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死亡哲学 -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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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准备，一个视人的今世生存为第一要事、置神的存在和死亡生活于不顾的近代死亡哲学的产生显然是不可能的。
从西方近代死亡哲学到西方现代死亡哲学其间之有一理论过渡，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死亡哲学，尤其是作为德国古典死亡哲学最后环节的费尔巴哈的死亡哲学。因为正是费尔巴哈明快地提出了“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观点，打出了“从人本学观点论不死”的旗帜，不仅对近代人对中世纪宗教神学世界观的清算作了理论总结，把西方近代人反对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斗争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又为西方现代人直面死亡，尤其为西方现代人本主义的死亡观作了必要的铺垫。
前进上升运动
西方死亡哲学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是一前进上升运动
西方死亡哲学运动和发展的第三个重要特征在于从总体上看它是一个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种螺旋式的前进上升运动。
譬如，西方死亡哲学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发展就是一个圆圈。中世纪的死亡哲学强调死亡的意义，断言“若不能死，便不能生”，近代死亡哲学则反其道而行之，强调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视自存原则或自保原则为哲学的第一原则，对死亡采取漠视和回避态度，这显然是对中世纪死亡哲学的一个否定；现代西方死亡哲学批判了近代死亡哲学家对死亡采取的漠视和回避态度，斥之为“自我”的失落或“沉沦”，重新强调死亡的意义，把死亡看做人生“最本己的可能性”，这无疑是对近代死亡哲学的一个否定，而对于中世纪死亡哲学来说，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
不仅如此，整部西方死亡哲学史，从古代奴隶制时代的到中世纪封建时代的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再到现代的，也可以看做是一个“圆圈”，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古希腊罗马奴隶制时代的死亡哲学，从赫拉克利特和毕达哥拉斯到伊壁鸠鲁和塞涅卡，尽管学派林立，内容纷繁，但从总体上讲，这个时期的死亡哲学始终内蕴着一个相对平衡、相对稳定的“生—死”、“有—无”的张力结构。也就是说，它们对生与死的辩证关系有一种朴素的理解，既重死，又重生，把死亡问题看做陶冶道德情操、规范人生轨迹的手段，因而对死亡哲学的基本对子“生—死”或“有—无”可谓保持了一种较为健全、中道和公允的立场。然而，此后两个阶段的死亡哲学即中世纪的和近代的死亡哲学却对死亡哲学的基本对子“生—死”或“有—无”持一种相对偏颇的立场，它们“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无形中破坏了古代死亡哲学中“生—死”、“有—无”的张力结构，把潜存于西方古代死亡哲学的原本保持着相对平衡的两个基本环节——死与生或无与有分别片面地向前发展了。这种发展虽然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对人类死亡认识的深化也不无益处，但是在这两个阶段里，古代死亡哲学毕竟是被片面地向前推进、向前发展了，因而相对于古希腊罗马时代死亡哲学的极力持平、相对中道的立场来说无疑是一种否定或倒退。正因为如此，中世纪的和近代的死亡哲学便遭到了许多现代死亡哲学家的反对。
现代西方死亡哲学家之所以反对中世纪死亡哲学，是因为他们虽然赞同“重死”，但却不能容忍其“轻生”、寄全部希望于来世生活的“片面性”；他们之所以反对近代死亡哲学，是因为他们虽然赞同后者“重生”，但却不能容忍其“轻死”（即“漠视死亡”）的片面性，因而要求对生死、有无的关系有一种较为全面、较为中道的理解和把握。现代死亡哲学，就其反对中世纪和近代死亡哲学的片面立场而言，可以看做是对它们的一个否定，而就其对生死、有无极力持一种相对全面的立场而言，无疑又是对古代死亡哲学的恢复，是对它的否定的否定。
我们说西方死亡哲学的发展是一种圆圈式的发展，是一种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过程，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死亡哲学的发展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例如，我们不能说现代西方死亡哲学作为中世纪和古希腊罗马时代以来的死亡哲学的发展圆圈的终点只是向它们的“复归”。诚然，现代死亡哲学确实再现了或回复了中世纪死亡哲学的“重死”思想以及古希腊罗马死亡哲学对生死、有无的中道立场，但是，现代西方死亡哲学作为中世纪和古希腊罗马死亡哲学以来的死亡哲学的发展“圆圈”的逻辑终点，作为它们的否定之否定阶段并不只是对中世纪和古希腊罗马死亡哲学的简单“回复”，而是经过对前此诸阶段死亡哲学的辩证否定或扬弃，把作为逻辑起点的中世纪的和古希腊罗马的死亡哲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理论层次。例如，现代西方死亡哲学不只是简单地再现中世纪死亡哲学的“重死”思想，而是把它改造、熔铸，使“重死”不再成为“轻生”的逻辑起点，而成为积极思考和筹划人生的逻辑起点。这就使中世纪死亡哲学的“重死”思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富于积极意义的人学内容。再如，现代死亡哲学也不只是简单地再现古希腊罗马死亡哲学对“生—死”“有—无”的中道立场，而是把它改造、熔铸，不仅使之包容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意涵，而且还把它牢固地奠定在现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和个体性原则的基础之上。
西方死亡哲学绝对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永远是开放的，是面向未来的。在它的发展道路上尽管也有回复，甚至倒退，但它却始终保持着不可遏止的前进上升的态势。尽管现代哲学家中有人对进化的观点、对历史进步的观点持有异议，但当我们从总体上如实地纵观西方死亡哲学史时还是不能不持守这样一种观点。
形态矛盾统一的进程（1）
西方死亡哲学的发展是诸多死亡哲学形态矛盾统一的进程
西方死亡哲学运动发展的第三个重要特征在于它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历史上诸死亡哲学形态对立统一关系的矛盾演进过程。虽然事情确如黑格尔所说：“真理只有一个”，但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里，作为时代的自觉和精神本质的死亡哲学却总是以各种形态呈现出来。这些不同形态的死亡哲学多元并存，既对立又统一，由此构成了各个历史时期死亡哲学的矛盾运动和基本内容。例如，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不仅有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等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死亡哲学，而且还有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塞涅卡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死亡哲学。这些不同形态的死亡哲学一方面从哲学路线上相互对立，另一方面它们作为西方死亡哲学起始点的哲学形态又共同具有致力于思考死亡本性这样一个理论特征，构成了古希腊罗马死亡哲学的矛盾运动和基本内容。再如，在近代，不仅存在着笛卡儿、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所代表的理性主义的死亡哲学，而且还存在着由伽森狄、狄德罗所代表的经验主义的死亡哲学，它们对“不死信仰”的态度很不相同；前者宣扬对不死信仰的理性证明，后者则坚持“对不死信仰的理性否定”，然而，它们在“热恋生存”、反对中世纪神学死亡观方面却又十分接近。正是它们之间的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构成了近代死亡哲学的矛盾运动和基本内容。
在西方死亡哲学运动和发展的这四个基本特征中，第四个特征是其最重要、最根本的特征。因为正是同一时代诸死亡哲学形态的对立统一关系和矛盾运动，推动着死亡哲学的历史发展，使死亡哲学史成为一个包含诸阶段于自身内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进程。如果离开了同一时代诸死亡哲学形态的多样性的统一和矛盾运动，我们就既不足以揭示死亡哲学前进运动的内在动力和逻辑必然性，也不足以说明死亡哲学史何以能够成为一个“在发展中的系统”。例如，如果不揭示赫拉克利特同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同柏拉图、伊壁鸠鲁同塞涅卡死亡哲学路线的多样性的统一及其矛盾运动，我们就既不足以说明古希腊罗马时期死亡哲学的历史发展，也不足以说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死亡哲学何以要让位于中世纪的死亡哲学，同样地，如果不揭示笛卡儿、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同伽森狄和狄德罗死亡哲学的多样性的统一和矛盾运动，我们就不足以说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死亡哲学的产生，也不足以说明近代死亡哲学何以会过渡到现代死亡哲学。
通过对西方死亡哲学的“动态”考察，通过对西方死亡哲学运动和发展的上述基本特征的考察，于是，我们发现，西方死亡哲学原本是一个基于历史上诸死亡哲学形态对立统一关系的矛盾演进过程，一个包含诸多阶段于自身之内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一个不可遏止的螺旋式的前进上升运动。这样，我们就达到了对西方死亡哲学的辩证理解，达到了西方死亡哲学概念的一个中心点，即西方死亡哲学永远是一个过程，一个“在发展中的系统”。从这样一个中心点出发，我们对西方死亡哲学就获得了一个崭新的视界，对西方死亡哲学的一系列问题就有了一种全新的观念。
形态矛盾统一的进程（2）
首先，如果我们从这个中心点出发，就会看到西方死亡哲学虽然和其他观念形态的东西一样，其发展始终和社会历史的发展保持着大体的同步性，并受到后者的制约，然而它一旦产生出来，就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顽强地保持着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和逻辑必然性。
其次，我们还会看到，西方死亡哲学的发展是一个有必然性的、有次序的进程。在先阶段的死亡哲学是晚近阶段的死亡哲学的必要准备，晚近阶段的死亡哲学是在先阶段的死亡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尽管一些现代西方死亡哲学家标榜反传统，标榜同传统哲学彻底决裂，但是，现代西方死亡哲学的脉络里却依然流淌着传统哲学的血液。现代西方死亡哲学家并不站在历史和传统之外，他们所做的工作无非是在时代精神鼓舞下选择传统、改造传统，并在这种选择和改造中构建新的哲学传统。诚然，从整体上看，现代死亡哲学比传统死亡哲学视界要远大些，内容要深刻些，但是，如果没有古希腊罗马人对死亡及其本性的“诧异”和思考，没有中世纪和近代西方人对潜存于古代死亡哲学中的两个基本环节——死亡和生存的依次强调和发挥（虽然是被片面地强调和发挥了），现代西方人要达到对死亡的这样一种比较深刻的认识是根本不可能的。
再次，如果我们从西方死亡哲学是一个“在发展中的系统”这样一个中心观念出发，我们还会看到：西方死亡哲学或死亡哲学史并不是个死人的王国或“死人的战场”，并不是对于已过去了的、埋葬在地下的、腐朽了的事物的知识，它所研究的是西方死亡哲学发展过程中永远是必然的、不死的东西。例如，古希腊罗马死亡哲学虽然遭到中世纪和近代死亡哲学的“否定”，但它所内蕴的相对平衡和相对稳定的“生—死”、“有—无”的张力结构，却是否定和推翻不了的，因而终于在现代西方死亡哲学中以更为明确、更为充分的形式再现出来了。再如，中世纪死亡哲学的“重死”思想，虽然遭到近代死亡哲学的“否定”，但它于几个世纪之后却又以一种更为积极、更为昂扬的形式出现在现代死亡哲学中了。昭示每一历史形式的死亡哲学中必然的与不死的内容，是西方死亡哲学或西方死亡哲学史的基本使命。
最后，我们还可以由此而看到：从西方死亡哲学史的总体讲，最初出现的死亡哲学是比较贫乏、比较抽象的死亡哲学，而后出现的死亡哲学则较为丰富、具体和深刻，最晚近的死亡哲学则是内容更丰富、更具体和更深刻的死亡哲学，它应当是整个西方死亡哲学历史的一面镜子。这里所谓晚近并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认为凡是时间上在后的死亡哲学都是内容较丰富、具体和深刻的哲学。这里所说的晚近的死亡哲学仅仅涵指那些堪称对其所在比较晚近的时代的自觉和实质知识的死亡哲学。
综上所述，西方死亡哲学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死亡哲学一样，从本质和总体上看，是一个基于内在矛盾的、与西方社会和西方哲学发展大体同步的、包含诸多形态和诸多阶段于自身之内的、连续不断的螺旋式的前进上升运动。它永远是开放的，是面向未来的，是一个“在发展中的系统”。那种把西方死亡哲学理解为一尊不动的石像的观点是机械主义的，也是不符合史实的。至于有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