峭壁边缘-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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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袖们对这个计划的反应不尽相同。最终，在2007年10月15日，也就是在首次聚首之后的一个月，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宣布由它们和其他一些银行联手投入不低于750亿美元建立MLEC。但这一宣言却遭遇了媒体的质疑。批评者们预言这个计划永远也没法顺利实施，结果证明，他们是对的。银行依旧各自为战地处理自己的问题资产，要么把它们放入资产负债表，要么把它们卖掉。
坏消息堆积如山。一个接一个的银行公布了第3季度的惨淡业绩，宣布了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减值、亏损或是利润的大幅降低，对第4季度作出了令人绝望的预测。在美国，美林是第一个遭受冲击的大银行。10月24日，美林宣布了史无前例的季度亏损——23亿美元，不到1星期之后，CEO斯坦利·奥尼尔引咎辞职。接下来是花旗银行。11月4日，花旗宣布继上个月的59亿美元的资产减值之后，本月可能再度面临110亿美元的资产减值，查克·普林斯随即默然下台。（到2007年末，约翰·塞恩将接替奥尼尔，维克拉姆·潘迪特则接替了普林斯。）
次日，也就是11月5日，惠誉评级（FitchRatings）宣布公司正在审查3A级债券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这导致市场开始担心由这些公司承保的价值超过2万亿美元的证券（有许多以住宅抵押贷款为支持）会遭遇一波降级风潮。假如资产背后的保险不再可靠，那么银行就必然会因为减计这些资产的价值而遭受损失。随着交易者们押注于美联储会进一步猛烈降息的预期，美元贬值，欧元和英镑则创下了新高。
从危机开始的那一天，我就寄希望于银行能通过融资来增强自身在困难时期的防御力，许多银行也采纳了我的建议，开始增发股票并寻找海外投资者。10月份，贝尔斯登与中国的国有投资公司中信证券达成了协议，约定两家公司相互向对方投资10亿美元。这将令中信证券掌握贝尔斯登6％的权益，并赋予它继续增持39％的期权。12月份，摩根士丹利以50亿美元的价格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售了99％的权益，美林则宣布向新加坡国有企业淡马锡控股（TemasekHoldings）出售价值44亿美元的股权，外加追加购买6亿美元股票的期权。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 一个时代的终结（6）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克己自治。10月份，雷曼兄弟和美国银行以惊人的171亿美元债务融资加上46亿美元过桥股权融资收购了阿齐斯通…史密斯信托公司（Archstone…SmithTrust），一家全国性的公寓楼物业投资和运营商。
就在这笔虚华的大交易宣告完成的同时，整个经济却在一步步滑向低谷。能源价格一飞冲天，油价逼近每桶100美元的大关，消费者信心与新房销售率和房价一样节节下滑。美国，这台长久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正在耗尽能量。不稳定性将市场完全摧毁了：在11月1日至11月7日之间，道琼斯指数先是下跌362点，5天之后又上涨117点，继而又在最后一天下挫361点，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元的疲软。到11月中旬，美元相对欧元的价值已经比上一年下跌了14％，达到了1欧元兑146美元的水平。
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将这场危机归罪于美国——特别归罪于“盎格鲁…美利坚式”的资本主义。那个月，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和我分别飞往南非开普敦参加了二十国集团（G…20）会议，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提振人们对美国的信心。会议在这个时候召开真是恰逢其时。二十国集团G…20的重要性正在日益提升，因为它既包含发达国家，也包含像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新兴国家。对于这些占据了全球GDP的近75％的国家，我们可以面对面地沟通并打消它们的疑虑。
在会议中，本和我不厌其烦地向其他国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重申了我们对振兴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决心。同时，我也想澄清一件事：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美元，而在于整个金融系统——席卷全球的“去杠杆化”进程以及它给我们的经济造成的威胁也使金融系统背负了沉重的压力。我强调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在我离开开普敦之前，我有幸在我的宾馆房间里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共进了早餐，他是我的老朋友，一个迷人、直率的人和坚定的改革者。二十国集团峰会代表们都住在开普敦郊外的一处叫做旺多姆酒店（HtelLeVendme）的休闲胜地，我的房间恰好俯瞰着大海和一片高尔夫球场，前一天我还忙里偷闲地到这个球场赏了一会儿鸟。一度，周小川和我还走到了阳台上去欣赏南非夏日清晨的壮美景色。
我一直在催促中国推进其金融市场自由化的进程，提高向外国竞争者的开放程度，但周小川现在告诉我，鉴于美国市场的混乱，中国不打算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开放资本市场。但周告诉我，他坚信其他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将有所进展。
二十国集团会议后不久，我前往北京参加了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正式会议之前，我和我的副幕僚长泰亚·史密斯（TaiyaSmith）会见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经历了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数月谈判之后，泰亚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谈，以便让我作最后一把努力，促使中国提高外国人在中国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上限。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一直在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不要再人为地维持人民币的弱势，理由是这种弱势货币阻挠了市场力量帮助完全依赖于廉价出口品的中国经济恢复平衡。人们普遍将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归因于它的货币政策，但我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更大的问题在于美国人缺乏储蓄，正是这一点最终转化为我们庞大的进口和对外国资本的依赖。由于中国的汇率政策是让人民币与美元保持同步，其他一些贸易伙伴，特别是加拿大和欧洲国家，也开始抱怨日益膨胀的贸易失衡。我再一次提出了我经常提出的观点：一种反映市场现实的货币是中国延续经济改革和进步的关键。这将缓解中国日渐增大的通胀压力，刺激国内市场的发展并降低对出口的依赖性。
吴仪直视着我对我说，她在这个时候对提高持股比例上限的事情无能为力。但她马上又接着说，我对货币问题的看法很有道理。
她对这一问题没再多说什么，但我已经知道，我不会两手空空地回到华盛顿。我们在食品和产品安全问题以及打击非法采伐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最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我目睹人民币一路从2007年12月的1美元兑743元升值到了2008年7月中旬的681元。中国的突然转变不仅对中国有益，也有助于遏制美国国会中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
但对金融市场来说，坏消息依然在日复一日地堆积。11月中旬，美国银行和梅盛集团（LeggMason）宣布将斥资上亿美元向旗下的货币市场基金提供支持，由于从SIVs那里购买了大量的债务，这些基金元气大伤。尽管公众一直将货币市场基金视做最安全的产品之一，但也有某些基金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率而大量持有资产支持商业票据。
同时，随着银行越来越不愿意彼此贷款，信贷市场一直在残酷地收紧。一个反映银行之间信心程度的关键指标LIBOR…OIS息差（衡量的是银行间资金拆借的利率水平）开始急剧放大。传统上，这个数字应该维持在10个基点左右，也就是01个百分点。但LIBOR…OIS息差在8月9日一跃升至40个基点，9月中旬时更是攀升到了954个基点之高，直到10月31日才收缩到了略低于43个基点的水平。此后，由于预料到各大银行将在巨额亏损之下被迫抛售资产来改善流动性，市场再度急剧收紧。到11月末，LIBOR…OIS息差已经突破了100个基点。
面对银行间拆借利率的飙升，美联储在11月15日向银行系统注入了4725亿美元的临时准备金——这是美联储自“9·11”事件以来最大的一笔类似注资。在12月，美联储继续采取了一系列超常措施以提高市场的流动性。12月11日，美联储将贴现率和联邦基金利率双双下调25个基点，分别降至475％和425％。12日，美联储宣布已经与欧洲中央银行和瑞士国家银行建立了24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swaplines），目的是提高海外信贷市场上的美元供应。
次日，美联储推出了定期拍卖工具（TermAuctionFacility，TAF），旨在以各种各样的抵押品为担保向存款机构提供28日至84日之间的短期贷款。与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类似计划联合启动的TAF是为了给银行提供除美联储贴现窗口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因为贴现窗口的使用一直带有一些不光彩的烙印：银行担心，如果它们直接从美联储借钱，它们的债主和客户就会认为它们碰到了麻烦。
2007年12月17日的首个TAF拍掉了200亿美元的28日贷款；3天之后的第二个TAF又提供了200亿美元的35日贷款。银行对这些资金趋之若鹜，美联储在12月21日表示，只要有必要，拍卖就将继续下去。
但是，这些对金融系统有帮助的措施并不能阻止整个经济的持续下滑。当白宫在感恩节之后第一次开始考虑税收刺激计划，我是反对这一想法的。对我来说，这样的刺激计划就如同往天空中撒钱，是一种漫无目的而又目光短浅的做法。但到2007年12月中旬的时候，美国经济很明显已经走投无路了。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 一个时代的终结（7）
我并不是经济学家，但我善于与人沟通，判断时局。在与各方企业高管交谈过之后，我意识到金融服务上的问题已经扩散到了整个经济中。12月中旬，我从中国返回后就开始游历全美，力促建立希望联盟。我与地方官员、大小企业交流，也访问了那些丧失房屋赎回权的重灾区，包括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密苏里的堪萨斯城和加利福尼亚的斯托克顿。我在旅途之中给乔希·博尔滕打电话，请他告诉总统，美国经济已经开始显著衰退。很明显，我们必须有所行动，为了经济原因——也为了政治原因。
2008年1月2日，我见到了总统，他让我去征寻国会、投资者和企业领袖们的意见，以便我们能在他从8天的海外之旅归来之后作出决策。我与总统已经沟通过多次，明白他想迅速行动起来，而且要两党团结行动，只要我们的计划能立即见效——而这几乎必然意味着向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这对共和党来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总统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主义者：他只想尽快见到成效。
在1月中上旬，我给国会山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打了很多电话，一遍遍地解释说，为了制订一个及时、临时性、简单但却分量足够大的计划，两党方面均需作出妥协。我强调说，这次立法不应被用于推进任何一个党派的长远政策目标。共和党人可以勉强接受一项经济刺激计划，只要我们不去添加诸如提高失业保险这一类的条件，但民主党领袖们却认为我们只能通过失业保险和食物券这一类的传统方法来满足我们必须满足的那些需求。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我们能够保持平衡，很渴望达成一项协议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会去控制她的阵营中的那些最自由主义的成员。
1月18日，星期五，布什总统提出了他的一揽子支出计划，规模相当于GDP的1％，或者说1500亿美元左右，目的是用一次性的退税和旨在鼓励企业购买设备的减税政策来给经济“打一针强心剂”。为了声援总统的决定，我一整天都在接受采访。我知道，那个周末和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们将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与立法者们的谈判上。
下一周的星期二，我前往南希·佩洛西的会议室会见了这位众议长以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参议员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滕尼·霍耶（StenyHoyer）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翰·伯纳。里德和麦康奈尔同意让众议院主导经济刺激计划，佩洛西也非常积极——在众议长的位子上度过了碌碌无为的第一个年头之后，她很明显渴望实现一个两党的共同成就。她放弃了对失业和食物福利的要求，换取了几乎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是否缴纳所得税）都能享受到的退税政策。
每况愈下的金融市场和日益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让我们不敢有丝毫懈怠。经济形势的恶化促使美联储在1月22日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75个基点，降至35％，这是非常罕见的举动，因为这发生在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例行会议的间歇期中。（在1月30日的例行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