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3-戴高乐传-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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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身体上讲，我后来得以做到的事，也许系于此事。”　　　　
　　　　果然，四天后，人们验证了此事。但这也是未来即将证实的事。当1940年夏天的这种失败浪潮一度把整个法国政界人物淹没时，对戴高乐来说，不管他手头拮据和比较默默无闻，当一个“完人”的事实就是一张拥有其他好处的王牌，芒代尔有理由预见和预言这点。　　　　
　　　　戴高乐图尔到波尔多的一路上，从成群结队的难民和步伐不齐的部队的可怕情景中，可以衡量出普遍恐慌和整个斗志瓦解的风险。因此，一到波尔多，戴高乐就马上来到雷诺身边，向他提出了明确的警告。这种在《战争回忆录》里援引过的警告用语，太符合他的思想状态、他的性格以及当时的要求，以致不是不真实的。　　　　
　　　　“三天来，”戴高乐对雷诺说，“我估量着我们用什么样的速度滑向投降。我已经向您提供了绵薄之力，但目的是为了进行抗战。我拒不屈从于停战。如果您继续呆在这里，那您就会被失败的浪潮淹没。必须尽快动身去阿尔及尔。不知道你是否下定了这个决心？”　　　　
　　　　就在这一天，这一刻，雷诺才判定戴高乐有理，以致他以告别的方式对戴高乐说：“您将同我在阿尔及尔重逢。”因为眼下，雷诺要求戴高乐到英国去出差，争取英国的帮助，将尽量多的法国部队运到北非去。


《戴高乐传》　第四部分第七章　入阁（7）

　　　　说实话，这是一项充满风险的决定。面对贝当和魏刚这两个拼命要争取法国实行政治和军事投降的人，面对他们俩对某些部长施加的虽然有限、但变得越来越大的影响，面对雷诺周围的大多数亲信支持停战、对他施加促使士气下落的日常影响，戴高乐是雷诺身边主张进行最无情、最坚决和最不妥协的殊死斗争的支持者。戴高乐在前些日子里，在雷诺身边工作，这种存在对于主战派在某种程度上与停战派抗衡来说，已经显得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在今后的日子里，戴高乐的存在是否也是必不可少的呢？谁也永远不知道，但很明显，在最坏的时刻里缺少了戴高乐的存在。相反地，6月16日戴高乐在伦敦的逗留使他变成了丘吉尔的优先的对话者。丘吉尔在《回忆录》里叙述道，他是在盟军最高委员会图尔会议上看见戴高乐“岿然不动和镇静自若”，才猜测到戴高乐是一个“应运而生的人”的，就象他顺便在戴高乐耳边低声说过的那样。因为丘吉尔无疑对戴高乐的表现和人格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这与他从其他法国领导人身上观察到的慌乱、优柔寡断和恐慌心理形成了对比。但是，丘吉尔是更加肯定地在6月16日的谈话中，估量出这个迄今毕竟只见过三次的戴高乐的。此前，除了戴高乐享有坦克专家的名声和在法国政府中只占有卑微的地位之外，丘吉尔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　　　　
　　　　因此，戴高乐准备好奔赴伦敦。他在巴黎的最后举动和最后会见则奇特地预示着事件的发展。戴高乐在其下榻的“光辉饭店”餐厅里，瞥见了由保健大夫和副官陪同着的贝当。戴高乐上前向贝当致意。戴高乐写道：“贝当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一言不发。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他，直到永远。”然后，戴高乐应雷诺要求，打电话给达尔朗，说雷诺要在波尔多召见他，并从达尔朗的回答中明白，他已把雷诺政府看作是一个垂死的病人，届时他将根据自身的利益来选择道路。然后，戴高乐取道布雷斯特，在那里找到了海军上将、大西洋舰队司令德·拉博尔德，同他商谈了有关部队从布列塔尼港口上船的问题。然而，戴高乐并不掩饰他对贝当和魏刚甘心失败的激烈批评，因而激起了拉博尔德的激烈敌视的反应。后来，拉博尔德下令凿沉土伦舰队，而不是试图让土伦舰队驶入大海。最后，戴高乐在半路上，在潘蓬停了下来，向他的母亲道一声诀别，然后在妻子伊冯娜和儿女避难的加康特停了下来，叫他们做好准备，一旦得到通知，就马上赶赴英国。　　　　
　　　　戴高乐是在6月16日拂晓抵达伦敦的。他在伦敦作出了首批决定，其中一项是命令将大量美国军火运往法国的“牧师号”船改变航向，驶往英国。戴高乐预见到，如果法国实行投降，那就会失去这批美国军火；或者是，如果要继续斗争，那它们留在英国，否则将它们运抵北非。不过，16日早晨，当戴高乐在海德公园旅馆的房间里梳洗时，法国驻英国大使科尔潘和法英购买战争物资委员会主席让·莫内前来看望戴高乐，告诉他会谈定于当天举行，并且通报他，丘吉尔和雷诺第二天将在贡卡尔诺举行会晤，研究部队坐船去北非的问题。但科尔潘和莫内同时向戴高乐指出，法国政府刚刚通过公函，询问英国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解除其许下的、单独缔结和约的诺言，就象雷诺6月13日在盟军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口头询问的那样。对戴高乐来说，显而易见，这是抵抗斗争即将崩溃的信号。事实上，一切都是在波尔多突然变得恶化起来的。6月15日上午，为了消除一切模棱两可，英国驻法国大使坎贝尔对雷诺总理重申，丘吉尔绝对不接受对3月28日法英两国协议的否定，该协议关系到法兰西的荣誉问题。（32）坎贝尔大使觉得，当时雷诺就象他历来表示的那样，是支持继续斗争的，但也并非无意地指出，罗斯福对他发出的援助呼吁书作出答复具有重要意义。后来，雷诺接见了达尔朗，同他交谈了部队坐船去北非的问题，但从他那里遇到了许多保留和异议。当日下午，雷诺激烈地反对魏刚。考虑到他周围的人就法国人所处的困境和军队被要求作出的牺牲——也许无益的牺牲——等问题所作的各种议论，雷诺想到了提出下述建议：要么只在军事上实行由负责的统帅签署的投降，象列奥波尔德三世为比利时军队所作的那样；要么实行单方面停火，象荷兰皇后维莱米娜所要求的那样。魏刚想要把雷诺的建议看作是一种投降，正如军事法明确地、正式地谴责的那样。（33）实际上，魏刚想要继续留在法国本土，在本土保存实力，以便在本土继续存在一个国家并确保社会秩序。归根结底，魏刚的要求就是军事投降加政治投降，并用政治投降掩盖军事投降。雷诺非常了解魏刚，但是，因为雷诺处在军事领域，并建议实行停火——不管是正式签约停火，还是单方面决定停火——所以他不仅激起了魏刚的事先可预见的反应，即使这种反应没有道理也罢。雷诺违背了他的选择的逻辑。上船关于部队坐船去北非的计划要求人们推迟敌人的挺进，甚至不惜牺牲那些为了在海外继续抗战而战斗到底的人的生命。雷诺违背了这种抗战逻辑，削弱了自己。　　　　
　　　　还是在6月15日下午。人们看到，雷诺参加了下午4时10分开始、晚上7时55分结束的内阁会议。首先，肖当副总理突如其来地提出了一项主动行动，使雷诺深受影响。肖当建议向德国提出其停战条件是什么的问题。肖当说，他深信德国的停战条件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为了法国的舆论，为了所有希望停战的人们，必须证明其不可接受。对此，雷诺严加拒绝。鉴于从表面上看，大多数部长倾向于支持肖当，雷诺建议自己辞职，但立即遭到了勒布伦总统的拒绝。于是，雷诺不是要求散会和准备改组政府，而是再一次使用计谋。针对肖当提出的关于询问德国停战条件的建议，雷诺用另一种活动，即他已在6月13日主动提出的和进行的活动，询问英国是否同意法国解除其不单独签订停战协议的承诺，以及英国在何种条件下会表示同意。雷诺后来解释说，他相信，假如他不建议这样做，那他就会被肖当或贝当取代，在此情况下，停战就会不可避免。与此同时，就象英国大使坎贝尔在当天上午向雷诺证实的那样，英国将会向法国政府证实其拒绝态度，除了在北非继续抗战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堪与荣誉相容的选择。由此而来的是向伦敦发电报的事了，科尔潘和莫内已同戴高乐谈到了这封电报。　　　　
　　　　然而，在波尔多，政治气氛和士气的恶化不可挽回地了。罗斯福的复电——人们看到了电报内容，但只是在6月16日中午12时30分发到伦敦——已经不再使任何人产生兴趣。幕后的撞击，特别是在雷诺和魏刚两人之间的撞击正在增多。在那些与政府同时撤到波尔多的议员当中，赖伐尔依靠波尔多市长阿德里安·马尔克的物质帮助进行活动，积极开展旨在要求停战的宣传运动，并同贝当及其亲信进行接触，以致达到暗中筹建政府的地步。赖伐尔希望即将组建新的政府。雷诺的权威遭到了动摇，特别是在他的亲信中间陷于孤立。据维尔吕姆证词所述，6月15日晚，他同雷诺及其助手德沃和德博尔特夫人共进晚餐。德博尔特夫人为要求停战和组建一个以贝当为总理、雷诺为副总理的新政府而热情辩护，以致她说道，她“已经说服贝当，使元帅相信改组政府的必要性”。雷诺坚持其反对停战的立场。德博尔特夫人毫不犹豫地指责雷诺懦弱，还提高了声调。于是，雷诺朝她的头上泼了两杯水……（35）


《戴高乐传》　第四部分第七章　入阁（8）

　　　　6月16日是决定性的一天。凌晨1时20分，英国政府收到了驻法国大使坎贝尔的电报，来电转告了法国政府的问题：尽管法英两国签订过3月28日协议，英国是否同意、并在何种条件下同意（法国）单独停战？伦敦起草了两份复电。（36）中午12时35分发到波尔多的第一封电报提醒说，3月28日协议涉及“法兰西的荣誉”，但英国政府拟在“法国舰队立即驶向英国海港、等待谈判开始”的正式条件下，同意法国政府向德国询问其停战条件——但不管结果怎样，英国继续进行抗战。伦敦的第二封电报于当天下午4时到达波尔多，它明确指出，英国政府想要就一切停战条款提出咨询意见，并提出下述要求：除法国舰队进入英国海港之外，还要让法国空军飞往北非或英国，以及将在法国的波兰、捷克和比利时军队运往海外。但不到半小时后，英国政府又通知说，它撤回这两封电报，并向法国政府提出了一项新建议。　　　　
　　　　16日上午，戴高乐从科尔潘和莫内那里了解了这些事。　　　　
　　　　“这是一项关于法国和英国结盟的新建议，”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写道，“伦敦政府将要郑重地向波尔多政府递交此项建议。英法两国决定合并两国的公共权力，共同使用两国的资源和共同计算两国的损失。简言之，在两国各自的命运之间建立全面的联系。”　　　　
　　　　法英联盟计划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让·莫内。但莫内向戴高乐肯定说，联盟计划是他同英国外交部常务秘书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一道起草的，因此，在转交波尔多政府之前，计划有被英国内阁接受的运气。实际上，莫内从6月13日开始其起草工作，当时起草了一篇题为《英法联盟》的五页文件。6月14日，丘吉尔的秘书德斯蒙德·莫顿向莫内解释道，为了试图说服丘吉尔首相，首先必须联合一名英国内阁成员。因此，莫内找了霍勒斯·威尔逊，然后由威尔逊出面把情况告诉丘吉尔，丘吉尔同意在6月15日内阁会议上讨论英法联盟问题。范西塔特奉命给莫内起草的文件定稿。但是，内阁会议在15日这天尚未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37）　　　　
　　　　于是，6月16日，英国内阁必须首先同意向波尔多发去对法国停战要求提出英国条件的两封电报。戴高乐在科尔潘大使和莫内的陪同下，在卡尔顿俱乐部同丘吉尔共进午餐。戴高乐讲述道，他向丘吉尔这位进行解释，如果英国首相作出任何让步、任何奉承、甚至任何理解和忍让的信号，那就会怂恿那些投降支持者，使那些主战派解除武装。据戴高乐所述，由于他的坚持，当时丘吉尔决定命令坎贝尔大使撤回那两封业已发到波尔多的电报。不管怎样，戴高乐同丘吉尔最终讨论了法英两国的联盟计划。戴高乐亲自作了解释，说他如何赞赏联盟计划，以及为何决定予以支持。　　　　
　　　　“我马上觉得，”戴高乐写道，“（联盟计划）的伟大之处在于，无论如何都要排除迅速落实的可能性。显而易见，假设共同合并——即使从原则上合并——英法两国，以及两国的机构、利益、帝国（……）是可取的，人们也不能根据交换照会实现这个计划。但是，在英国政府致我国政府的建议中，会表现出一种可能具有实际意义的声援。特别是我象科尔潘大使和莫内一样认为，保尔·雷诺先生陷入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