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80-岁月与海浪: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人物群像-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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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向公众提起的，还要补充的是他在私交中表现出来的使人愉悦的品质，例如，伴随着对于美酒佳肴的独特赏识，他总会显示出顽皮的才智、自由的幻想、欢快的兴致，于是除了那位伟大的批评家，你又找到了一位难得的志趣相投的伙伴。我认识的男士中，脾气比他更随和者不在少数，可是在取悦大众方面，谁也没有他那样好的先天条件。大体而言，他有乐天的性格，而且这种性格也成了别人快乐的源泉。唯有一个焦虑永久地困扰着他，那就是后代子孙的品德。去世之前几年，他尤其担忧文明会崩溃。因为，文明是他一直高度关注的目标，眼见那些对于文明最为致命的敌人横行于世——狂热主义、迷信思潮、教条主义、非理性主义、对于暴力和愚昧的追捧，以及对于真理和接近真理的方式的蔑视——凡此种种，都令他心灰意冷。其实，通过列举那些罪恶，我已指明了他的品德，也就是与种种罪恶截然相反的优良品性。他是个集各种美德于一身的人，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实践中努力将这些美德发扬光大，令人备感友善亲切。
《岁月与海浪》第一部分德斯蒙德•；麦卡锡/摩根•；福斯特
德斯蒙德•；麦卡锡
本文参见摩根•；福斯特：《悼念德斯蒙德•；麦卡锡（二）》（TributestoDesmondMacCarthy，II），载《听众》（Listener），1952年6月26日，第1031页。——原注
摩根•；福斯特
“我想，他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愉快的气氛密不可分，与对那些难以应付的、性格执拗的人物的调和，与压倒争议和刻薄的那种宽容妥协的普遍精神，也密不可分，须知尖酸刻薄也是这个学术圈子的特点之一。”昆汀•；贝尔：《弗吉尼亚•；伍尔夫传》（VirginialWoolf：ABiography），两卷本，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72年，第一卷，第103页。——原注对于德斯蒙德•；麦卡锡在布鲁姆斯伯里中的作用，昆汀•；贝尔（QuentinBell）所作的评价，被摩根•；福斯特在为这位老朋友所作的悼文中阐述得很好。这篇悼文来自“传记俱乐部”（MemoirClub）的一篇文章，该文章于1952年麦卡锡辞世后与其他悼文一起被重新发表。
对于早年的德斯蒙德•；麦卡锡，我已没有什么印象了，不过幸运的是，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的情形。那是大约五十年前，在剑桥大学校园内的某个小型辩论社团里，这种社团为数众多，而且不断地自生自灭。我很高兴，这些社团还继续繁衍生息着，我知道，天国里的德斯蒙德也会为此而感到欣慰的。
我们相识的那个社团名叫“亚平宁山脉”。它的邀请卡上画着连绵的青山，寓意双关，这里就不细说了。当时我得在这个社团宣读一篇论文，然后便被批得体无完肤。在我的批评者中，有一位面容温和、肤色黝黑的年轻人，他声音悦耳，举止优雅，坐在房间里非常靠后的座位上，虽然温文尔雅，却深知自己要说什么，以及应该如何措辞。那就是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而且可以说，也是最后一个印象。这位青年后来变成了垂垂老者，变成了名噪一时的人物，可是他依旧性情温和，文质彬彬，总是对自己的思想一清二楚，而且总是坐在房间里靠后的座位上。在这方面，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那位锋芒毕露的批评家某某先生，或者是那位唠唠叨叨的专栏作家某某爵士，他们都是想方设法抢坐头排的人。我觉得并非德斯蒙德的谦虚使他“离群索居”，而是他非常清楚自己应该置身于何处。离开“亚平宁山脉”几年后，他在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时，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和善的老鹰”（AffableHawk）。这个名字对他来说，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他总是尽可能和颜悦色地对待自己的同行，不过，倘若某部作品写得肤浅或是狂妄、粗暴，这只老鹰便会扑将下来，而它的猎物就要毛羽横飞了。
我和他交情甚好。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我们曾经一同住在萨福克郡（Suffolk）萨福克郡，位于英格兰东部。，后来又迁往别处，可是我对他的所有鲜活记忆，都呈现为他与其他人构成团体时的场景。所以，还是让我们从剑桥转到伦敦去吧。在20世纪初，我记得那里有个专门的团体，它的组建目的，只是为了让德斯蒙德可以把他的小说写出来。他很想写自己的小说。他可以口述那部小说——人物、情节、事件，一切都那么引人入胜：我记得故事讲的是威尔士的某个苍翠山谷，那里埋藏着一幅名画。可是，他总是无法将这小说落笔到纸上。于是他的一些朋友认为，假如建立一个社团，每个成员都要创作小说，并且在每次集会上都要大声朗读刚刚脱稿的一个章节，那么，德斯蒙德就会不情愿地被大家拖到写作的道路上来了。然而不出所料，他又硬生生地逃脱了这一拙劣的圈套。别人开始写小说了——不但开头漂亮，而且在第二章里已将情节铺展开来，他呢——他说他把构思好的东西忘记了，他说稿子不知被搁在哪儿了，他说没有时间写。所以，他终于没把故事写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社团得以重建：不是为了写小说，而是为了写回忆录。
在写回忆录方面，德斯蒙德可是无人能比的。他常说：“记忆是一部最好的排字机。”在这个拥有利顿•；斯特雷奇、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梅纳德•；凯恩斯（MaynardKeynes）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创始人，认为失业和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并管理通货，主要著作有《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的团体里，他在把握过去、重组过去的能力上技压群芳。我特别记得他的一篇论文——如果可以称其为论文的话。在邓肯•；格兰特的工作室里，他像鸟儿一般远远地栖息在某个角落里，面前放着一只打开的手提箱。他告诉我们，那个斜支着的箱盖，正可用来摊放他的文稿。他不断地朗读着，像以往一样，因为他的才智、博学和洞见，我们听得欢欣不已，直到那手提箱因他轻轻摆了一下手而不幸地掉了下来。里面竟然空空如也，根本没有什么文稿。原来，他一直在作着即兴讲演。
《岁月与海浪》第一部分德斯蒙德•；麦卡锡/伦纳德、弗吉尼亚
德斯蒙德•；麦卡锡
本文选自伦纳德•；伍尔夫：《重新开始：从1911年到1918年的自传》（BeginningAgain：AnAutobiographyoftheYears1911~1918），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64年，第135~141、143页。——原注
伦纳德•；伍尔夫、弗吉尼亚•；伍尔夫
伦纳德•；伍尔夫在其自传的第一卷里，提及德斯蒙德•；麦卡锡发下的伟大誓言。为了坚守自己对此誓言的判断，他又在第三卷中试图阐释麦卡锡的聪睿资质与其并不杰出的成就之间所存在着的巨大落差。伦纳德在自己的阐述中，又插入了1919年弗吉尼亚日记里的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写于麦卡锡《残迹》（Remnants）一书出版之后，它再次谈及麦卡锡充满矛盾的性格和写作生涯。
……千真万确，德斯蒙德步入中年之后，看上去就像一只羽毛蓬乱的鸟儿，他自己也深知这一点——由此取了个颇具个性的笔名，“和善的老鹰”。不过，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二十六岁，刚完成周游欧洲大陆的教育旅行——他不带半点从巢中跌落的、羽翼蓬乱的雏鸟的神情；他像一只威武雄壮的雄鹰，只需轻轻地扇动一下翅膀，便能滑翔到自己希望达到的任何高度。他不但外貌如此，善良的仙女们还慷慨地赐予他每一种可能的天赋，尤其是每一个想当作家和小说家的人都梦寐以求的天资。然而，为何他始终没能实现自己的誓言？为何他由那只锐利的雄鹰退化成了一只和善温良的老鹰、一只羽毛蓬乱的雏鸟呢？
……人类的心理，复杂得如此令人气愤，以至于你完全不能单靠一个表面原因，去解释其思想、行为和性格。困难之一在于，对人脑而言，同一个因素可以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因此，拿德斯蒙德来说，称“他那独特的谈话天赋”是他不肯写作的理由，很可能是非常正确的，不过，以下解释同样合乎情理：（1）那是他不写小说的借口；（2）不写小说又是促成他获得独特谈话天赋的原因。有一年夏天，德斯蒙德来到乡下，在阿希汉姆屋（AshehamHouse）和我们一起小住了几日。到达的时候，他有些无精打采，并且很快就向我道出了原委。他有位朋友，即小说家韦奇伍德（A。F。Wedgwood），不久之前刚刚去世，留下一本遗作，德斯蒙德曾经向其遗孀许诺，自己将为此书写一篇介绍作者生平的引言。这件事，他一拖再拖；书已交付排印，马上就要装订，一切就绪，只等德斯蒙德的那篇引言了；出版商心急火燎，气急败坏，只好成天狂轰滥炸般地给德斯蒙德发送电报，并且每次都预付过复电费用。德斯蒙德发誓说，他会在周末把东西写出来，下星期一早上必定会将稿件邮寄给那位出版商。因此他也要我发誓，第二天一早必须把他独自反锁在屋里，引言写不完，就不能放他出来。当时他还告诉我，他自己正承受着某种疾病带来的痛苦：他只要知道到时候必须做某件事情了，不论那是件什么事儿，他总会觉得自己做不成，并会为逃避它而去做其他任何毫不相关的事情。“它”是什么，无关紧要，可以是某件他真正想做的事情，不过如果它也是他深知自己所必须完成的，他就会发现自己正做着另一件其实并不想做的事，这同样是为了让自己不用去做那件必须做，并且真正想做的事情。
比如，这里就有一个在德斯蒙德的生活里出现得极为经常的例子：他与某些自己喜欢的人士约好，7点半在切尔西（Chelsea）切尔西，英国伦敦西部街区，在泰晤士河北岸，自18世纪以来为作家和艺术家聚居地。共进晚餐；他一直盼着夜晚的来临；7点整，他端坐在伦敦另外一头的某个房间里，正在跟两三位他并不喜欢，而且令他生厌的人闲谈；7点零5分，他开始觉得应该欠身告辞，前往切尔西；7点半到了，他却还和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人士坐在一起，并且已经开始耽搁人家吃晚饭了；8点整，这些人执意挽留，请他和他们共进晚餐；8点零5分，他给在切尔西的朋友们打电话、道歉，并宣称20分钟后就会赶去和他们相聚。
我应该加上一句，到达阿希汉姆屋的当晚，德斯蒙德恢复了兴致，心情很不错。入寝以后，我们听见他有一会儿在走廊上踱来踱去，同时呻吟着：“噢，上帝！上帝！”次日清晨，当我将他锁在起居室里时，他还显得相当愉快。一个钟头以后，他砰砰地敲着门，同时大喊：“伦纳德，你必须放我出去，你必须放我出去。”——因为他的烟卷儿抽完了。于是我意志不坚定地把他放了出来，以便他可以走到一英里开外的洛德梅尔（Rodmell）去，找那边的小铺子买些烟卷儿。我不记得当他在星期一或是星期二的早晨离开我们时，那篇引言究竟有没有完成。我宁可认为，他没能写出来。
为何德斯蒙德未能实现少时的雄心壮志？为何他最终没有将1903年时脑子里业已酝酿成形的光辉小说写出来？原因之一在于，他以为自己应该写小说，而且写的应该是绝对一流的小说。在许多方面，德斯蒙德是极受穆尔穆尔（1873～1958），英国哲学家、伦理学家、实在论者，曾任剑桥大学哲学教授（1925～1939），主要著作有《伦理学原理》、《反驳唯心主义》、《哲学研究》等。宠爱的使徒，心怀着门徒愿为精神导师或圣人献身的纯洁和热烈，他也极其热爱并且紧紧追随着穆尔。作为一个可塑性还很强的青年，他和那些岁月中身处剑桥的我们所有人一样，将《伦理学原理》一书奉为立身、立言、立行的圣典。我曾在《播种》（Sowing）中描述、解释过穆尔及其论著对于我们的影响。这本书教导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所以，当你想起这些字眼时，倘若不想亲眼见到穆尔本人、亲耳听到他在说话，是不可能的；仿佛他在说“我认为一个人应该这么做”，或者“我认为一个人不应该这么做”，仿佛他一边强调着这些话语，还一边热情洋溢地摇晃着脑袋。因此，每当德斯蒙德坐下来开始写作之时，总是有一个看不见的穆尔，满口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