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3-戴高乐传-第5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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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法兰西的名义，正式声明如下：一切还有武器的法国人都绝对有继续进行抵抗斗争的义务。放下武器，撤离阵地，同意拱手将任何一寸法国领土交敌人控制，都是对祖国的犯罪。现在，我首先为法属的北非，为完整无缺的北非说话。意大利的停战只是一个明显的陷阱。在克洛泽尔、比若、利奥泰、诺盖的非洲，一切有荣誉的人都要严格地履行拒绝敌人（停战）条件的义务。不能容忍波尔多的恐慌越过大海。法兰西的士兵们，在你们的地方，起来！”　　　　
　　　　这篇讲话稿既是一个提前行动，也是一个打算。在戴高乐发表这篇6月19日讲话时，人们尚未知道德国的停战条件和意大利的停战条件。但是，戴高乐对这些停战条件是毫无犹疑不决的。不管有关的细节如何，这些停战条件都将把波尔多政府——无论它后来安顿在什么地方——置于敌人的支配之下，以致它毫无行动自由，因而不再有任何合法性。这正是戴高乐在声称“权力的通常形式已经消失”和一旦它同意停战，问题就只是“一个陷入敌人奴役的政府”时，心里想要说的话。他提前说了这种停战和这种投降是什么。他也提前说了由此必然带来的对国家的后果——“我们的国家机构的不能运转”——并从中汲取所有的经验，因而同历史有了一次约会。但这篇讲话也隐藏着一种打算。它“首先”对“完整无缺的北非”说话。因此，戴高乐就地中海两岸之间不同的形势和反应问题进行了思考。他勾勒出——但没有公开说明——法国本土所能零零星星地继续进行的抵抗斗争，把一切都押到北非还能作出的抵抗斗争的选择上去。戴高乐引证的一些领导人姓名，也来自一种打算。历史和传说都已经写上了克洛泽尔、比若和利奥泰的名字，把他们作为征服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功臣。在他们之后，戴高乐还援引了诺盖的名字。他提前写上这个名字，把诺盖作为他们的继任者——注定享有一种与他们媲美的命运、又同样光荣的继任者。人们没有弄错。这是一个直接向时任驻摩洛哥总代表和北非法军总司令的诺盖发出的召唤。


《戴高乐传》　第四部分第八章　“自由法兰西”（3）

　　　　然而，在6月19日，英国政府并不同意戴高乐讲话这个提前行动和同样的打算。首先，新闻大臣达夫·库珀想要争取戴高乐修改讲话稿，弱化某些字句。然后，外交部常任副国务秘书卡多根爵士进行了干预，坚决阻止戴高乐的讲话稿在报上发表。确实，6月20日的报纸版面上就没有刊登这篇文稿，而6月18日的讲话稿得到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和转载。⑾这是因为，战时内阁在6月19日这天，还不想把贝当的投降看作是大家一致确认的事，继续希望波尔多政府断定希特勒的要求将不可接受。战时内阁也希望，英国海军大臣维克托·亚历山大、殖民地大臣劳埃德、海洋大臣和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将被派到波尔多，从达尔朗那里获得承诺，无论如何，法国舰队将不会落到德国或意大利的魔掌之中。　　　　
　　　　因此，戴高乐同英国战时内阁在评价波尔多政府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对戴高乐来说，波尔多只是考虑投降；对战时内阁来说，不应该对波尔多政府完全感到绝望。不久后，事件将对此作出决断。但归根结底，双方的分歧到此为止。英国人听到了法国殖民地、托管地、委任统治地和阿尔及利亚各省的主要领导人表达的抵抗斗争的意愿，尤其是诺盖的抵抗意愿。正是在这同一个时刻，本着同一个目标，戴高乐找这些法国领导人说话的。⑿也是在6月19日，戴高乐向诺盖发出了电报：“我在伦敦，同英国政府进行非正式的和直接的接触。我听从您的吩咐，或者在你的指挥下战斗，或者进行一切对您有用的活动。”他还向那些在法兰西帝国掌握某些权力的人发去别的电报，甚至在6月20日致电魏刚，恳请魏刚“来海外法兰西并继续战争”，并表示准备“在（其）权威下，或在任何其他决心进行抵抗斗争的法国人士的权威下效力”。戴高乐从魏刚那里接到了一个令其返回法国的复电，戴高乐则回答说，他“立即了解了这样做的手段”，但是，他只有在“回国之前，（政府）不签订停战协议的情况下”才能服从魏刚的命令……此后，魏刚的间接回答是拒绝接受戴高乐的私人信函，劝戴高乐“以正式的方式对他说话”……戴高乐肯定是对魏刚的思想状态不抱任何幻想的，所以他必须沉着地接受有关停战协议的证实。然而，在6月19日，戴高乐显然还想要不错过看到法兰西帝国、特别是北非继续斗争的任何机会，强调他还准备归顺那些比自己官衔更高和更加著名的领导人。既然戴高乐认为贝当的投降是大家一致确认的，他是否真的认为，自己这样做是为了摒弃贝当所接受的投降吗？或者说，他是否预见到，这些领导人因遵循等级制的秩序，服从他们一生所遵循的规定，缺少对这场战争前途的坚强、勇敢和明智而屈服吗？无疑，戴高乐在这两种假设中间举棋不定，但他仍然坚信，不管怎样，都必须毫不松懈地号召继续斗争。　　　　
　　　　只要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足于证明戴高乐的选择是正确的选择。6月21日早上，战时内阁获悉，停战协议将要求德国占领法国的整个大西洋海岸，在法国战舰和平时期所在的船籍港对它们实行裁军，而它们的主要船籍港恰恰是在德国或意大利的控制之下。因此，由战时内阁建立的旨在注视法国事务的委员会作出了强有力的反应。该委员会在向波尔多政府发出最后警告的同时，建议由“戴高乐将军或在伦敦的另一位法国将军”向所有的法国军队发出号召，要求它们继续站在英国军队一边。⒀这个用语是意味深长的。战时内阁尚未最终承诺支持戴高乐这位已经发出6月18日号召书的人，但它却以为能找到“另一位法国将军”，而不知道他的具体名字和职位。实际上，戴高乐是唯一下决心说和做的人。必须通过戴高乐去发出号召。因此，他起草了一篇要在晚上10时在电台宣读的讲话稿。他把这篇讲话稿送到了丘吉尔和其他战时内阁成员办公的首相官邸，维克托·亚历山大继续认为，人们应该不说任何会冒犯法国海军领导人的话，而是要争取他们保护法国舰队，使它不受敌人的攻击。但劳埃德大臣在波尔多看到了一些法国军官，他们对劳埃德吐露真情说，唯独戴高乐的6月18日号召书使他们知道，法国人还能继续斗争。劳埃德的证词改变了战时内阁的决定。戴高乐被准许发出他的新号召书。　　　　
　　　　6月22日的新号召书是戴高乐当时公开发表的讲话中一篇最有力的、最有建设性的和最明确的文告。人们从抵抗斗争的选择中，看到了热情和理智的结合和不可分离。这种结合将在今后四年里，启示戴高乐向法兰西民族发出他的全部信息。由此，可以不夸张地说，这里是一篇“缔造者”的讲话。　　　　
　　　　“法国政府业已提出停战要求，现在它也知道了敌人施加的停战条件。由此而来的结果是，法国的陆海空三军将要全部复员，交出武器，法国的领土将遭到占领，法国政府将沦为德国和意大利的附庸。因此，人们可以说，这种停战不仅是投降，而且是当亡国奴。　　　　
　　　　但是，由于荣誉、理智、祖国的最高利益等原因，许多法国人都不接受投降和当亡国奴。　　　　
　　　　我说，要有荣誉！因为法国已经承诺，只有同盟国协商一致才能放下武器。只要盟国继续抗战，法国政府就没有向敌人投降的权利。虽然波兰政府、挪威政府、比利时政府、荷兰政府和卢森堡政府已被赶出各自的国土，但它们是这样认识自己的义务。　　　　
　　　　我说，要有理智！因为那种认为斗争已经失败的观点是荒谬的。是的，我们遭到了重大的失败。糟糕的军事体系，在指挥军事行动中所犯的错误，政府在近几次战斗中所表现的、放弃的思想状态，凡此种种都使我们失去了战役的胜利。但是，我们还剩下一个庞大的法兰西帝国、一支完整的舰队和许多黄金。我们还剩下一些拥有巨大资源和控制着海洋的盟国。我们还剩下美国工业巨大发展的可能性。今天，同样的战争条件以5000架飞机和6000辆坦克使我们遭到了失败，明天则能以2万架飞机和2万辆坦克使我们获得胜利。　　　　
　　　　我说，要有祖国的最高利益！因为这场战争不是一场由某个战役决定胜负的法德战争。这是一次世界大战。任何人都不能预见到，今天持中立立场的国家人民明天是否继续保持中立，德国的盟友是否永远是德国的盟友。如果自由的力量最终能战胜奴役的力量，那么向敌人屈服的法国的命运又是什么呢？　　　　
　　　　荣誉、理智和祖国的最高利益，要求所有的自由法国人继续进行抗战，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以他们所能进行的方式……”　　　　
　　　　诚然，好几位历史学家可以指责戴高乐讽刺德国提出的停战条件和存心夸大法国的停战要求，比如说，指责他忽视一支小部队在南方地区的残存，忽视南方地区的存在，以及法军所保存的、特别是在北非保存的一部分军用物资。但必须承认，戴高乐已经懂得了基本的东西。不久后，法国政府从波尔多迁到维希，但它一直受到德军援助的支配，以致它没有任何行动自由和进行任何抵抗的可能性。每当在投降和灭亡之间作一选择时，法国政府必定选择投降，因为它已经为了苟延残喘而放弃了一切。停战的军队被化作小股部队，永远不能对敌人进行重大的抵抗斗争。北非的法国军队被限制在过去的规模上，始终受到停战委员会的监督，其军用物质被库存起来，受到监督，不再更新，所以注定是要过时失效的。如果德国同意—事实上，它即将同意这样做——法国的战舰在法国本土的地中海沿岸港口和在北非的港口被解除武装，那就意味着，这些战舰有可能在突袭中遭到截获，或者被迫自行凿沉。在法国国土的南北两个地区之间划定分界线，将战俘继续关押在集中营里，这样做就会使德国拥有讹诈的手段，并为所欲为地利用讹诈手段。总之，无论在未来的时期，还是在签订和约之时，法国政府都没有反对德国提出任何政治或军事新要求的手段。


《戴高乐传》　第四部分第八章　“自由法兰西”（4）

　　　　希特勒赋予贝当政府这种停战，是为自己保留了进行战略和政治选择的一切自由。希特勒并未付出更多的努力，而是通过占领法国最大部分的领土，通过他能对法国政府不断施加的压力，通过他留给法国政府的一小部分军队，通过法国舰队的裁军，通过对驻北非的法国军队的监督，使得法国军队的残部全部瓦解。这样，希特勒没有结束任何最终的行动，没有作出任何不可更改的选择。法国殖民地和法国本土的命运，随时都可以根据德国的战略利益、政治需要和外交考虑来加以改变。这种做法适用于将来同维希政府的关系，也适用于满足西班牙为了同德国联合——如果有朝一日希特勒希望如此——而提出的条件。何况西班牙军队参谋长维贡将军已经根据佛朗哥的指示，在6月中旬考虑这个问题。⒁眼下，德国摆脱了法国这个打算优先战胜的敌手，保留了以后根据其需要来对付法国的权利，同时准备——它这样认为——同英国和谈的机会。　　　　
　　　　法国停战激发了英国人的愤怒和热情，这确实是戴高乐事先预见到的结果，是法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实行的、一种无药可救的投降。戴高乐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进行的预测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他熟悉这个基本上依靠魏刚来决定一切的贝当。在这方面，戴高乐是一个例外。长期以来，戴高乐不能再赞同人们对贝当元帅大量表示的礼仪和传统敬意。戴高乐知道贝当的弱点和局限性；他在雷诺政府内部看到了贝当的两重性；他见证了贝当拼命想要投降的做法。当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述了他在翌日——6月15日到达英国之前、在波尔多度过的最后时光之时，他想要追述贝当的命运，勾勒贝当的肖像，这当然不是没有意义的。这里且不说，戴高乐甚至不改变他在1940年6月26日，“在飞越海洋上空时，通过电报”对贝当所作的指责。戴高乐尖锐地揭露贝当在这个可憎的、导致失败的法国军事体系中所承担的责任，指控贝当签署了一份“不光彩”的停战协议，并且同意使祖国、政府和贝当自己“当亡国奴的地位”。　　　　
　　　　戴高乐描述贝当的这些片断，是他在回忆录里写得最精心和研究得最深的章节之一。　　　　
　　　　“多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