厚的军事色彩、鹰派势力的上升和“9·11”所带来的安全压力，使得布什的能源战略成为了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全球战略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实早在布什竞选总统期间，就曾提出过这个关键问题，布什宣布他要制定一项能源计划，可是这个“切尼计划”后来在议会搁浅了，于是布什政府在国内不再提及此事，而是打算在国际上解决这个问题。
在限制本土的石油开采（禁止在阿拉斯加开采石油，借口是要保护北极地区的生态环境）的同时，美国开始寻找更多“产油的朋友”，以扩大石油供应的渠道。就像埃克森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雷蒙德所说的，“（石油）安全的关键是找到供应多元化的方法。”2
在切尼版的“国家能源政策”中，从能源的安全考虑出发，美国准备采取降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的方针，而不久后发生的“9·11”事件则成为迫使美国修改同沙特阿拉伯的特别关系的契机，对伊拉克的征服则被视为一箭双雕的战略选择。
第八章：美国的能源地图海湾地区的能源压力外交
事实上，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一直都是美国战略思考的一部分。在“9·11”之前，美国德州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与“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合作完成了《廿一世纪战略石油政策之挑战》专题策略评估报告，如何夺取伊拉克石油，即已进入了“时间表”。布什就职初期，2001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