峭壁边缘-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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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上午稍晚些时候，我给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打了一个电话。我跟约翰关系不错，但谈不上特别亲密，也从未讨论过经济问题——到那时为止，我俩之间最深刻的谈话是有关气候变化的。但那一天，麦凯恩热情洋溢，非常友好。佩林的加入显然让他重新焕发了活力，他一开始就说要把我介绍给他的竞选伙伴。接下来，他让佩林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
当我解释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和原因时，麦凯恩并没有说太多，但佩林州长立即就让我感受到了她的存在。她张口就称呼我汉克。现在，每个人都叫我汉克。我的助理叫我汉克，我的团队上上下下都叫我汉克。我喜欢这个称呼。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她在电话中称呼我汉克的那种方式让我略感不快。
我也不知道她是否真正理解了我所描述的整个形势——或者说是她的某些评论让我怀疑这一点。但她对政治因素的把握却相当快。
“汉克，”她问，“它们的高管里是否有人有金色降落伞？你会不会炒掉所有你需要炒掉的人？汉克，我们能把他们的薪酬收回一部分吗？”
打完这个电话，我去与房地美的董事会开了一个长约1小时的午间会议。下午3点左右，轮到了房利美。为了避免曝光，我们把会议地点从联邦住房金融局的总部改到了离拉菲叶广场几个街区远的联邦住房金融委员会（FederalHousingFinanceBoard）一楼的一间会议室。
洛克哈特、伯南克和我重演了前一天下午的剧本：首先由吉姆宣布我们的接管决定，历数资本不足的问题和他们的种种违规之处，然后由我提出我们的条件，最后由本来描述任事态发展下去将引发的灾难。
一直到周末，我们的团体始终有点战战兢兢，担心这两大政府资助企业（GSE）会奋起抵抗，特别是房利美。但以我在高盛的多年经验，我了解董事会，我感觉他们一定会听从我们的安排。他们对他们的股东负有信托责任，所以他们也希望我们能拿出最好的办法。我们强调，如果政府不把两家公司置于接管程序下，它们就会面临破产，它们的股东损失会更大。我也知道，这些话直接出自它们的主管部门、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之口，对他们来说会有相当的分量。
第一章 接管“两房” 接管“两房”（5）
就像前一天的两个会议一样，与房地美董事会的会议比房利美要容易得多。房利美的董事们就像它的那帮高管一样，总想把他们的公司与房地美区分开来。但我们说得很明白，我们不会这么做。
我在周六和周日给国会领袖和金融界要人们打了很多电话，解释我们的行动和稳定“两房”的重要性。几乎每一个人都表示支持，甚至是祝贺，但我也记得，当我在星期天第二次致电克里斯·多德时，他有一些不快。
“你的火箭筒到底是怎么了，汉克？”他问。
我解释说，我从没想到我真的会用到国会7月份给我的紧急授权，但在那样的形势下，我已经别无选择。尽管如此，我知道我还是需要做做克里斯的工作，好让他感觉舒服一点。
在房地美的董事会结束之后，我接到了一个早在我意料之中的电话。由于我与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通过话的消息已经传了出去，我一直在想，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乔·拜登也一定会打电话给我。果不其然，他的电话来了。这让我觉得好笑，但拜登对形势有着很清醒的认识。他理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性质，对我们的强硬手段表示支持。
星期天上午11点，吉姆·洛克哈特和我正式向媒体发表声明，公布了拯救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计划。我介绍了整个计划的四个关键步骤：首先由联邦住房金融局将房利美和房地美置于接管程序下，然后由政府向两家公司各提供1000亿美元，填补它们的资本缺口，最后由财政部为房利美和房地美建立一个新的担保信贷实体，并启动一个临时性的计划来购买两家公司所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此来刺激房市。
我想略去所有复杂的财务细节，直指这一计划的核心以及它对美国人民和他们的家庭的意义。这两家政府资助企业太过庞大，与整个金融系统有太多盘根错节的联系，任何一个的破产都会引发世界范围的灾难。
“这种混乱，”我说，“将会直接对居民的财富产生不利影响：从家庭预算，到房屋的价值，再到子女教育储蓄和退休储蓄，都会受到影响。它们的失败将会影响美国人获得房贷、车贷、其他消费信贷以及商业融资的能力。它们的失败将损害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
这也会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重大的连带影响。在我当天所联系的诸多金融界领袖中，有我的两位中国老朋友，一位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还有主管中国金融和经济事务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把美国的局势及时通知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持有巨额的美国证券，包括“两房”所发行的上千亿美元的债券。他们相信我们的承诺，在一个摇摇欲坠的市场中，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他们坚持持有这些债券。幸运的是，我与他们二人很熟，在整个危机前后，我们都可以坦诚交流。
“我一直在说我们会承担我们的义务，”我提醒王岐山，“我们很重视这些义务。”
“你做了你能做到的一切。”王岐山说，他表示中国会继续持有这些债券。他对我们的行动表示祝贺，但也给我提了一个醒：“我知道你认为这可能会解决你们所有的问题，但这一切也许还没有结束。”
话虽如此，当我在那个星期天的下午坐在办公室里连线全球各地的金融领袖们，我还是不禁感受到了一丝轻松。我们刚刚完成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大救援。房利美和房地美没能阻止我们，国会支持我们，而市场似乎也欣然接受了我们的行动。
我独自一人待在办公室，透过南边正对国家广场的那些巨大的窗户向外望去。我并不天真。我知道金融系统和整个经济中依然荆棘密布，但当我遥望华盛顿纪念碑时，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来到华盛顿是为了有所作为，而我认为，我们刚刚把这个国家和整个世界拯救于危难之中。
第二天，雷曼兄弟开始崩溃。
第二章 高盛岁月 高盛岁月（1）
■2006年5月28日，星期天
我的血脉继承自一个又一个的女强人——聪明、独立、直率的女强人。当我母亲听说布什总统打算提名我为财政部长，而且我已经同意接受这份工作时，她并没有跟我客气。
“你一开始跟的是尼克松，最后却要为布什工作？”她抱怨说，“你怎么能这样？”
那是2006年，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个周末，星期天。我在伊利诺伊州的巴灵顿，在儿时的那间老房子里与母亲在厨房里聊天。我和妻子温迪在旁边也有一栋房子，与这里共享一条私家车道。我们刚刚飞来巴灵顿度周末，为了把事情想想清楚——也为了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
总统将要在星期二宣布提名我为财政部长。我准备在当天稍晚些时候返回纽约与高盛董事会沟通，然后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一天会见接任我出任高盛CEO的劳埃德·布兰克芬。那天早上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在教堂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却忘了告诉她我母亲还不知道这件事。等到我来到母亲的住处时，她已经是老泪纵横。
“你只管去做你想做的事，”她说，“但我希望你还没有下定决心。”
那时候正午刚过，母亲坐在餐桌旁的一把木椅子上，透过窗户凝视着洒满阳光的庭院中的一棵美丽的白橡树。我已经不记得前一次见她哭是什么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她如此严厉的批评，平常她一直是一个忠诚、慈爱的母亲，对我的决定从来都是毫无保留地支持。
母亲与十几年前的时候已经大为不同，她的这种情绪就是一个标志。她和父亲都曾是坚定的共和党人——当我从商学院毕业之后加入五角大楼，当我后来追随理查德·尼克松进入白宫，他们都欣喜若狂。但是在水门事件之后，母亲变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在父亲于1995年去世之后，她的思想变得更加倾向于自由主义了，尤其是在女性和环境问题上。共和党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令她愤怒。她开始转而支持各类民主党候选人，痛恨伊拉克战争，反对乔治·W·布什。
我们家并不是只有她一个人这样。作为希拉里·克林顿的大学同学和支持者，温迪也强烈反对我接受这份工作。我们的儿子梅里特同样如此。只有我们的女儿阿曼达，也就是全家最自由主义的一个人，理解和支持我的决定。
“妈妈，我是去为我的祖国服务，”我尽力想让她平静下来，“我义不容辞。”
“听我说，”她依然沮丧，“你这是上了一条贼船。”
我搭乘当日下午的一架航班返回了纽约。温迪留下来继续安慰母亲，几天之后才飞回纽约。她至今还记得她当时是如何站在奥黑尔机场的一个电视屏幕前，痛苦万分地看着我在白宫玫瑰园肩并肩地陪着总统，并听到了总统对我的任命。
母亲足有24小时没有接电话。直到星期三，当充斥媒体的相关报道普遍作出了积极评价，她才终于开始接电话。幸亏来电话的人说的不是“你那个白痴儿子怎么敢这么做？”他们是来祝贺她的。
***
我母亲的勇气和毅力继承自我的外祖母，凯瑟琳·施密特（KathrynSchmidt）。她在1914年毕业于韦尔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College），曾经靠着膳食外包生意养活一家人度过了大萧条时期。外祖母去世的时候，我只有6个月大。
我母亲玛丽安娜·加洛尔（MariannaGallauer）追随外祖母的足迹去了韦尔斯利学院，1944年毕业。她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女人，一辈子都充满着活力——无论是在社区事务还是体育运动中。她在86岁的高龄还玩高山滑雪，在棒球赛季中，她会一个人开车跑到芝加哥，去里格利球场给芝加哥小熊队捧场。
她和我父亲亨利·梅里特·保尔森（HenryMerrittPaulson）在1944年结婚。我是三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我的弟弟迪克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比我小两岁，曾在雷曼兄弟公司做债券推销员，后来去了巴克莱银行。我妹妹凯比我小五岁，在科罗拉多州做房产经纪。
父亲也来自中西部地区。他的母亲罗西娜·梅里特（RosinaMerritt）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场中长大，是韦斯利·梅里特（WesleyMerritt）的后代。韦斯利·梅里特是南北战争时期的一名将军，曾经做过西点军校的校长。在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之后，罗西娜·梅里特返回威斯康星州做了一名教师。我的祖父亨利·保尔森（HenryPaulson）上学只上到八年级，但作为一个挪威移民——来的农场主的儿子——他是一个上进、好学的人。他在芝加哥创立了亨利·保尔森公司，一家成功的手表销售和维修企业。在这家公司的巅峰时期，保尔森家的生活相当殷实：我的祖父母住在芝加哥郊外的埃文斯顿，而且在佛罗里达的棕榈滩拥有一栋像模像样的冬季度假屋。
我父亲只想做一个农民。他热爱野外生活，热爱土地和野生动物，特别是鸟类。我对猛禽的喜爱就是遗传自他。在父亲从伊利诺伊州的普林西庇亚学院（PrincipiaCollege）毕业之后，他说服祖父在佛罗里达的斯图亚特买了一块地，建了一所大牧场，养起了婆罗门牛（Brahmabulls），那时候“二战”刚刚结束。母亲很不高兴。当我1946年出生于棕榈滩时，我父母就是靠这个牧场为生。
那一年，受累于战后严重的经济衰退，祖父的公司岌岌可危。父亲只好以低得可怜的价格把牧场卖掉，返回伊利诺伊帮祖父管理这家危在旦夕的公司。我们先是在温内特卡的一个小小的车库公寓中住了几天，然后就搬到了巴灵顿的一处75英亩的农场中。巴灵顿是一个小镇，只有3500人左右，距芝加哥市中心足有40英里。对那时候的交通条件来说，这个距离已经远得不能再远了。
我们成日与马、猪、牛、羊和鸡为伴，更别提我那宝贝浣熊和乌鸦了。我经常帮忙料理农场的活计——挤牛奶、打扫畜栏、捆干草等等。我们不仅喝自家的牛产的奶，还自己动手制作黄油。我们杀鸡宰羊，为冬季储存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