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3-戴高乐传-第5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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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高乐立即作出反应，以此表明他理解英国政府声明的全部意义。　　　　
　　　　“我将使一切仍在英国领土上居住、或者来英国会合的法国人”戴高乐声称，“置于我的权威下”。　　　　
　　　　这样，戴高乐提醒说，他是从6月28日这天起，被英国政府承认为“自由法兰西”的领袖的。因此，如果人们愿意将法国人将要同意进行的一切战争努力都明确地归于法兰西，如果届时法兰西置身于战胜国阵营，那么这种努力都应当通过戴高乐来付诸实行。但是，戴高乐似乎再次将其权威限定在“仍在英国领土上居住、或者来英国会合的法国人”身上，并且保留了这样的假定：其他法国力量、其他领土和其他当局都会支持继续斗争——除非最后，戴高乐仍然孤身一人作此斗争选择，届时就象英国政府公报明确指出的那样，戴高乐对“所有自由法国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实行都他的权威。丘吉尔在6月28日作出的这个决定性的举措，实际上伴之以下述三个问题的、明确的口头表示：关于将那些愿意被遣送回国的法国人撤向北非的问题，关于“自由法兰西”的志愿者想要获得的国籍的问题，甚至关于英国作出的“在获得战争胜利的情况下，恢复法国和法兰西帝国的领土完整，如同战前一样”的承诺问题（21）。这些口头表示后来并未得到证实，或者失去了目标。但是，其基本的内容将永远继续存在，不管后来丘吉尔与戴高乐的关系发生什么变化。


《戴高乐传》　第四部分第八章　“自由法兰西”（6）

　　　　准确地说，“自由法兰西”是在1940年6月28日诞生的。在那些最终已经决心离开英国、或者由于多种原因不愿意明确加入“自由法兰西”的法国人中间，有人有时也提到了戴高乐事业的个人特点，以及他下定的、将自由法国人置于“（他的）权威之下”的现时决心。但这里涉及到的是法国问题的中心。如果人们想要使法兰西继续参战和跻身于未来的战胜国之列，那就必须使任何抵抗行动——不管任何法国人所为，也不管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归功于法兰西。因此，就必须使法兰西体现为唯一的权威——刚刚得到承认的戴高乐的权威——否则，盟国就会同一些法国当局或分散的组织打交道，并根据这些当局或组织提出的利益，分别进行一次次的个案处理，而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法兰西并没有成为负有义务的盟国对话者。因此，戴高乐在这个6月28日——6月18日号召书发表后的十天，在他起初设想的事业中跨出了第一步，但这是决定性的一步。　　　　
　　　　几天后，戴高乐的抵抗事业受到了一个巨大的打击：轰炸米尔斯克比尔的悲剧。人们可以确定，这些悲剧起因于6月23日。这天，英国政府的官方战报报道说，英国政府以为了解停战协议的一些条款规定。“德国的条件是要求在法国港口将法国舰队归还德国……法国的反建议并未完全遭到（德国的）拒绝。”因此，在伦敦，人们知道该停战协议的要点，还听说法国的谈判者试图避免让法国战舰被迫返回其和平时期的船籍港，因为这些港口大多已被敌人占领。（22）然而，人们对其他的事情却一无所知。显然，达尔朗答应过要把德国想要强加于法国的停战条件通报英国，但他却不守诺言。此外，法国海军驻英国使团团长、海军上将奥当达尔在英国海军大臣的一个办公室里办公，他也没有得到法国政府的通报。　　　　
　　　　此事足于激起丘吉尔的强烈反应。既然达尔朗不遵守其昔日的诺言，那又怎么能相信他将来信守永远阻止德国扣押法国舰队的诺言呢？海军上将奥当达尔也无法使英国政府搞清问题，因为他甚至没有收到达尔朗为了解释其选择而在6月22日向他发出的那些电报。他只收到唯一的一封关于停战协议条款的电报。电报明确指出，“一切被接受的协议条款都以下述事实为条件：法国舰队仍然属于法国，挂有法国国旗，停泊在一个法国港口，舰上配备少量法国水兵。这是最终条件”。电报最后还指出，“这些条件不损害英国的利益”。（23）　　　　
　　　　奥当达尔将这份电报转交给他的英国对话者，但这些英国人显然认为，电报说得既不明确，又不让人放心。电报把“法国港口”作为法国战舰的目的地，这种说法是模棱两可的和危险的，因为大多数法国港口已在敌人之手。实际上，达尔朗想到了北非的港口，因为他在6月23日收到了英国海军大臣和海洋大臣发来的两封私人电报，他们在电报中提醒说，英国政府只有在“将法国舰队派往英国港口，以便（英国当局）能够确保它不落到敌人之手”的条件下，才能同意法国的停战要求。丘吉尔对停战感到忧心忡忡，尤其是因为他在6月21日看到了一封似乎来自法国海军司令部的电报，电报要求所有的法国货轮抵达位于诺瓦姆迪埃岛以南的港口，所有的法国战舰返回其船籍港。实际上，这封电报发自德国海军参谋部，德军业已破译了法国海军的密码，但这种法国海军的密码立即被销毁并被新的密码取代。可是，英国当局再次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既没有关于德军设下的骗局的消息，也没有关于法国海军发现德军骗局的消息。其实，奥当达尔收到的、唯一的真正的电报则要求他将停泊在英国的法国船只迅速派往北非。但丘吉尔不能将法国海军司令部的真命令同那些假命令区分开来。反过来，他获悉，达尔朗的决定是要拒绝对停泊在法国港口的英国船只提供补给。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蓄意敌视英国海军的措施。6月29日，丘吉尔始终没有收到关于停战条款的正式文本。当丘吉尔得到正式文本的消息时，他又感到不放心，并且不无理由地认为，法国舰队有可能在土伦或奥朗获得德国海军或意大利海军的援助。因此，丘吉尔在29日这天决定，立即执行其在6月11日制定的“投石器”行动计划。其目的是要集结、扣押法国战舰，使它们停止航行，或者在一切可以打击它们的地方摧毁它们。　　　　
　　　　7月2日，丘吉尔向英国驻地中海西部地区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萨默维尔下达了命令，要他向集结在米尔斯克比尔的法国舰队发出最后通牒。法国舰队由四艘装甲舰——其中，两艘是老一些的战舰“普罗旺斯号”和“布列塔尼号”，两艘是非常现代的战舰“斯特拉斯堡号”和“敦刻尔克号”——六艘反鱼雷舰、一艘水上飞机母舰和一些更小的战舰组成，由海军上将让苏尔指挥。人们向法国舰队提出，要在与英国一起继续进行抗战、返回英国海港、驶向美国、抵达法属安的列斯群岛与其自行凿沉这两者之间作一选择。否则，萨默维尔的英国舰队就要对法国舰队开火。　　　　
　　　　英国的最后通谍于7月2日上午7时递交，其时限为当日下午5时30分。在此期间，让苏尔一方面让法国舰队准备驶向大海，另一方面竭力要获得维希政府的指示。可是，让苏尔无法接通达尔朗，只能向达尔朗的参谋长、海军上将勒吕克转交一份关于英国最后通牒的、不准确的简述，把最后通牒归结为在返回英国港口和接受战斗之间作一选择。（24）事实上，在萨默维尔提议的选择中间，任何一项都是绝对不符合停战规定的。如果人们能够将这些停战规定交给德国当局审议，那么德国当局显然是会反对的。因此，执行这些停战规定就牵涉到两军对抗，或者至少是法国舰队的自行凿沉。假如是自行凿沉，那就会使法英这两个昨日的盟国避免悲惨的对抗，并使不可避免的物质损失和无数无用的人员死亡得到避免。但是，人们选择的并非是自行凿沉。勒吕克象让苏尔那样，排除了英国人提议的各种选择，向停泊在土伦和阿尔及尔基地的战舰下令，要它们立即驶往奥朗，以便在那里同受到威胁的法国舰队一道作战。（25）由于停战协议禁止使用密码，这个作战命令用明码发出，以致英国人获悉后匆匆忙忙地开火。射击从下午5时56分持续到晚6时12分。在这十六分钟里，英国人击沉了大部分法国舰队，打死了1297名法国水兵被。同时，扣押了在英国港口停泊的、占法国海军总吨位十分之一的法国战舰。这期间也不是没有发生一些难以忍受的事件；而亚历山大港的法国舰队则被因一项由法国舰队司令同埃及英国当局之间签订的地方协议，而被解除武装。在7月2日这天，法国舰队就不再在世界强大海军之列。　　　　
　　　　对维希政府来说，米尔斯克比尔事件一个可怕的挑战。7月4日上午8时30分，贝当同赖伐尔、达尔朗和博杜安一道，审议了有关必须采取的反击措施。（26）达尔朗要求对英国舰队采取报复行动。博杜安则持异议说，如果报复，那就会同英国开战。但赖伐尔指出，那仅仅是用反击来回答英国舰队的进攻。最后，贝当选择了有限报复行动，只限于在直布罗陀海峡对萨默维尔的英国舰队进行轰炸。但轰炸行动是在黑夜里进行，毫无效果。于是，贝当决定断绝同联合王国的外交关系，但不断绝同英联邦自治领的外交关系。不管怎样，在实行停战后短短几天内，要使法国同英国进行全面对抗的思想占上风，则为时太早。现在只不过在法英对抗的道路上跨出了第一步。虽然希特勒对法国人的报复精神——他把报复精神归咎于法国人——总是持怀疑态度，但他抓住这个机会，作了几个届时便于维希政府演变、并有可能导致法英对抗的举措。例如，让法国的战舰和货轮享受某种航行自由，将法国海军的档案物归原主，释放部分法国战俘，容许某些法国战舰重新武装，增加海军人数，从停战协议限制的3000人至4000人增加到1942年的75000人。（27）但是，主要是维希政府领导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外交部秘书长夏尔·鲁还想警告说，要提防那种“相信英国将要失败”的观点，不久后他被迫辞职。相反地，有一份报告——其起草人也许是外交部长博杜安，或者博杜安办公室主任盖拉尔，外交部政治事务司司长罗沙——提议作出另一种选择：“英国舰队对法国舰队进行侵略，其结果是使法国的政策完全得到解放，摆脱其同英国政策的联系……利用由此而来的行动自由，应当使我们修正同意大利和德国的关系，不仅在停战公约——其中某些条款将自动失效——方面，而且在总政策方面都要加以修正”。这封报告所署的日期为7月5日，仅仅在停战后十天。（28）


《戴高乐传》　第四部分第八章　“自由法兰西”（7）

　　　　对戴高乐来说，米尔斯克比尔事件是一个悲剧性挑战。他是在7月3日晚获悉这个消息的。据当时戴高乐的对话者所述，他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正如戴高乐后来所写的那样，他立即明白了，这对招募自由法国人的工作犹如“当头一棒”，尤其是使得海军的招募工作几乎无法进行。即使象刚刚归顺戴高乐的海军上将米泽里埃后来所说的那样，认为戴高乐为此而“神情沮丧”的说法是令人怀疑的，也可以象他的第二和第三办公室主任帕西上尉所说的那样肯定，他对英国人的粗暴和匆促行动以及他们那种可以理解的、但危险的犬儒主义是“怒不可遏”。但事实上，在这种对戴高乐来说可憎的时势下，他仍然保持着冷静，不偏离他业已选择的路线。无疑，斯皮尔斯的话——他说在两天后拜访过戴高乐，当时非常害怕看见他绝望，或者甘心于放弃一切——话，至少有大部分是真的。（30）相反地，斯皮尔斯马上注意到，戴高乐具有“惊人的客观性”，因为戴高乐承认英国战时内阁可以判断此次轰炸行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据斯皮尔斯所述，戴高乐断言，此次行动对“自由法兰西”是那样灾难深重，以致他想“退居到加拿大，过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后来的事实表明，即使斯皮尔斯说的情况是实话实说，戴高乐也说的是一时的气话。不管怎样，斯皮尔斯对戴高乐的反应是那样印象深刻，以致他立即向丘吉尔报告说，戴高乐在这场考验中表现了一种有“光辉的尊严”。7月8日，戴高乐在断然作出其选择——先过几天，好让那些听他讲话的人不会完全受到那场刚刚发生的悲剧的冲击——之后，发表了讲话。戴高乐此次发表的讲话，是迄今他发表的最困难的讲话，远是如此。尽管几十年过去，但人们还可以认为，这是戴高乐一生中最困难的讲话之一。不管怎样，必须承认，这是他最大胆和最勇敢的讲话之一，因为戴高乐要以其战略和政治选择的全部严格性，来克服那种由米尔斯克比尔悲剧必然激起的热情，而不保持沉默。　　　　
　　　　“在获悉法国舰队的战舰被我们的盟国击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