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20-犁与刀-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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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精神”。他们所谓的“日本精神”，是一种融入了多种糟粕思想的混合体，其中包括德国的人种优劣论、欧洲为殖民主义寻找的借口以及它从基督教身上得出的结论——推出天皇，塑造一个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神化人物，比日本神道教所信奉的任何神灵都更能激发士兵的斗志。
因为日本是一个等级十分森严的社会。在近代明治维新以前，绝大多数日本人连姓名都不能随意拥有，只有贵族有姓名，这是权势的象征。明治三年（1870年），为了和国际接轨，日本政府规定所有的日本国民都可以为自己取姓。可是受制于多年的习惯心理，许多日本人根本不敢给自己取姓。明治八年，政府出台法律，强制全体国民都必须有姓。但是，由于日本一般老百姓无祖姓可继承，于是日本人便大张旗鼓地“发明”姓氏——田中、山田、井上、上野、中岛、稻田、广濑、吴藤、牛头、犬养、佐佐喜……五花八门，这样在1981年版的《日本姓名辞典》就收入姓氏8万条，成为世界上有名的“万姓之国”。
而在战争中的日本国内，不要说反对战争，就是对战争采取消极态度也是不允许的。针对国民批评或反对政府的言行，日本制定了周密的“禁止大纲”，违反它便构成犯罪，成为取缔和处罚的对象。通常，如果要想批评政府，反对现行政策，大都需要成立组织和团体。在二战前以及战时的日本，公民的结社权利受到1900年制定的《治安警察法》的法律限制。结社的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组织成立以后的三天之内，向辖区警察署申报社名和社规。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许多法律条文都照搬欧洲，特别是德国。天皇制下的资本主义日本具有类似西方的法律条文，但整个社会却缺乏西方的法制精神。它的内务大臣在“有必要维护安定秩序的情况下”，是有权力禁止任何性质的结社的（不论是否属于政治性的），而秘密结社更是被严厉禁止。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面对复杂的战争局势，为了防止国内响起反战舆论，日本颁布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使组织结社的条件更加苛刻。所以，要想在政治上出现反对派，在这个时候的日本，已经完全不可能。
至于群众性的集会，则更是不可能。政府规定，在“有必要维护安定秩序”时，无论室内、室外的任何集会，警察官都应果断加以限制、禁止或解散。群众举行集会时，发起人必须向警察官提供“警察官吏所要求的座位”，在这个座位必须能够清楚地听到讲演人的声音，能够充分地观察群众的状态。对于人们平时的说话，政府也防备甚严。１９０８年，日本颁布的《警察犯罪处罚令》中第2条第26项规定：对“散布骗人的流言或谣传的人”，处以“不满３０日的拘留”。这样，谈论中日战场上的失利，谈论国内粮食的短缺等等，都是犯禁的行为。
《犁与刀》 第一部分被愚弄的日本国民（2）
二战时期在日本和歌县志贺村的理发店，村民岩越平松说了一句话：“……不应该进行战争，我讨厌战争，搞战争是愚蠢的。”结果被处以１０日元的罚款。肖像画家川崎义夫在香川县白鸟车站的办公室说：“其实去打仗而战死的，只是像我们这种下层人。这次事变是因为日本有领土野心而发生的。”因此他被捕，以违反《陆军刑法》的罪名被送交检察厅。
在战时，不要说谈论战争的实际情况，就是谈论日本国内外的其他事情，而使周围的人惊讶、绝望，就算是“扰乱人心”。据说“在三人以上的地方说话，就会往往被告密给宪兵队”。国民只能“不看”、“不问”、“不说”，只能沉默寡言。就连显贵们呼吁和平，也犯了“散布谣言蛊惑人心”罪，首相吉田茂就曾经以这种理由而被宪兵队逮捕。
当然，大众传媒也无力反对战争。二战时期没有电视台，日本国内的广播电台也只有半官方的日本广播协会一家，所以言论的最主要载体是报纸和刊物。实际上，从明治时代日本就开始镇压自由民权，出台了《报纸条例》和《诽谤法》严厉禁止言论。日本昭和初期，1909年又施行了《报纸法》。这些法律法规成为套在日本国民身上的层层枷锁。那么，如果报刊登载了企图“冒渎皇室的尊严，改变政体或扰乱国宪的事项”，不光是发行人、编辑，就连印刷者也要受到监禁。
随着战争的进行，日本对报刊的管制不断加强。在“卢沟桥事变”开始的1937年7月，由内务大臣发布了禁止刊载报道的告示，列举的事项长达数页，极为详细周全。例如：要强调“这次日中两军的冲突并不是由日本方面的错误引起的”，“日本军队绝不是好战的”；不得撰写“会给国民以反战、反军印象的报道”；不得发表“关于现役期满的一部分士兵近期服役的消息”，等等。此外，审查官们还经常对报刊、杂志的编辑进行“指导与恳谈”。审查官们不仅仅指使作者执笔写稿，而且要求刊载“上面指派的高见”——无疑是一些歌颂天皇、美化侵略的御用文人的稿件。
到了战争后期，日本政府直接禁止报刊发售，管制程度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到了战争末期，日本只剩下两种报刊了：一种是根据大本营发表的虚假战报与情报局指导的充满谎言的所谓报纸；另一种是煽动战争的很难理解其意思的所谓“杂志”。①
在战争中，日本的广播更为极端，甚至说是在战斗中，精神竟然可以战胜死亡。电台曾播送过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
“空战结束后，日本的飞机以三四架的小编队飞回机场。一个大尉在最先回来的一批之中。他从自己的飞机上下来后，站在地上，用双筒望远镜注视着天空。当他的部下返回时，他一架一架地数着，脸色有些苍白，但却十分镇定。看到最后一架飞机返回，他写了报告，向司令部走去。到了司令部，他向司令官作了汇报。然而，刚汇报完，他就倒在地下。在场的军官们急忙跑上前去帮忙，但他已经断气了。经过检查，发现躯体已经冰凉，他的胸口上有弹伤，是致命的弹伤。
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是冰冷的。而大尉的身体却凉得像冰块一样。大尉肯定是早就死了，是他的精神支持他作了这次汇报。可以肯定，是已逝的大尉所怀抱的强烈责任感创造了这样的奇迹。”②
而这样的故事竟被广泛传颂。
所以，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动所有的社会机器，在近代天皇制的“教育敕语”下培养出一批迷信天皇、崇尚强权、忠心追随军国主义的国民。
首先，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惨败，让日本从精神上尝到了胜利的快感。在过去的一千年中，日本对中国这个大陆国家一直抱着崇仰的姿态，即使在近期，魏源的《海国图志》也在日本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③ 当时的清朝水师号称亚洲第一，打败了一贯的强者，无疑让日本万分激动，而且尚有实实在在的实惠——２．３亿两的白银，相当于当时日本３年的国库收入；并且增加了一大片的海外殖民地：台湾以及其附属岛屿。随后，通过日俄战争，日本更是打败了一贯骄横自大的俄国远征军，在中国的东北又获得了原本属于俄国的许多权益。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一举侵占中国东三省，并且几乎没有遇到中国方面大规模的抵抗。此后扶植起清朝的末代皇帝做了伪满的傀儡，东三省的铁路权、矿产开采权、军事政治外交权，都被日本操纵和掌握。日本政府对中国东北肥沃土地垂涎已久，占领东北后，立即进行了大规模的日本移民活动，掠夺东北土地。大批的日本平民移民中国东北，享受着上等公民的权利，住着掠夺来的房屋，开发着原本属于中国人的土地，用廉价的工钱驱使和奴役着这片土地本来的主人。日本的这种大规模的移民一直延续到二战末期，一些在国内穷困潦倒，或者本来就资财雄厚并具有开拓意识的日本国民，来到中国东北之后大多一展宏图。所以，日本全民在侵略厚利的诱惑下欲望膨胀，相当一部分人成为死心塌地的主战派。
《犁与刀》 第一部分被愚弄的日本国民（3）
2004年由日本东宝映画公司投资１２亿日元拍摄的电影《赤月》，就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电影的女主人公森田波子与丈夫森田勇太郎从日本小樽来到中国东北开设酿酒厂，因为波子的昔日恋人——军官大杉从中帮助，酒厂日益红火。在中国的土地上，森田一家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实现了在国内没有实现的理想。影片显示的日期就在二战后期，而森田一家只不过是数十万移民洪流中的一员而已。那些日本移民当然不会不知道他们的政府、他们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肮脏和血腥的，之所以大多数的日本移民仍然感觉心安理得，那是因为他们完全陷入了一种丑陋的胜利者的心态。
１９３６年５月９日，广田内阁发表“二十年百万户移民”方案，计划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共计５００万人。在国内报纸以“进军满蒙！经济挺进，首先大规模移民”之类的标题，刊登满洲移民计划。日本制定２０年内移民１００万户５００万人的庞大计划，后因日本战败，未能充分实现。据统计，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４５年总共移民到东北的日本人１８万户，５５万人左右，到１９４４年止，日本移民共强占中国东北耕地１５２．１万公顷。④
日本移民是以中国东北人民的血泪为代价的。他们利用低价“收买”、驱逐和屠杀中国农民的手段强占土地。曾在日本特务机关服务的意大利人万斯白在《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一书中举例揭露，在海伦，日本人雇用军队“扫荡了４个乡村，腾出地方来给６５０名日本人居住”；在依兰，“专门威逼华农放弃他们肥腴的土地，让日本移民占据”。富锦县一王姓人家，因不愿将自己的土地出卖，全家老少８口一齐被枪杀。与被赶出、生活无着而冻饿于四野的中国农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移民每户占地２０公顷，平均每户农业收入达２６２２元，除去生活花费外，还余１０２２元，过着丰裕的生活。⑤
１９３８年秋天，为了给日本移民清理出土地，日军纵火烧毀了中国农民的房屋，从依兰县城到土城子村烧得７５里没有人烟，１００多个中国农民惨遭杀害。杀戮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用刺刀挑死，另一种是用细绳将人的大拇指和大脚趾拴在一起扔在江中，日军给这个杀人方法起了个美丽的名字，叫“燕子凫水式”。１９３９年以后，日本政府把移民更名为开拓民，移民村更名为开拓团。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共有８００多个开拓团侵入中国东北。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大量征兵。青年男性开始不敷使用，开拓团也越来越少，日本青少年义勇队开始占据移民的主体地位，每年以一万多人的速度迁往中国东北。日本青少年移民到达中国不久，高强度的军事训练以及枯燥的生活诱发了一种被称为“屯垦病”的精神疾病，一些人肆意地将强奸、殴打、偷抢等暴行加害在驻地邻近的中国农民身上。
但是他们毕竟是心虚的。在《赤月》一片中可以看到，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移民也唯恐逃之不及，以免受到正义的惩罚。当然也有顽固不化者，他们甘愿冒着被惩罚的危险，坚决不离开这片他们“深爱着”的中国土地。然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
日本投降后，许多中国东北人陆陆续续来到设在“开拓团”本部的难民收养所领养日本难民。据统计，在1945年寒冷的冬天里，共有4000多名日本妇女和儿童被中国农民收留和抚养了。在长春市有一栋中国养父母楼，1945年这些善良的中国妇女收养了许多日本遗孤，20世纪70年代后这些遗孤返回日本，楼里只剩下了这些孤单的老人，57年的亲情如今化为无奈的思念。⑥
其次，天皇授予国民的“教育敕语”，是日本国内“国民教化”的目标。从1890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５５年期间，“教育敕语”成为日本国民的精神依托。在节日里，校长要戴着白色的手套毕恭毕敬地捧读它，学生和儿童必须低头聆听。“教育敕语”除去日期，共有319个字，其中占56％的179个字是汉字。对于这种难懂的“中文味”的文章，要求日本小学生在三年级时就要准确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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