峭壁边缘-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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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24000人。2005年56亿美元的净利润比1999年的26亿美元高了一倍有余。

　　　　抛开这些成功不谈，金融行业仍存在许多问题，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包括高盛在内，很多华尔街机构都与2002年曝光的证券研究丑闻有所沾染。我对这类道德缺失深感忧虑，特别是在高盛公司。我知道我们都可以做得更好，于是我开始仗义直言。

　　　　我很快就赢得了那么一点好名声，被人看成了一个改革者，至少也是一个有德之人。但我并不是一个激进的改革分子，我也从不希望抓着麦克风高谈阔论。对我来说，问题很简单：在工作中，就像在生活中一样，我们不光要做合法的事，还要做正确的事。我从未听到任何人提起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而阐明这个道理，正是我2002年6月在国家记者俱乐部（NationalPressClub）发表那段讲话的目的。

　　　　“在我一生中，我从未见过美国企业遭受公众这样严格的审查，”当时我说，“而且冒昧地说一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罪有应得。”

　　　　我后来听说我的这段讲话对《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的通过起到了作用。这些改革措施在以安然事件为代表的一连串企业和会计丑闻之后出台，对会计审计企业以及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和董事会施加了更为严格的约束。

　　　　我时不时地会在同事们面前对高盛银行家们所表现出的那种招摇的生活方式提出批评。我会当着合伙人们的面说这样的话（我从不打草稿）：“你们必须记住：没有一个人喜欢投资银行家。当你买了一栋15000平方英尺的房子，你是在给自己找麻烦。”当然我也知道，对我们某些人来说，赚大钱的愿望正是他们工作得如此卖力、让高盛如此兴旺的原因。

　　　　我想我们可以很公平地说，投资银行家们的奢华之举正是富足时代中过度消费的一个极端例子。温迪一直对此不满——人们购买一大堆他们并不需要的东西，然后随随便便就扔掉了。温迪是一个热心的环保主义者：她会把飞机上的垃圾带走，以期循环利用。她到现在还穿着20世纪70年代的衣服，用着从我父母的地下室里翻出来的锅碗瓢盆。我们甚至仍在使用我们40年前结婚时使用的那个烤面包炉。为什么不呢？它仍然很好用。

　　　　温迪和我都热爱自然风光和野生动物，这使我们对自然保护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们热心于慈善活动，热衷于对美国及全球自然遗产的保护。我本人也是大自然保护协会（NatureConservancy）理事会主席、大自然保护协会亚太理事会（AsiaPacificCounciloftheNatureConservancy）联席主席（我们曾通过这个组织在中国云南省建立国家保护公园），以及致力于在世界各地保护猛禽类动物的游隼基金会（PeregrineFund）的理事会主席。

　　　　到2006年春季，就在高盛正在享受创纪录的的影响力和收入水平，股价位于历史最高位，我也丝毫没有考虑任何改变的时候，外界开始讨论我入主财政部的可能性。有传言说财政部长约翰·斯诺（JohnSnow）将要离开，而且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看到《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暗示我有可能成为下一任财政部长，文章还配了一幅画，里面是我和美国国旗。

　　　　不久之后，乔希·博尔腾给我打了电话，试探我对于财政部长一职的兴趣。他是布什总统的新任幕僚长，高盛以前的一位高管。高盛正蒸蒸日上，我并没有离开的想法。我告诉乔希我不适合财长这份工作，还用温迪做了挡箭牌：她不希望搬到华盛顿，而且她是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者。我也不知道我在布什第二个任期的尾声还能做成些什么事情。

　　　　乔希很执著。他知道我已经受邀参加4月20日将在白宫举行的一场为欢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而设的午宴，所以他邀请我届时与布什总统会面。“总统通常来讲只会接见那些同意加盟的人，”乔希解释说，“但他愿意在午宴前一天晚上在他的住所与你私下会面。”

　　　　“好吧，”我说，“我会去。”

第二章　高盛岁月　高盛岁月（6）

　　　　在我前往华盛顿之前的一两天，我在高盛的幕僚长约翰·罗杰斯（JohnRogers）问我是否打算接受财长一职。

　　　　“也许不会。我想象不出他用什么样的话可以说服我。”我说。

　　　　“那么你就不该见他，”深谙华盛顿处世之道的约翰说，“你不能就这么跟总统说不。”

　　　　我立即给乔希打了电话，解释说我不能与总统会面了，因为我已经决定不接受财长一职。

　　　　温迪和我飞往华盛顿参加了为胡锦涛主席举行的欢迎午宴。午宴之前，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见到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他要求私下与我谈谈，于是我们找到了一间没人监听也没有记录人员的屋子。

　　　　“我认为你应该出任财政部长。”他说。

　　　　“我不会这么做，”我简单地说，并没有谈起细节。我对他的消息之灵通甚感惊讶。

　　　　“我想你会遗憾的，”周小川回答说，“我是一个为政府工作了一辈子的人。你是一个有公共精神的人，我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有很多你可以施展拳脚的地方。”

　　　　白宫的那场午宴堪称一场盛大的集会。但当我见到总统的时候，我感觉他对我很冷淡，我的好朋友，副总统迪克·切尼同样如此。迎宾队列中的某位政府要人对我说：“汉克，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财政部长。而且你知道，接下来的很多年可能不会再有共和党人的机会了。你知道你拒绝这个机会意味着什么吗？”

　　　　午宴结束后，温迪和我踏入了白宫的庭院，旁边就是通往财政部的大门。那是美不胜收的一天，木兰绽放，樱花盛开，与蔚蓝的天空交相辉映。

　　　　但我的心情很糟糕。

　　　　我并没有很好地掩饰我的情绪，温迪看得出我的沮丧。她对我说：“豌豆（她喜欢这样称呼我），我希望你不是因为我才拒绝这个机会。你知道，如果这对你很重要的话，我会支持你的。”

　　　　那时候，她还以为这话只是随便说说。

　　　　“不，”我说，“不是因为你。”

　　　　此后不久，我去尤卡坦参加了大自然保护组织的一个会议，一路上我辗转苦思，不知道我拒绝出任财长是不是犯了一个错误。我所请教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持反对意见。他们说：“你是高盛的首脑。你就是老板，何必要去华盛顿？这位总统只剩下了两年半的任期，看看他有多么不受欢迎。共和党连国会都快要丢掉了。你又能做些什么？”

　　　　但是，我骨子里面仍有一种情结，觉得我欠我的祖国很多很多，当总统求助于我的时候却对他说不，我心有不安。我的好朋友约翰·布赖恩提醒我：“生命中没有彩排。你真的想到75岁的时候再去跟别人说：‘我本来可以当财政部长的？’”

　　　　于是我给罗杰斯打了个电话对他说：“约翰，我不敢相信我居然拒绝了。”

　　　　他说：“没关系，你可能还有机会。他们也许会回来。”

　　　　他们确实回来了。5月份，我又一次接到了乔希的电话，当时我正在德国出差。由于稍后我要前往西海岸参加微软公司的一个会议，我答应在赴会途中与乔希在华盛顿会面。在威拉德酒店的一间私人套房里，我们讨论了我们在这届政府剩余的时间里还能做些什么。我们谈到了与总统共事的感觉，谈到了社会福利改革之类的一些紧迫的政策事务，也谈到了其他一些乔希认为我可能会有所作为的领域，比如伊朗问题和断绝恐怖分子资金来源的问题。

　　　　我寻求了很多人的建议。当初把我推荐给总统并力劝我接受任命的前财政部长和国务卿吉姆·贝克尔（JimBaker）对我说，我应该要求成为所有国内和国际经济问题的首席顾问和发言人。用他的话说：“这可真称得上是统揽全局了。”

　　　　我仍然难以决断。但就在前往微软大会的路上，我恍然大悟了。当我从头到尾思考过我的决定，我才发现给我带来这么多烦恼的只不过是我的恐惧。那是对失败的恐惧，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与一帮我从未合作过的人合作，管理一帮我从未管理过的人。

　　　　一旦我想通了这一点，我开始努力克服恐惧。我不会向恐惧屈服。我为一种谦恭精神而祈祷：人做一件事情并非出于私心，而是出于一种基本的认识——人的一生就是为了表达上帝的赐福。我始终认为人应该勇于迎接困难和挑战：这是当年我当夏令营管理员时对孩子们说的话，现在我又对自己说了一遍。对失败的恐惧究其根本是一种自私：它反映了对自我的迷恋，却忘记了一个人的力量和能力都来自神的赐予。

　　　　我返回了华盛顿，又一次会见了乔希。在一幅亚伯拉罕·林肯肖像画的俯瞰下，我和乔希坐在他办公室的壁炉旁，谈起了我的“要求”。除了担任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和发言人，我还希望有权更换人员，带来我自己的团队，希望能像国防部长和国务卿一样经常面见总统。我还要求主持白宫的经济政策午餐会。乔希一个电话打到了身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阿尔·哈伯德（AlHubbard）的家中，确认他对此并无异议。他的确没有异议。

　　　　与乔希敲定了这些问题之后，我起身前往总统的住处拜见他。我发现乔治·布什是一个迷人、直率而且做事非常投入的人。他晨练时刚刚骑过自行车，一身轻松，悠然自得地在那里休息。我们谈到了很多问题：解决社会福利问题是多么重要，让财政部长而不是总统来领导这件事又是如何有利于赢得两党的共同支持。我们还讨论了经济制裁手段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中的作用。在这次1小时有余的会谈结束时，我告诉他我准备接受财长一职。

　　　　从那时候起，一切便进入了快车道。我们必须赶在消息泄露之前发布声明。我在那个周末飞往巴灵顿，陪陪温迪（想到我们的私人生活即将在华盛顿政治的绞肉机下丧失，她非常沮丧），并把消息告诉了母亲。随后我返回纽约，给劳埃德·布兰克芬打了个电话，把他从家人的周末假期中召了回来讨论时局。我请我在高盛的好助手林赛·巴尔德翁（LindsayValdeon）与我同去华盛顿，她答应了。

　　　　我随后致电高盛的董事会成员和管理委员会的全部17名高管，把情况通知他们，并邀请劳埃德和约翰·罗杰斯与我共同飞往华盛顿参加我的就职典礼。

　　　　紧接着，我又飞往芝加哥参加了一个早已安排好的合伙人会议。当我在次日早晨醒来时，我已登上了各家报纸的头版头条。我顿时目瞪口呆。尽管媒体的评价都很积极，我还是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

　　　　参议院在7月4日休会之前投票通过了对我的提名。现在只剩下了一个难题——我母亲。我不知道她在见到总统的时候会对他说些什么。她向我保证她会表现出最好的姿态。

　　　　我于2006年7月10日宣誓就职。就职典礼在财政部大楼的现金厅（CashRoom）举行，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设计于19世纪60年代，看起来像是一座意大利宫殿。地上和四壁的大理石熠熠生辉，华美的天花板上镶着金边，青铜的枝形吊灯直垂而下。在于20世纪70年代因安全原因而关闭之前，这里一直是向公众开放的：人们可以在这里兑现政府的支票，购买财政部的债券。我的就职宣誓由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Roberts）主持，布什总统（还有我母亲）陪同。

　　　　当希拉里·克林顿在2008年民主党初选中败给巴拉克·奥巴马，母亲很失望。她一直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一位女性成为总统，以及看到小熊队赢得世界棒球大赛（WorldSeries）。在大选中，她的票投给了奥巴马。即使再给她一次机会，她在2000年或2004年的大选中或许也不会投给乔治·W·布什。但在她目睹了总统与我共事的方式，耳闻了我带回家的一个又一个故事之后，我可以这样跟你说：她对总统的看法与我初到华盛顿的时候已经大不相同。温迪、梅里特和阿曼达同样如此。

第三章　入主财政部　入主财政部（1）

　　　　■2006年8月17日，星期四

　　　　2006年8月，总统把他的经济团队召集到了戴维营（CampDavid）。这个总统专用度假胜地位于马里兰州西部的卡托克廷山地公园（CatoctinMountainPark），距离华盛顿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这里景致如画，花样繁多，更有乡村小屋和蜿蜒小径装点其间。我宣誓就任财政部长已经有5个星期了，但我仍感觉到自己的风格与这个紧密的政府班子有些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