峭壁边缘-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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洹Ｎ倚木腿尾普砍ひ丫�5个星期了，但我仍感觉到自己的风格与这个紧密的政府班子有些格格不入。
经济前景非常乐观。股市几乎就要恢复到5月份的那个险些创下纪录的高峰。美元仍略显疲软，特别是相对欧元来说，但整体而言，美国经济正在恢复活力——GDP在一季度上涨了接近5％，二季度的增长率也仅是略低于3％。
但我并不感到轻松。在宏观层面，美国正在应对两场战争，卡特里娜、丽塔和威尔玛飓风所造成的损失正在节节攀高，我们的社会福利支出不断增长，尽管预算赤字正在收缩。这种尴尬的局面究其根本是全球金融系统不平衡的结果，对于这种失衡，政策制定者们忧虑已久。为了支持史无前例的消费支出并弥补低储蓄率，美国向海外过度举债，而那些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其他亚洲国家和产油国）则向美国输出资本，不经意间助长了我们这种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短期来看，它们送回来的美元养肥了华尔街，扩大了税收，但长期内，这将损害美国经济的稳定性，并造成贫富差距的加大等危害。这样的局面又能维持多久呢？
我最担心的就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连续多年不出现严重的市场动荡是很少见的，而信贷泛滥的局面已经维持了太长时间，人们并没有对一场系统性的动荡作好准备。自1998年以来，我们还没有经历过大的金融风暴。
我们于8月17日那个星期四的上午抵达戴维营，吃过午餐后，下午外出徒步观光。在晚上的一场保龄球锦标赛中，运动高手温迪击败了所有的对手，包括我。尽管这个度假胜地以曾经光临过的外国元首而闻名，但这里的氛围却相当的随意。在乔希·博尔滕的建议下，我还带去了一条卡其裤——那时候的我只穿正装裤和牛仔裤。
次日清晨，我出去跑了一会儿步。一路上，卡罗来纳鹪鹩和林层高处那些迁徙莺鸟的响亮歌声伴随耳边。路上我碰到了温迪和第一夫人劳拉·布什（LauraBush），她们正要去赏鸟，身后跟着一名特勤局的特工。我也正要去观赏一种更为珍奇的华盛顿动物。
早餐过后，总统的经济智囊团前往戴维营的主屋月桂屋（戴维营所有的建筑都以树的名字命名），聚集在了一个由木板搭建的大会议室中。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爱德华·拉齐尔首先发言，他以工资问题为开场白，随后又谈了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税收计划。当时担任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的前国会议员罗布·波特曼（RobPortman）详细分析了预算问题，然后由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阿尔·哈伯德和他的副手基思·亨尼西给我们分析了社会福利问题。
会上，总统的行事风格展露无遗。他让现场保持着一种不拘礼节、轻快活泼但又有条不紊的氛围，按部就班地推进议程，无关的闲谈少之又少。有些人声称乔治·W·布什作为总统太缺乏好奇心，而且不爱接纳不同意见。但就我的感受而言，这种评价真是谬之远矣。他鼓励争论，把握问题的速度相当快。他爱提问，在听到清晰的解释之前绝不罢休。
我发言的主题是危机的防范。我解释说，从恐怖袭击、自然灾害到油价震荡，再到大银行的倒闭或美元的剧烈贬值，我们需要作好应对一切危机的准备。
“回顾一下近年的历史就可以知道，资本市场每过4～8年就会有一次动荡。”我说。我列举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末期的储蓄和贷款危机，1994年债券市场的骚乱，以及肇始于亚洲的1997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我相信我们即将面临又一场风暴。
我详细解释了诸如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之类的不受管制的资本品种的迅速膨胀，以及像信用违约掉期（CDS）这类同样不受管制的场外（OTC）衍生品的指数级增长。
“所有这一切，”我总结说，“都使我们的金融系统渗透进了一种巨大的杠杆水平——和巨大的风险。”
“为什么会这样？”总统问。
对我这样一个来自金融界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有些尴尬——毕竟，我们就是始作俑者。我也能清晰地感觉到，总统对于华尔街以及华尔街的那种为人诟病的傲慢自大和招摇做派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蔑视。但很明显的是，这届政府从未关注过这些领域的问题，所以我给大家上了一堂有关对冲的小入门课：对冲是怎么运作的，为什么要进行对冲。
“为了规避燃油成本上升的风险，”我解释说，“航空公司可能会买入期货合约，为未来的燃油需求锁定今天的价格。而一个像墨西哥这样的石油输出国可能愿意以今天的价格在未来出售石油，如果它认为油价会下跌的话。”
我又解释说，在华尔街，如果你手中持有大量的债券，那么你可能会通过买入信用衍生品来对冲风险，这类衍生品是一种相对较新的工具，如果它们所担保的债券发生了违约或是被评级机构调低了评级，它们就会作出赔付。我的话中包含大量复杂的细节，但总统听得很认真。他或许没有我这样的金融技术知识，但他也是哈佛大学的MBA，而且对市场有一种良好的天然感觉。
“像这样的行为有多少仅仅是投机性的？”他想知道。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我曾扪心自问的一个问题。信用衍生品，特别是信用违约掉期，在过去的几年中越来越令我不安。它的基本概念很合理，也很有用。但魔鬼隐藏于细节中——而细节是模糊不清的。没有一个人知道在这个私人的场外市场中究竟有多少信用保险发生。连交易结算都变得一团糟：有时候，未结算交易会积压数月之久。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蒂姆·盖特纳与我有同样的担心，在我任职高盛的时候，他就曾强力敦促华尔街的企业规范它们自身的行为。我曾把杰瑞·卡略根（GerryCorrigan）借给他，杰瑞是高盛的董事总经理和风险管理专家，也曾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是蒂姆的老前辈。杰瑞领导了一项研究，2005年发表结果，呼吁对后台管理系统程序等方面作出重大变革。进步是有了，但这些信用违约掉期合约透明性的缺乏和令人震惊的增长速度依然令我寝食难安。
第三章 入主财政部 入主财政部（2）
“我们无法预计下一次危机什么时候到来，”我说，“但我们必须作好准备。”
在回答总统的一个问题时，我说我们不可能知道什么事情可能引发一场大风暴。打个比方，要应对森林火灾，更重要的不是知道起火的原因，而是作好防火和灭火的准备。
我的警惕性是正确的，但我也误读了即将到来的那场大灾难的原因和规模。特别是，我的讲话中丝毫没有提到房市或房贷中存在的问题。
我自信满满地离开了戴维营，相信我会与我的新老板建立良好的关系。温迪也有同感，尽管她最初是反对我为布什效力的。后来我才知道，考虑到温迪为希拉里·克林顿组织的募捐活动、我与华尔街的关系，以及我们对环保事业的狂热支持，总统对我们是否能够适应新的环境同样有所担心。同我们一样，他离开戴维营的时候也充满了信心，对我们的感觉也越来越好。事实上，在2009年1月，总统与第一夫人在戴维营度过最后一个周末时，我们是少有的几个应邀参加的非家族成员之一。
***
我在财政部的头几个月忙碌而又富有成效。财政部在政府决策过程中不再是个无足轻重的陪衬，只知道等待白宫发号施令。我组建了我的高层团队，让鲍勃·金米特（BobKimmitt）留任常务副部长，但改变了他的角色。一般来说，内阁各部的常务副部长负责的是日常事务，但作为一个做过多年CEO的人，我决定亲力亲为。鲍勃对华盛顿非常了解，对外交和国外事务也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弥补我在这些方面的不足。随着危机的深化，鲍勃将为我们贡献他的专业才能、睿智的建议和卓越的领导力。我也很幸运地拥有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反恐与金融情报事务副部长，斯图亚特·利维（StuartLevey），正是他与我一起将伊朗排除到了全球金融系统之外。
我的团队的第一个外来的新人是我的幕僚长吉姆·威尔金森，他是国务卿康多利扎·赖斯（CondoleezzaRice）的前高级顾问，一个极富创造力的思想家。鲍勃·斯蒂尔出任国内金融事务副部长，他是我多年的同事和好友，曾担任高盛副董事长，2004年早期离开，为高盛服务28年之久。考虑到我的不祥之感和他对资本市场透彻的了解，这绝对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命。
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财政部急需现代化。它的技术设施陈旧过时。有一套至关重要的电脑系统依赖的仍然是20世纪70年代的主机。更有甚者，一位名叫弗雷德·亚当斯（FredAdams）的伟大公仆30年来一直在手工计算着上万亿美元的财政债券的利息，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包括节假日。现在他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
为了节省开支，我的一位前任已经将市场厅（MarketsRoom）关闭，致使我们无法对华尔街和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进行独立和实时的监控。在蒂姆·盖特纳的帮助下，我们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那个精英团队借了一些人，迅速在二楼重建了一个市场厅。有很多个早晨，市场厅就是我上班的第一站地。在金融危机中，我一度开始害怕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市场联络员马特·拉瑟福德（MattRutherford）的身影出现在我的大门口，他是以借调的身份加入财政部的，负责向我们递送最新市场信息。他带来的几乎从来就没有什么好消息。
我是一个务实的管理者，我试图营造一种独特的氛围和风格，不同于大多数政府组织的那种中规中矩的感觉。我坚持让别人称呼我汉克，而不是传统上的“部长先生”。我回电话的速度很快，特别注意走出办公室与人直面交流。通常来说，财政部长与财政部下属各司局的领导人接触并不多，但从国债局（BureauofPublicDebt）一直到印钞局（BureauofEngravingandPrinting），这些大大小小的司局几乎囊括了财政部的全部11万名员工。我相信，面对面的沟通能帮助我们避免错误，提高士气。这一点在此后我与货币监理署署长约翰·杜根的合作中得到了验证。约翰的部门负责监控全国性银行，在政策和预算事务方面听命于我。当危机爆发，我知道我可以信赖约翰的冷静和敏锐的判断力。
在我看来，财政部长几乎是内阁中最好的工作：这个角色涵盖国内和国际事务，而且美国的大多数重要问题要么是经济性质的，要么就含有很重要的经济成分。但是，财政部长的实际权力比普通百姓想象的要小得多。
财政部本身主要是个决策机构，负责向总统提出经济和金融事务方面的建议，刺激经济增长，监督那些对金融系统至关重要的部门，包括国税局（InternalRevenueService）和美国造币局（USMint）。但财政部的支出权限非常有限，而且法律禁止财政部长对货币监理署和储贷机构监督局（OfficeofThriftSupervision）这类监管单位的特定行为作出干涉，尽管它们在形式上是财政部的一部分。国税局的税收事务也是禁止干涉的。大萧条时期的立法允许总统和财政部长动用紧急监管权，但这仅限于联邦储备系统的银行，并不能延伸到像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之类的机构，而它们，在今天的金融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财政部长的力量来自总统所赋予他的责任、他的号召力以及他说服和影响其他内阁成员、独立监管者、国外财政官员和那些隶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脑的能力。
我决心要在财政部长的位子上有所作为。首要任务就是恢复人们对财政部的信任，这需要与布什总统建立紧密的关系，并让所有人明白我就是他的头号经济顾问。也要让总统明白，尽管我在私下里一定会直抒己见，但在公开场合，我会一直与他站在一起。
我决定扩展我的角色。我与蒂姆·盖特纳和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定期会晤，因为我知道，我们在一场危急中必须要精诚合作。我也试着加强与国会的关系。我初到华盛顿的时候在国会山上并没有什么密友，但现在，我多了535个需要维护的客户，无论他们是何许党派。幸运的是，前任给我留下了一个杰出的立法事务助理部长凯文·弗罗默，他见识过人，执行力出众。我并不喜欢简要备忘录，但当我们在国会山上匆忙奔走于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