峭壁边缘-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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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这句话，我豁然开朗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几乎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原因。”我说。它们的董事会对股东们负有信托责任，有义务拒绝放弃2/3的利润，它们也必然会放弃。

　　　　我的结论是，本届政府如果想作出任何有意义的变革，就必须变得更灵活一些。我的对策是，我们可以改善前一年众议院以3∶1的优势通过的一项议案。这项议案要求建立联邦住房金融局这样一个新的实体，并赋予它像银行业监管者那样的权力，负责监督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资产组合。

　　　　众议院的这项议案是在两党的共同支持下通过的，但我相信我们还有改善余地，还可以设定更为严格的标准。但是，白宫是完全反对这项议案的。白宫认为房利美和房地美太过强大，根本就不是它们的主管部门所能控制的，因此希望国会能够以明文法规来对它们的投资资产组合加以限制。政府的想法与参议院的一项由共和党人提出的议案相吻合，这项议案要求设立一个更强大的监管单位，并对两房的投资组合加以上限。但当11月份的中期选举使民主党人一举控制了参众两院，我们很明显需要一点灵活性了。

　　　　幸运的是，我在两党之中都结识了一些好友。其中一位是老牌民主党众议员，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巴尼·弗兰克。嗓音沙哑、争强好斗的巴尼不光是华盛顿政界名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也是《奥赖利实情》（TheOReillyFactor）和《周六夜现场》（SaturdayNightLive）节目的大红人。巴尼善于表现自己，机智而又风趣，但他也是一个务实、律己、绝对值得尊重的政治家：他从未辜负我的信任。作为一名老资格议员，他只会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去努力。为了完成目标，他愿意做交易，愿意妥协求全。

　　　　巴尼从一开始就表示他愿意与我协力推进对两大政府资助企业的改革，解决投资组合上限和政府监管的问题。尽管我们已经有所进展，我还是在政府内部遭遇到了阻力，以致于我经历了我在白宫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会议之一。

　　　　11月21日，戴维·内森和我在白宫罗斯福厅会见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阿方索·杰克逊（AlphonsoJackson）和一大帮白宫幕僚，包括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阿尔·哈伯德、白宫顾问哈丽雅特·迈尔斯（HarrietMiers）和副幕僚长卡尔·罗夫（KarlRove）。罗斯福厅就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对面，是白宫幕僚们日常聚首的地方。屋内只有一个假天窗，没有窗户，是专为紧要会议设计的，这次会议也不例外。

　　　　我解释了我的立场，提出我们应该愿意就“两房”的问题展开谈判，然后我开始寻求各与会者的意见。哈伯德不置可否，但其他每一个人都坚决反对我的做法。我已经习惯了异议和争论，但我不知道已经多久没有尝过这种被群起而攻之的滋味了。我感到沮丧之极。他们的原则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加以妥协，改革就无法完成。

　　　　我的反应多少有些任性：“在这个问题上，我比你们所有的人都要懂。我会给总统一份备忘录。”

　　　　我起草了备忘录，把它发了出去。罗夫强烈反对，他认为这对政府的不妥协立场来说是一种大不敬，提出要利用感恩节的周末帮我重写备忘录。我放下了自尊，接受了他的好意。不管怎么样，罗夫向我保证我会得偿所愿。

　　　　“你一定会赢的，因为总统不会让他的新任财政部长下不了台。”他悄悄地说。

　　　　几天之后，在感恩节过后的那个星期天，我前往布什总统的住所参加了一个会议。会末，总统把我叫到一边，将备忘录递还给我，简简单单地对我说：“汉克，这就是我把你带到这儿的原因。你放手去干吧。”

　　　　我们在“跛脚鸭会期”“跛脚鸭会期”（lameducksession），特指美国在11月（总统和国会）选举后与下年初新任公职人员宣誓就职之间的时期。——编者注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但当新国会在第二年登场亮相后，巴尼很好地兑现了我们之间的协议。在5月末我们的谈判进入尾声时，我们已经力促众议院通过了一项还远谈不上完美的议案。但我们的努力在参议院依然颗粒无收。新任银行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德正忙于竞选总统，因此出于种种现实的原因，委员会的重要事务陷于停滞，参议院在两大政府资助企业的问题上毫无作为。

　　　　我们已经把房利美和房地美置于接管程序下，已经向世人宣布：“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我知道这一切必将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对那些跳出来搅局的人没有太多的耐心。每个人都可以发表一通演讲指出一个问题，但问题的解决靠的是辛勤工作、克服障碍，坦率地说，还要有一点，忍辱负重的精神。

　　　　我来到华盛顿的时候已经决定，如果有必要，我会为完成目标而作出妥协。但这并不是美国首都的文化。直到2008年7月，有意义的政府资助企业改革方案才获得通过。这个时候，一切几乎已经无可挽回。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　一个时代的终结（1）

　　　　■2007年8月9日，星期四

　　　　我预料中的金融市场危机于2007年8月9日骤然降临。它源自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领域——房市，而且它的危害之深和历时之长超出了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想象。

　　　　那天早上刚过7点钟，就在驱车前往美联储的路上，我接到了我的国际事务代理副部长克莱·洛厄里的电话。他告诉我，欧洲市场陷入了混乱。欧洲大陆时间当天更早一些，法国最大的银行巴黎银行停止了三只投资基金的赎回，这三只基金全部持有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巴黎银行的理由是，“完全枯竭的流动性”已经令其无法“对特定资产的价值作出公允的评估，无论它们的质量或信用评级如何”。

　　　　这一举动令人不安，但随之而来的消息更加令人揪心：由于银行之间开始惜贷，欧洲信贷市场急剧收紧。为此，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它将以4％的官方利率向欧洲的银行提供无限制的资金支持。通常紧随官方利率而动的欧元区隔夜拆借利率则达到了47％。就在欧洲央行作出上述声明后的几个小时内，49家银行已经从欧洲央行借走了令人震惊的948亿欧元，也就是1300亿美元。这比欧洲央行在“9·11”事件之后的贷款还要多。

　　　　我加快速度驶向美联储，赶赴与本·伯南克的例行早餐会。我急于见到他——由于我刚刚去了一趟中国，我们错过了上一周的早餐会。在来华盛顿之前，我几乎没有听说过本，但我很快就喜欢上了他，在我出任财政部长后不久，我们俩就形成了每周共进早餐的传统。这实在是一个雷打不动的传统，我又实在是一个积习难改的人，以至于当我到达美联储的时候，一碗燕麦粥外加一杯杯橙汁、冰水和健怡可乐已经如我所预料的那样为我摆好了。

　　　　在我担任财长的这一年中，本与我结成了一种特殊的纽带。尽管我们也有一些共同兴趣，比如说对棒球的热爱，但我们的关系有95％是公事层面的。难能可贵的是我们二人的那种彻头彻尾的坦率——把所有的事实都摆在台面，发现我们的不同之处，非常直率地讨论这些不同之处。我会将我的最新见闻告诉本，也将我在与美国和世界各地的高层银行家们的交谈中所得到的市场信息传递给他，包括基于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的融资市场在7月份所遭遇的寒流。

　　　　从法律上说，美联储与财政部是相互独立的。尽管我们很注意遵守这种独立性，本、蒂姆·盖特纳和我所凝聚成的那种团队精神却使得我们可以在整个危机过程中顺畅地交流，而又不至影响美联储的独立性。

　　　　本永远乐于助人，与他共事是一种乐趣。他绝对是我所认识的最有才华的人之一，无论口才还是文笔都令人折服。从收入差距到全球化，我认认真真地读过他在各种问题上的讲话稿。他也会在我发表某些讲话之前帮我完善讲稿。他可以将复杂的问题解释得非常清楚，与他交谈就像是在参加研究生院的一次研讨会。

　　　　同我一样，本对欧洲局势的变化也忧心忡忡。我们约定让财政部和美联储的人保持密切联系，我会直接与银行家们交谈，把他们眼中的问题通知本。当天上午，美联储通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各家银行提供了240亿美元的贷款；星期五，美联储再度追加注资380亿美元，尽管欧洲中央银行已经借出了又一个610亿欧元，也就是834亿美元。

　　　　当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发现整个财政部已经是严阵以待。国内金融事务副部长鲍勃·斯蒂尔就市场状况和可能的后果对我作了简报。基思·亨尼西从白宫打来电话询问情况。我马上拿起电话，开始了解华尔街的反应：雷曼兄弟的迪克·富尔德，美林的斯坦利·奥尼尔，黑石（Blackstone）的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Schwarzman），还有高盛的劳埃德·布兰克芬。这些CEO们个个紧张万分。我还联系了蒂姆·盖特纳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考克斯。

　　　　事实上，在整个危机过程中，我一直与华尔街的CEO们保持着密切联系，我的团队也在不停地与全球各地的交易商、投资者和银行家沟通。要想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走到屏幕上的那些彭博社数据的背后去挖掘真相。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都是一些利益集团，但掌握市场实情是至关重要的。

　　　　从那个早上开始，我们就进入了高速运转的状态。我们的首席法律顾问鲍勃·霍伊特要求他的法律部团队开始查阅规章法令和历史案例，看一看财政部（或其他部门）有什么样的权力可以用来对付市场紧急状况。那个夏天的早些时候我已经要求鲍勃·斯蒂尔开始为住房抵押贷款的问题设计解决方案，尽管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影响将变得那样广泛。现在我要求他加快进度。在一个漫长的周末之后，我和鲍勃于星期一向总统详细汇报了当前的问题，并决定在劳工节之前拿出一个行动方案。

　　　　从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市场已经陷入了衰退。那个星期五，刚刚在7月中旬首次突破14000点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重挫近400点，创造了5年来的第2大单日跌幅。我能够感觉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现在回想起来，爆发于2007年8月的这场危机实际上蓄势已久。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差异导致了分析师们所说的“不平衡”，而正是这种失衡制造了大规模、不稳定的跨境资本流动。简言之，我们是在以一种入不敷出的方式生活着——靠的是借来的钱和借来的时间。

　　　　美国经济的危险被一种史无前例的房市繁荣掩盖了，这种繁荣部分上是由低利率创造的，而正是这种低利率帮助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科技泡沫破裂和“9·11”袭击之后的低谷中走了出来。房市泡沫的源头是次级信贷的膨胀，信用等级较差（或者说“次级”）的借款人获得了更多的贷款，将房屋拥有率推高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水平。到我在2006年7月就职财政部长的时候，足足有69％的美国家庭拥有了自己的住宅，1994年时这个数字还是64％。次级贷款在新增房贷中的比例也从1994年的5％上升到了2006年7月的20％。

　　　　长期以来，鼓励高房屋拥有率一直是美国国内政策的根本——对民主党和共和党来说都是如此。人们普遍相信，拥有房屋有助于人们创造财富，能够稳定社区，创造就业岗位，刺激经济增长。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　一个时代的终结（2）

　　　　但是，让正确的人住进正确的房子同样非常重要：购房者要有办法为他们所购买的房子买单，而贷款人要确保购房人会这样做。当繁荣转变为泡沫，这条纪律被抛在了脑后。太多太多的房子是以很低的首付甚或零首付购买的，往往是带有投机目的，或是寄希望于房价会持续上涨。太多太多的房贷是欺诈性的。四处觅食的放贷者和肆无忌惮的经纪商们将越来越复杂的房贷产品推销给天真的购房者，不合格的申请人也能靠谎言来获得他们根本买不起的房子。对于这种乱象，监管者们或者没有看到，或者没能阻止。所有的泡沫都与投机行为、过度举债和冒险、疏忽大意、透明度的缺乏和彻头彻尾的欺诈有关，但说到泡沫破裂的震撼程度，很少有几次能与这一次相比。

　　　　到2006年第四季度，房市开始回落。美国次级房贷的违约率直线上升，引发了一波丧失抵押房屋赎回权的大潮，也令次贷放贷人损失惨重。2007年2月7日，世界第三大银行，总部位于伦敦的汇丰集团宣布为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