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3-戴高乐传-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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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急于战斗，斗志昂扬，充满战士热情，这些特点都不会离开他。由于这些特点，戴高乐对许多人——无论是战友，还是部下，是军官，还是士兵——都严格要求，不容许他们在着装、服务、堑壕里的行为等方面有任何缺陷，哪怕这种缺陷很小也罢。①戴高乐对统帅部不再持宽容态度，以致据他的一位战友所做的证词，他说过“我们被一帮市侩指挥着”的话。或者说，他对国家政治领导人不再持宽容态度，特别是不宽容阿里斯蒂德·白立安，因为他从来都不喜欢白里安的做法和风格，但他就此写道，他“绝不希望白里安辞职”。然而，戴高乐这样说是为了扪心自问：“辞职有什么用呢？”确实，戴高乐也对所有的议会议员生气，在他看来，他们在参议院或国民议会讲坛上的讲话显得“可笑”。事实上，这些讲话有时是可笑的，但戴高乐当时对此持极其轻蔑的态度，以致他希望来把这些议员“一扫而光”。不过，这种反应在当时的战士——他们自认为永远不会被人理解——那里，是常见的。1916年2月底，尽管戴高乐具有活动家的乐观主义，但这并未阻止他以一种罕见的判断力，预见到凡尔登战役将是战争的一个转折点，以及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因此，敌人决计要向我们进行最后一次进攻。”戴高乐在致母亲的信中写道。“在这场正在进行的疯狂的战役之初，我的信念是，敌人将遭到一种毁灭性的和引起巨大反响的失败。无疑，敌人几乎到处都在向我们争夺堑壕，哪怕后来失去它们也罢；无疑，敌人的进攻将是无情的，必须求助于我军的一切道义力量和物质力量，来经受住这种打击，而不被削弱……如果在今后的几日和几周里，您只收到一些不合常规的消息，请您不要惊慌。”
翌日，1916年2月25日，戴高乐所在的第33步兵团开到了凡尔登周围。2月26日，他住进了“小梅里贝尔”军营。3月1日，他被派到一个位于刚刚被德国人攻占的杜奥蒙要塞与所谓“耶稣受难地”的陆地之间的工事。这天，戴高乐——他早就宁愿去指挥他的连队，而不再当上校团长的副手——进行了一次侦察，与别人对他所说的一切相反，这次侦察使他深信，敌人即将发动进攻。第二天，3月2日，果然，在象布多尔上校所写的、“进行一次可怕的重炮轰炸之后”，敌人开始进攻了。人们从布多尔所作的叙述中，得到了一种关于凡尔登战役前前后后的、动人的简述。②“大地在不停地颤抖，爆炸声大得出奇，同前方和后方的一切联络都无法进行，所有的电话都被切断，所有派出的联络官都被打死……最后一名的联络人员负着伤回来，对我说：‘德国人离我们只有20米’……我们握着手枪，准备不惜任何代价守住这条通道……敌人的进攻集中在第10连左侧的第12连……不久后，德国人来到第10连的后面。此时，人们看到了一种悲壮的景象……人们看到，第10连的勇士径直地扑向眼前这些靠激烈的肉搏中到达村子的、大批的德国兵，德国兵在肉搏中，用刺刀和枪托打击这些勇士，直到他们倒在地上时为止……第10连在猛进中，发觉自己已被敌人团团围住，就在连长戴高乐上尉的指挥下发动猛攻，反击密集的敌人，他们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壮烈牺牲了。”
布多尔上校在写这份战斗报告时，以为戴高乐与其部下一道战死。因此，布多尔以追认的名义，建议授予戴高乐荣誉勋章，并给予师一级嘉奖，表彰说：“1916年3月2日，在一次狂轰乱炸中，敌人越过防线和从四面八方向第10连进攻。在发生激烈肉搏之后，（戴高乐）组织了一个抵抗小岛。所有的人都进行战斗，直到弹尽粮绝、步枪被摔断、军队守卫者倒下时为止。尽管戴高乐被刺刀扎成轻伤，但他继续成为守卫阵地的灵魂，直到他被毒气熏得晕倒时为止。”贝当将此师一级嘉奖提升为全军嘉奖，在1916年5月7日加以公布。嘉奖令指出：“戴高乐上尉，连长，以其高尚的智力和情操著称。当他的营遭到可怕的轰炸，造成大量伤亡时，当德国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他的连队时，戴高乐指挥部下，进行猛烈的突击和激烈的肉搏。他认为，这是与其军人荣誉感一致的唯一解决办法。他在混战中倒下。这是一名在各方面都无与伦比的军官。”
于是，戴高乐被认为战死沙场，他的父亲得到了通知。只是几周后，人们在从红十字会那里知道他还幸存下来。尽管这些证词——有些证词来自政治仇恨，有些证词则来自3月2日白天激战的大混乱——自相矛盾，但它们并未使人们对当时发生的战斗经过留下任何疑问。戴高乐率领的第10连遭到了敌人的包围，战斗到山穷水尽时为止。戴高乐是不可能发出投降命令的。再说，如果象一位幸存者认为的那样，打到弹尽粮绝，那也是正常的事。因为在战斗中，刺刀穿过了戴高乐的大腿，他自然摔倒在地上。他不得不经受剧痛，痛得昏死过去，而且就象他部队的所有伤员一样，在恢复知觉时遭到德国士兵的包围。他最初受到同营的弗朗索瓦。勒佩迪埃博士和助理医生加斯东。德特拉恩德的治疗，这两名医生刚刚同其他60人——同营的残部——一道被俘。整个第33团在三天战斗中，牺牲了32名军官、1443名士官和士兵，即损失了全团最大一部分兵力。当戴高乐被送到德国时，是军医勒佩迪埃和维埃耶照料他的。通过他们，人们才知道戴高乐的受伤和被俘情况；法国当局经过德国医疗部门和西班牙领事馆，得到了一张正规证明书通知。③
在凡尔登战役期间，德国方面曾拍摄过一张照片，它相当好地反映了戴高乐及其战友在3月2日傍晚时分的情形。在这张照片上，德国士兵同法国战俘混杂在一起，他们身穿粗呢衣服，脸上露出疲劳，甚至他们——他们是士兵——身上那些使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当地人和农民的特点是那样象得出奇。有两名法国士兵负了伤，一人是手臂受伤，另一人无疑是大腿受伤。人们看到，后者的裤子掉了钮扣，他被两名德国士兵架着，将手臂搭在德国兵肩上……他们将去战俘营结束战争。
戴高乐也是这样。对戴高乐来说，这是刚刚开始的另一种冒险，也是他这一代的各国数十万人所经历的冒险。但他是把这种冒险当为一种难于忍受的考验来加以经历的。当法兰西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系于战场——戴高乐应当在战场上——时，他却被迫变得无所作为，他感到这种无为就是一种不可容忍的不公。
“我的多么亲爱的、娇小的妈妈，”戴高乐在9月6日给母亲写道。“您知道，为了这种可恨的被俘，我的心里流了多少血啊！但是，我个人的情况是不要紧的。”
在9月17日的另一封信里，戴高乐把他的被俘命运看作是“对一名法国军官的、最坏的命运”。
戴高乐在其战俘通信中，述说了这种痛苦。他始终感到痛苦，以致很久以后，他对一位朋友吐露真情说，这是他一生最严峻的考验。眼下，他从中只得出唯一的解决办法：越狱。
《戴高乐传》 第一部分第二章 战争的考验（5）
戴高乐曾五次试图越狱。④他从美因茨军营医院被先后送到奥斯纳布吕克集中营和内斯集中营。由于在多瑙河上乘船越狱的计划破产——该计划甚至在尝试之前就已遭到破产——戴高乐被送到了立陶宛的斯祖齐纳“惩罚”营。他在那里遇见了塔尔迪于中校和罗埃德雷中尉。8月，他在塔尔迪于的帮助和罗埃德雷的陪同下，进行了第一次越狱尝试。但他们挖的地道被发现了，三人被送到德国巴伐利亚的因戈尔施塔特第9要塞。那里集中了大约150名法国、英国和俄国军官，他们都是已经越狱或者将要越狱的人。后来，英军中尉A·J·埃文斯在一本书名叫《越狱者俱乐部》并能引起人的联想回忆录里，叙述了他们的越狱传奇。在那里，戴高乐也遇见了未来的红军元帅米卡伊夫·图哈切夫斯基、新闻记者雷米·鲁尔、他未来的出版者贝尔热－勒夫罗、将要在1940年成为“自由法兰西”最重要人物之一的司令卡特鲁、飞行员罗朗·加罗斯等。戴高乐在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越狱。他同迪克雷上尉一道，收集了为其越狱尝试所需的东西——它们大多藏在家里寄来的邮包里。戴高乐被送到军营医院，喝了他母亲为了治愈他冻疮而寄来的苦味酸。然后，他收买了一名德国男护士，让男护士把民用制服出让给迪克雷，然后利用一次在男护士的表面监视下转往治疗中心的机会，躲进了一间小屋。小屋里有一位法国电工，也是战俘，为戴高乐他们准备了其他的民用制服和食品。他们朝瑞士边境走了七天，最后在11月5日星期日，走到了普法芬霍芬镇。当镇上的居民在灯火通明的中心广场进行庆祝活动时，当这些疲惫不堪的越狱者的外表——他们好几天都没有刮胡子了——引起大家注意时，他们稍不谨慎地从镇子中间穿过去。这样就足于使他们遭到发现和逮捕。于是，由于此次经验，戴高乐在一段时间内不再重新越狱。
1917年6月，戴高乐要求转移别处，所以被送到弗兰科尼的罗森贝格要塞，这个要塞两面是墙，两面是沟，特别是它耸立在峭壁顶上，所以必须从峭壁上下来，但又无法量出峭壁的高度。因此，戴高乐同他的三位新同谋者——普吕沃斯特、特里斯塔尼和安戈一道，制作了一根30米长的绳梯。德·蒙泰迪上尉同他们会合。10月15日晚，他们在非常危险的条件下，分两个阶段滑下来，因为他们在峭壁上难于找到那些坑坑洼洼的地方，能使他们先落脚，然后再往下面抛绳子。戴高乐笨手笨脚，抓不住光滑的绳子，要靠别人帮忙。经过十天的行军，戴高乐和特里斯塔尼想要到一个鸽棚里休息，但他们动作的声音引起了隔壁邻居的注意，又被抓住了。这时，甚至就在普吕沃斯特和安戈也被抓获之前，戴高乐他们就已决定立即尝试一次新的越狱行动。他们锯断宿舍的栏杆，重新穿上平民服装，甚至贴上胡子和戴上眼镜，然后混在军营的德国职员中间，急匆匆地赶往车站，去乘埃克斯－拉沙佩尔的火车。于是，戴高乐他们乘车来到荷兰边境附近。但火车只是到了第二天凌晨五点才开，他们在候车室里显得有些可疑。所以，在他们最后可以登车时，遭到了逮捕。于是，他们重新回到了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
在被抓的时刻，戴高乐严厉而粗暴地对待德国宪兵，所以他受到战争委员会审讯，除了因最后两次越狱尝试而遭到的严格禁闭之外，还被判处了两周监禁。戴高乐被迫忍受了一种严厉的作息制度，此后只是在4月10日才结束监禁生活。对此，他本人是这样简述的：“窗户用护窗板关着，屋里没有亮光，实行特殊的饮食制度，没有任何可供阅读和写作的东西，每天只能在100平米的院子里散步半小时。”可是，由于一名越狱的法国军官在被抓获时打死，德国当局害怕被指控践踏关于战俘问题的日内瓦公约，就关闭了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并将那些越狱的累犯分到了好几个战俘营里。戴高乐先后被送到普林茨·卡尔要塞和巴伐利亚的伍尔伯格要塞。他隐约地看到了新的越狱可能性，便恢复了信心，并同他母亲通信，要求她邮寄一些便于改成平民衣服的、“美丽女园丁牌的上装和裤子”。6月，戴高乐进行了新的尝试。从表面上看，他是在一个德国士官的看守下被转到别地，实际上这个身穿敌军制服的梅耶中尉是戴高乐的同谋者。他们俩都穿着平民服装，在去纽伦堡的路上走了一半，然后将在纽伦堡乘上去法兰克福的火车。当他们遇上一支宪兵巡逻队时，他们不能出示自己的证件……
戴高乐在被押回伍尔伯格之后，就想立即越狱。7月7日，他钻进一个装满脏衣服的大筐——人们将要把这个大筐运到附近的韦森堡市。戴高乐穿着平民衣服，步行，最后到达纽伦堡。但是，当戴高乐登上去法兰克福的火车时，他患了重感冒，并被一些突然检查他车厢包间的德国宪兵抓获，然后被送到了医院。戴高乐的战友费尔迪南·普莱西回收了他的“美丽的女园丁牌”的整套西装，但他放弃了参加由普莱西和其他三位战友准备的最后一次越狱尝试。按照戴高乐的看法，这最后一次尝试毫无成功的运气。
随着战争结束的临近，戴高乐决定作出最后一个挑战举动：通过“负责法国在德国利益”的西班牙大使，要求执行因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