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3-戴高乐传-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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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尚在首相任内的张伯伦，先后推迟了和排除了法国的计划。事实是，人们在历史档案、证词和文件中看到，法国方面对这项战略提出的异议很少，仅此而已，而且丝毫找不到关于那些强制执行计划的论据的陈述。如果盟国的兵力分散到周围地区的远征中，那就会加强德国在西线的优势，而决战将会在西线进行。因此，直接指责苏联，就是加紧苏联同德国的关系，而不是松弛其同德国的关系；对于盟国来说，就是给自己制造一个新的敌人，有意造成一种对自己长期不利的力量对比。甘默林对那场有可能在比利时开始、先后在11月和翌年1月显得迫在眉睫的战役感到惶惑不安，所以谨慎地表达了他的保留意见和担心，用拖延的办法来延期执行最终的决定。可是，甘默林从未明确地表示过他的反对意见，其他的法国军队首脑便起劲地参加对俄国的战备。（37）魏刚态度最积极，从其驻守中东地区的指挥部要求在12月中旬研究“对苏联行动的各个方面”，并致函甘默林说，“在芬兰和别地歼灭（苏联军队）是极其关键的”。最大胆——这里且不说最狂妄——的军队首领是空军参谋次长、未来的维希政府国务秘书贝热雷将军，他当着斯特兰上尉的面阐述了一条重大战略路线：“现在，俄国同德国进行合作。它们将为了瓜分欧洲而共同作战，并竭力要扩展到欧洲以外。因此，我们打击苏联，就是使希特勒德国失去其所需的资源，同时使战争远离我们的边界。魏刚将军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统帅军队，这支军队将朝巴库的总方向推进，以便停止那里的石油生产。然后，再向北方挺进，同那些从斯堪的纳维亚和芬兰开拔、朝莫斯科进军的盟国军队会合。”


《戴高乐传》　第三部分第六章　相约战争（9）

　　　　不管人们对不仅象魏刚、贝热雷这样占据军队领导层高位的军事首脑，而且象达拉第这样的高官的智力价值，或者简单地说，对他们的理智的看法如何，假如没有当时的法国政治气氛，那他们就不可能表现出这样的勃勃雄心。（38）在从极右翼到左翼的广泛领域里，人们要求优先进行反对苏联的斗争——除了参议院的赖伐尔坚持和平主义、政府的阿纳托尔·德蒙兹长期以来更加关注同法苏关系之外。看来，法国各地舆论都怒火万丈，要支持芬兰，就象支持达维德、反对戈里阿特那样。当芬兰军队挫败苏联红军时，莫拉在“法兰西行动报”上颂扬了“文明的火山”。法布尔－吕斯平常撰文，表达那些从未希望真正抵抗希特勒的和平主义者和上流社会的观点，而今他写道，芬兰已经变成了“自由象征之地”。赫里欧从前主张建立法苏外交关系和长期主张同俄国联盟，现在则宣告“芬兰的胜利象其国土上的白雪一样长久，反映了精神对物质、人道价值对暴行的第一次胜利”。勃鲁姆本人在2月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布鲁塞尔会议上，表示不排除同苏联发生战争冲突的前景，使英国工党代表听了大吃一惊。当俄芬战争已告结束时，他甚至在1940年4月5日的《观众报》上写道：“如果有可能避免同苏联人打仗，那就最好。否则，那就打吧。”从表面上看，这股舆论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但戴高乐却认为这股潮流的用意是可憎的，其思想状态是可笑的，后来他用简练而轻蔑的语言追忆说：　　　　
　　　　“必须指出，某些社会阶层想要把斯大林视为敌人，而不是把希特勒视为敌人。它们关心的是打击俄罗斯的手段——不是援助芬兰，就是轰炸巴库，或派兵在斯当布尔登陆——远远地甚于打败德国的方式。”　　　　
　　　　不管怎样，是这股潮流在3月14日和19日的议会辩论中发表了激烈而热情地的意见，而且在很多人看来，是它教达拉第政府下台的。与此相反，勃鲁姆确实要求在指导战争中采取更加坚定和更加严峻的立场。但事实上，面对继续投达拉第赞成票的239名众议员，由300名投弃权票的众议员——也有一名投反对票的——组成的联盟是极其混杂的。人们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未来的政府会持久地和毫不妥协地代表着对德国的斗争，直至获得胜利时为止。　　　　
　　　　戴高乐见证了这股潮流。据此，他设想到自己对政界中依然存在的抵抗能力和战斗意志进一步持悲观主义的态度。由于这种体验，戴高乐开始得到启发，看清了雷诺政府的命运和雷诺上台后的政治气氛。他用无情的语言来概述这种体验。　　　　
　　　　“这足于使人察觉到，政府丧失斗志已经达到何等的程度。在所有的政党、报界、行政机关、商务活动、工会中，那些很有影响的核心都公开地赞成停战的思想。知情人断言说，这就是法国驻马德里大使贝当元帅的思想，人们认为贝当通过西班牙人获悉，德国人乐意准备签订一项协议。”　　　　
　　　　戴高乐甚至提到要通过通知的途径来开展一次宣传运动，由宣传运动建议向贝当发出呼吁……再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雷诺政府准备立即开始一项“矫正”行动。雷诺政府的组成也让人怀疑：社会党人进入政府，有三名部长和三名副国务秘书，但最坚决爱国的右翼党团——路易·马尔坦领导的集团却没有入阁，尽管激进党人中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人放弃了入阁，对前空军部长居伊·拉尚布尔德和乔治·博内遭到排挤感到遗憾。不过，达拉第保留了国防部长一职，几乎保存了与雷诺总理同样多的权力，并且无论如何都能阻止雷诺想做的事情。　　　　
　　　　那么，雷诺想要做什么呢？多年来，雷诺为组建强大的、兵力众多的和独立自主的装甲部队进行过辩护，此次他必定把此事作为政府的最近目标，因为他本人说过，这是现代战争获胜的最高条件。无疑，为了强行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同达拉第谈判其职务变动问题，赋予激进党人为确保其支持、或者取得右翼更大支持所必要的补偿。这项行动是困难的——人们对此不会怀疑——但这是为继续战争所必不可少的。雷诺必定想到这点，因为他早已说过。但必须看到，他光说不做。不管怎样，戴高乐看出了问题：对法国军队的结构、统帅部和学说均未实行任何变革。于是，人们只让甘默林以最慢的速度，逐步地组建他所愿意组建的4个装甲师，而始终不存在超过4个装甲师、或用不同方式进行组建的问题。　　　　
　　　　毫无疑问，在雷诺政府上台的前几周里，戴高乐对此是感到痛心疾首的，尤其是因为他本来就相信，采取他所期待的决定和安排他本人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举手之劳。但是，戴高乐是否了解雷诺上台后不久将立即采取的那些计划呢？看来，戴高乐同雷诺过分接近，同消息最灵通的政界和新闻界接触过多，以致他不能不知道这一切。不管怎样，不管哪一天，即使戴高乐被告知一切，他也只能估计划，在他1月底的陈情书里提出的、完全转向对德战争的选择与雷诺作出的选择之间，有着一种从表面上看来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是因为，雷诺完全恢复了过去制定的计划，将下数两项计划合并在一起，前者是在挪威领海布雷，旨在阻止德国进口铁，甚至阻止其在斯堪的纳维亚进行大规模地面行动，后者是通过轰炸高加索的油矿，反对苏联的军事行动。（39）当芬兰战争已经结束和不再有进攻苏联的借口时，雷诺自己制定了这些计划，并在英国人面前为它们辩护，尽了最大的努力。（40）对此，张伯伦再次表示反对。但是，英国政府在丘吉尔的坚决要求下，要求在挪威领海布雷的同时，在莱茵河投放江河水雷，所以在3月28日的盟国最高委员会会议上，最终达成了一次交易。雷诺宣布，如果最高委员会转而赞同其关于轰炸巴库的建议，以此作为补偿，那他就能说服迄今采取非常敌视态度的其他法国领导人，使他们相信在莱茵河投放水雷的利益。因为张伯伦明确加以拒绝，所以会议最终达成了另一种交易：4月初在挪威领海埋雷，此此同时在莱茵河投放水雷。这也是一个机会，使人们看到，法英两国在苏联问题上的观点相距多么遥远。当张伯伦宣布，苏联驻英国大使马伊斯基已经就同英国举行新的谈判一事进行了交涉，他将对此作出积极的回答时，雷诺反驳他说，绝对不要相信苏联，在盟国专家在原则上应再次审议法国提出的轰炸高加索的建议的同时，与苏联人进行谈判是令人难堪的。（41）　　　　
　　　　4月9日凌晨，德国对丹麦和挪威发动进攻，一举摧毁了盟国关于斯堪的纳维亚战场的作战计划。当天上午，法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召开会议，决定必须在挪威进行大规模的反击，但达尔朗在事先不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却建议盟国利用这一契机，要求比利时立即向法国求助。（42）正如可以预见的那样，这项主动行动突然发生了变化，因为当天夜里，10日凌晨2点，比利时外交大臣保尔－亨利·斯帕克被人唤醒，匆匆忙忙地向其同僚征求意见，并在当天上午公开宣布了他们明确反对的答复意见。（43）在此期间，盟国最高委员会在4月9日下午开会，采纳了雷诺在3月28日提出的计划，仿佛德国对丹麦和挪威的进攻最终给了实施雷诺计划的机会似的，因为最高委员会决定派海军、空军和陆军部队到挪威，以便“确保对纳威克港的占有，以便今后在瑞典采取行动，禁止德国进入瑞典的铁矿。”（44）　　　　
　　　　两周后，4月22日和23日，在伦敦召开了一次新的盟国最高委员会会议。雷诺在会上还重申其对法国《作战计划》的辩护，肯定没有任何力量能使盟国放弃其业已在斯堪的纳维亚开始的行动，盟国不应因意大利或西班牙的威胁态度而放弃此项行动，甚至不应因在比利时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放弃行动。雷诺再次要求尽快结束轰炸高加索的备战工作。事实上，这是最后一次，因为张伯伦的拒绝是明确的和最终不变的。（45）


《戴高乐传》　第三部分第六章　相约战争（10）

　　　　这样，在德军即将对法国东北战线发动进攻，损害法国作为政治和军事强国的地位之前的整整十七天里，法国政府首脑雷诺赋予挪威战场以绝对优先的地位，拒绝人们提出的要他不被任何事情分心的忠告，同意人们为挪威战场投入必须的海军、空军和陆军部队，继续要求对高加索采取轰炸行动，甚至以此含蓄地将在比利时和法国边界进行决定性对抗的假设——这种假设的意义是次要的，或者不大可能的——置于脑后。如果戴高乐了解雷诺——他对雷诺给予的信任和希望长达六年之久——的选择，那他就应当看到，这是与他过去提出的一切主张完全背道而驰的。　　　　
　　　　后来，1943年5月，戴高乐在一封致新闻记者安德烈·热罗——此人以笔名“佩尔迪纳克斯”著称，在关于装甲部队的宣传运动中认识了戴高乐——的信里试图证明，他对雷诺的尊敬是正确的。　　　　
　　　　“我坚持认为，”戴高乐对热罗写道，“在精神和性格方面，雷诺比所有其他参与竞争的政治家都高尚得多。显然，他是意识到自己的这种优势，并确信命中注定要成为这场战争的克雷蒙梭的。然而，您想想，雷诺上台和他在政府中亲身体验到的气氛、是难以忍受的。我并不否认，雷诺的弱点在于他周围有某些庸人和几个无耻之徒，这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对雷诺总理身边的人进行考察，同时是对雷诺生活和工作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气氛进行估量。这种考察对于戴高乐――1940年3月底和4月初的，他可以非常合情合理地自以为即将出任雷诺的主要顾问——来说，是否是一次真正的冲击？人们可以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几周前，在雷诺办公室负责同新闻界联络的加斯东。帕尔维斯基以在职权方面同达拉第的办公室发生冲突为借口，被迫离开了雷诺。从1934年以来，帕尔维斯基早就是戴高乐在雷诺身边认识的一位赞赏者和朋友，肯定也是一位通风报信者。他名列那些最坚决地支持抵制希特勒战争行动的支持者之列，因而具有由此而来的、对变革法国军事体系、对必须谋求的联盟（其中包括同俄国的联盟）、对指导战争的一切后果。帕尔维斯基的离职不是无意义的。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帕尔维斯基看到别人——他们不是以雷诺财长办公室成员的身份，便是以他的朋友或启示者的身份——对他产生了奇特的巨大影响。因此，雷诺周围的气氛发生了变化，以致对帕尔维斯基来说变得不可忍受，他宁可到一个轰炸机大队去服役。　　　　
　　　　戴高乐对帕尔维斯基的离职及其原因并非一无所知。（46）他听帕尔维斯基谈论过多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