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20-犁与刀-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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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日本国内个别学者也提出过某些解决争端的积极建议，比如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说过：“在相互弄清对方的立场后，不要把事情闹大。而且，应该通过共同处理渔业等具体的问题，争取实现双方的利益。这就是25年前邓小平提出的‘搁置’的智慧。用中国的说法，就是求大同，存小异。”② 但是，日本政府却越走越远，总是试图造成“事实占有”，来达到其强行霸占中国领土的目的。③
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是绝不会答应的。如果日本胆敢玩火挑起事端，那么引起冲突的日本，绝不会是最终的赢家。
注释：
①薛君度、陆忠伟：《颠簸的日本》，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页。
②田中明彦：《尖阁诸岛与领土问题》，原载日本《每日新闻》，2004年3月28日。
③（日）入谷敏男著：《日本人的集团心理》，天津编译中心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犁与刀》 第三部分日本的“台湾情结”（1）
第十章
警惕日本与“台独”的暧昧关系
1。 日本的“台湾情结”
日本的台湾情结的形成和膨胀绝不是偶然的，以致有些日本人把台湾视为日本的“利益共同体”，对台海局势的关心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恨不得把这个中国的内政问题变成日本的问题。长期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从日本军界、政界、学界到日本民间，都在密切关注台海局势，各种论文、著作、研究报告和应急方案数不胜数。近年来，日本媒体关于台湾问题的报道几乎泛滥成灾。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危言耸听地宣称：“台湾对日本的安全来说，是最后的‘生命线’。如果台湾与中国大陆合为一体，那么冲绳海域和东海将入解放军的势力范围，日本舰船和飞机将被赶出这一海域；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出入口将被北京完全堵死，日本将只能听北京的命令，日美安保条约也将名存实亡。”“对日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朝鲜问题，而是台湾问题。”①
还有些日本媒体不怀好意地渲染：“台湾被解放军掌握之日，就是日本噩梦开始之时。”日本驻泰国前大使冈崎久彦声称：台湾若被中国大陆统一，日本将不得不另寻生路。美联社在一篇报道中说，日本的神经已经同台湾海峡联系在一起，“这个国家为了这个海峡，将不惜‘奋力一搏’”。
关于台湾问题，日本政府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有其正式的表态，即日本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合法的政府，并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立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领导人访华时也对台湾问题作了正式说明：“日本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在日中联合声明中有明确表示。作为日本本来就不可能参与或者支持台湾独立。日中联合声明中阐述过的中国只有一个的认识是不变的。海峡两岸问题应由中国人本身通过对话取得和平解决。”
然而，日本政府在国内又有另一套说法。1996年4月10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加藤公然在日本国会宣称：对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日本只是表示理解和尊重，而并不是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只是中国的说法，而不是日本的说法。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官员首次公开发表这种恶毒的观点。对于如此严重的事态，日本政府没有做任何澄清更正的表示。完全可以设想，一旦台湾有事，日本政府很可能搬出加藤式的解释，以便为自己干涉中国内政的非法行径进行诡辩。这里隐藏着何其险恶的用心！
1972年日台断交后，日本在台设立“交流协会”，台湾在日本设立“亚东关系协会”，作为双方的联系机构。但日台关系表面上的“民间化”掩盖不了实质上的“官方化”。为了从政治上拉住台湾，日台断交的第二年，日本亲台议员就组成了“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后来又成立了“日华友好议员联盟”、“日华亲善议员联盟”和“蒋介石遗德显彰会”等组织，同台湾展开政党外交。每年“双十节”，这些团体都组团赴台搞所谓“友好亲善”活动。“蒋介石遗德显彰会”竟然把“中华民国国旗”与日本国旗并列悬挂。日台双方官员互访不仅日益频繁，而且级别越来越高。
台湾方面，前“立法院长”刘松藩、前“经济部长”萧万长、前国民党秘书长章孝严等高级政要，均被邀请访问过日本。1998年1月，日本自民党要人棧骄擦ㄒ压剩┟胤锰ㄍ澹肜畹腔晕钐浮Ｍ�4月，日本政府一改25年来不承认台湾护照的做法，对所谓“中华民国护照”直接加盖入境许可证，其用心之不良已昭然若揭。2004年12月21日，日本政府发给“台独”势力的总代表李登辉入境签证，向“台独”势力发出了错误信号，这是对中国和平统一大业的严重挑衅。
近年来，日本对中国台海内政的干涉，已经达到公开化、无耻化的地步。
川口顺子任外相期间在国会答复民主党参议员的质询时，竟两度称台湾为“国家”，说台湾是一个“民主制度已定型的国家”和一个“重要的国家”。川口顺子作为外务大臣，竟然说出这种“没有常识的话”，很能说明一些日本要人在台湾问题上的所思所想。
2004年《日本防卫白皮书》一开篇就说，在当今世界安全环境中，军事力量的作用已经扩大，不仅要发挥“保卫国家”的作用，还要“维持区域内的秩序”。分析人士指出，这份白皮书所说的“区域内”，包括台湾海峡。
人们注意到，日本围绕台湾海峡的军事部署已经展开。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占据”有利位置，威胁台湾海峡。就在2004年陈水扁忙于“就职仪式”的时候，日防卫厅通过媒体透露，它已制定一项战略性的计划：向冲绳派遣7200名自卫队队员，以应对台海两岸可能出现的军事冲突。冲绳县位于日本列岛的西南端，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战机不到半小时就能从冲绳飞抵台海上空，舰艇也用不了一天时间。一名日本防卫厅官员曾在访问冲绳时说，只要冲绳不被攻陷，台湾海峡就不会“失守”。日本防卫厅的一份内部文件甚至备下了“台湾海峡保卫战”的详细计划，其中明确规定，台海发生军事冲突时，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潜艇有可能对中国船只发起猛烈攻击。②
随着日本有见识的政治家趋于高龄化，日本朝野了解中国的人日渐减少，日中之间的政治渠道正在不断变窄。能够称得上对华友好的国会议员在自民党内屈指可数，而公明党和社民党的势力也已不像过去那么强大。在“中国威胁论”的煽动下，一些年轻议员认为“中国总是批评日本，还是台湾好”。与此同时，日本外务省内对中国抱有偏见的势力也在增强。
“日本意欲打台湾牌牵制中国。‘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泛滥，一些人从日本安全角度大谈台湾的重要性，散布支持台独、反对中国统一的言论，他们强调从维护日本海上运输线的安全看，台湾的位置意义重大。统一后的中国会更强大，并将加强海军力量控制台湾海峡，在钓鱼岛问题上也将形成对日不利地位。”③
另一方面，台湾对日本也在加大“攻势”。目前日本已成为台湾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在台湾的经济利益使它看重与台湾的关系。同时，台当局对日本议员的“银弹”策略也屡屡奏效。现在，自民党青年局每年都组织年轻议员到台湾访问，以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可以说，目前台当局与日本亲台势力是“秋波互送，暗流涌动”。
这里，不能不提及蒋介石图谋私利，在60多年前对日本“引狼入室”的行为。
抗战中后期，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实行“空间换时间”战略，对日军不再发起有力的进攻，企图保存实力，等待美苏等国际力量协同抗战。而在战后，蒋介石甚至驱使昔日侵华的日军来剿杀人民武装。退守台湾之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之举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台湾问题国际化，使“台独”势力日渐猖獗。
日本政界亲台势力的“台湾帮”，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的岸信介内阁时代，而他们与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之间的特殊关系，则可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甚至更早些时候。他们具有在美国撮合下的共同反共意识、蒋介石“以德报怨”中结成的日蒋军事勾结和日本“知恩图报”下的日本扶蒋反华意识。
第2期。
《犁与刀》 第三部分日本的“台湾情结”（2）
先说一说在美国撮合下他们的共同反共意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从其亚洲及远东战略利益出发，为扶植日本成为东亚反共包围圈的中心堡垒，建立了北起阿留申群岛，中经日本、朝鲜半岛、琉球、台湾，南至菲律宾的反共防波堤。在其策划与操纵下，在中国、印度、缅甸、南斯拉夫4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同盟国缺席和苏联、波兰、捷克3国拒绝签字的情况下，于1951年9月8日片面签订对日作战国的所谓《旧金山对日和约》，解除了对日本的军事管制，使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继而，美国又极尽撮合之能事，迫使日本当局和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之间于1952年4月签订了《日华（台）和平条约》。但条约在台湾地位问题上，完全违背《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的有关规定，未让日本写明已将台澎等一切权力归还中国，仅将台湾称之为“现在中华民国控制之下（的领土）”。在国际法中，“控制”与“拥有主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这就是说，日本只承认台湾当局“控制”台澎地区的事实，但并不意味着它同时承认中国对台澎地区拥有主权，就为所谓的“台澎地区地位未定论”和制造“两个中国”埋下了“伏笔”。同时，包括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内的88名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在押战犯，以及岸信介等一批发动并参与侵略战争的被“整肃”的极右翼政治官僚被释放，其中部分人陆续重返日本政坛，掌握大权。上述两个条约的出笼，标志着美日蒋结成了事实上的“反共大同盟”，为日后其阻止台海两岸统一打下了基础。
在很大程度上，蒋介石替日本做了他们想做而无力做到的事情。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蒋介石为抢夺胜利果实，对日采取“宽大政策”，发表了所谓“以德报怨”的广播讲话，号召中国同胞对行将投降的日军要“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防止“冤冤相报”。同时电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日军不得向中央军（即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外的部队投降。对于蒋介石的投之以桃，冈村宁次也报之以李，表示“遵令执行”蒋要其在反共方面亲密合作的指示，旋令其所属日军部队对前来受降的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要求都坚决予以拒绝，“必要时应断然实行武力自卫，毋庸踌躇”。
不仅如此，蒋介石为了达到利用侵华日军帮助其打内战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还通过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与日方保持着的秘密渠道，加紧同冈村宁次联系，并于1945年8月21日至23日相继派出时任国民党军队总司令部参谋长的肖毅肃大将和总司令何应钦，先后同冈村的代表、日军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就具体事宜在湖南芷江举行会谈。据今井武夫的回忆录记载，通过芷江会谈他看透了蒋介石又在玩弄利用日军反共的老手法，日方则“投其所好”，以换取投降事宜的宽大处理和日侨的及时归国。
芷江会谈后，侵华日军不仅密切配合蒋介石的行动，并且参与其中帮助国民党军队打内战。
日本投降后，国共内战经过3年的较量，自知大势已去的蒋介石担心自己的座上宾冈村宁次等战犯落入中共军队之手，于1948年8月23日在上海导演了一幕“公审冈村”的闹剧。然而，审判的结果却久久不见下文，冈村宁次患病的花边新闻倒是断断续续地见诸报端。1949年1月26日，在美蒋的授意下突然进行最后一次审讯，并当庭宣判冈村“无罪”便草草收场。紧接着，冈村宁次等日本战犯在蒋介石政府驻沪宪兵第九团的军车护送下，直奔早已悄然等候在黄浦滩头的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派来的专轮“约翰维克斯”号，登轮驶往日本，使其逍遥法外。
死不悔改的侵华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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