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3-戴高乐传-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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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拙著戴高乐传记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和译者曹松豪先生想要发表这个中译本。对此，我对商务印书馆和中译者表示无限的感激，也特别感到非常自豪。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中国对戴高乐将军这位法兰西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这表明，戴高乐的言行关系到世界各国，世界各国可以通过戴高乐来遥望和聆听我的祖国。　　　　
　　　　作为作家、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我的大部分人生和大部分工作，都是用于撰写戴高乐的历史和戴高乐时代的历史。早在1964年，我就发表过一本关于戴高乐的、长达765页的法文著作。但我历来认为，必须重写此书，并写完此书，一直写到戴高乐生命的终点时为止。因为当时，戴高乐的原始材料很少，几乎只有某些罕见的传记人物速写，没有任何大学的或学术的研究成果，没有任何对第五共和国前期的、完整的历史记载，只有很少的一些证词，而且也接触不到任何历史档案。我是靠人们当时所　能有的下述手段来写作的：回忆录，报刊杂志，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现有的传记，谈话记录，其中包括我同戴高乐的谈话——我在书中将会谈到这些谈话——记录，以及戴高乐业已发表的著作。不仅如此，我还用了自己撰写的、关于戴高乐亲身经历过的那些事件的证据，以及我参与过的那些事件的证据，尽管我的证据是那样微不足道。　　　　
　　　　时至今日，情况完全不同了。在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和俄国，所有的历史档案都开放了，尽管开放时尚有某些限制。戴高乐业已撰写了他的尚未完成的《希望回忆录》。关于戴高乐及其活动的证词，首先是所有的法国前总理、他的许多部长、合作者、支持者和政敌所提供的证词，多得不可胜数。我在发表过的其他一些著作中，曾提到过戴高乐公共生活的好几个事件。夏尔·戴高乐研究所和夏尔·戴高乐基金会都出版了关于戴高乐生平和著作许多方面的一些基本著作，由戴高乐诞辰100周年研讨会出版的文件，对这一历史阶段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我试图利用这一切材料。但此次写作，我却不能获得戴高乐的帮助了——假如我能再次同戴高乐进行交谈，那他还会亲自向我提供帮助。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我是在1964年完成第一部关于戴高乐著作时，同他见过面的。虽然我们之间没有作出任何商定，但那时我不想引证他的话。而今，相反地，我引述了戴高乐的谈话，它们会阐明下述问题：法国在德国占领时期进行的抵抗斗争；法国共产党在解放时的行为；1945年所作的关于经济政策的选择；战后法国奉行的对德政策；阿尔及利亚（在一次更早的谈话中也曾提及过）；关于普选产生共和国总统的全民投票；　60年代初戴高乐对世界的看法等。同戴高乐的这些谈话至少有这样的功绩：我没有对他提出过任何要求，他对我也没有任何期待，因此，这些谈话是完全自由的。我认为，我书中所引的这些如实的证词是值得公诸于世的。　　　　
　　　　本书的读者是否会得出这是一本带有党派偏见的戴高乐传记呢？假如我在这里必须向读者进行解释的话，那我是毫不为难的。戴高乐作为法兰西历史的中心人物，长达30年之久，在这段历史中任何人都不会是中立的。我也与其他任何人一样。我经常赞同戴高乐的所作所为，有时还参与其中。我也有作过自己的承诺，例如，我表示过支持非殖民化。就象人们将要在本书中读到的那样，我讨论了戴高乐活动的几个问题。总之，那不成问题。我已在其他场合说过，并经常写过：传记的客观性不是一种绝对要求，而是一种努力。我进行过这种努力。我在努力时没有羞怯之感，而且归根结蒂没有太大的困难。对此，职业生涯是我最好的学校。对我来说，如实地看待问题和进行报道已经成为我的另一种天性，即使——或者特别是——在我因此而感到伤心、怨恨、受到伤害和满腔愤怒时也是如此。我仍然遵循着同样的准则：不要因为我的偏爱而歪曲我的分析。　　　　
　　　　我在人生暮年出版这本戴高乐传记，有机会追述20世纪的疯狂行为、世界大战、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曾经全身心地参加过的战斗、帝国的垮台、意识形态的死亡、被超越的矛盾、被忘却的争吵……凡此种种，戴高乐都参与了。戴高乐必须应对那些突如其来的灾难、可悲的决裂和震撼世界的动荡。作为一个梦想其亲爱的祖国获得未来胜利的儿女，戴高乐尝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幸福，尽管他在集中营里被囚禁过。因为戴高乐为了法国军队的彻底现代化进行过拼死的斗争——大家承认，有了这种现代化，那就会使法国避免失败——因为人们没有倾听戴高乐的意见，所以法国在1940年才突然遭到了崩溃。　　　　
　　　　40年代，多亏了战友们的热情和法国人民的支持，戴高乐通过其意志的力量，将法国保持在战胜国行列之中。戴高乐出身于欧洲最古老的资产阶级，但他呼吁法国人民举行反对（德国）敌人和它所屈从的（维希）政权的全国起义。戴高乐出身于一个明智的和温和的家庭，但他却下令进行严厉的清洗，打击了一部分法国的传统干部。作为宣读过青年士官生誓言的圣西尔军校毕业生，戴高乐被迫呼吁法兰西军队归顺自由法兰西和进行造反。作为将军，戴高乐制服了由阿尔及利亚悲剧引起的军人叛乱，并审判了他们的首领。　　　　
　　　　50年代，戴高乐为了在法国建立一个比以前的政权更加适应现代国家要求的国家机构而进行斗争。起先，戴高乐没有获得成功；后来，他在成立第五共和国时达到了目的。然而，60年代初，戴高乐相信法国的世界作用，所以他象20世纪精神所要求的那样，不惜在阿尔及利亚进行较量，以及冒着生命危险，赋予所有的法属非洲国家以独立。在这个十年里，戴高乐主持了对法国工农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加速的和有时粗暴的改造，主持了开放法国的经济边界。戴高乐想要用壮观的方式，来埋葬古老的法德冲突。戴高乐同冷战精神实行了决裂，对集团制度进行了否定和斗争。1964年戴高乐同人民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就是在集团制度中打开了一个缺口，使人民中国不久后在国际大家庭里占有独特的地位。戴高乐看到那些威胁着“东方阵营”的裂缝，预言东方阵营即将奄奄一息，并预示东方阵营未来的分裂。　　　　
　　　　20世纪也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严重对抗的世纪。戴高乐参加了这一对抗，人们从他的伦敦讲话和阿尔及利亚讲话中，找到了反对纳粹和法西斯极权主义制度斗争的某些最强音。但是，在同龄人进行的、关于世界观的重大争论中，戴高乐占有一个特别的地位。戴高乐首先相信民族的永恒，相信意识形态的不稳定性。事实上，长期以来，人们在20世纪看见了征服者的意识形态的临时胜利，或者至少看见了这些意识形态的诱惑。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曾风靡一时，蔚为壮观。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则提供了另一种前景的观念，它拥有单一的市场、被抹煞的边界、民主政体和那种被取名为“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的全球联盟。


《戴高乐传》　题记中译本序言（2）

　　　　而今，在意识形态的公墓中，坟墓的门关上了。戴高乐曾经用民族的长存——由此产生了他对民族独立的热爱——来反对这些意识形态。戴高乐去世了，但从表面上看，他占了上风。凡是民族消失——无论是在殖民帝国的统治之下，还是在集团的桎梏之下消失——的地方，民族又重新出现了，以致在世界的广大地区，在非洲，从亚德里亚海直到中国的疆界，原有的边界已被打乱了。这就是民族的永恒。戴高乐早已宣告了这种永恒。　　　　
　　　　那么，这是否是历史的最后结论呢？戴高乐在他最有名的一次伦敦讲话中，引证过尚福尔的这句名言：“有激情的人已经活过了，有理智的人也已经存在过了。〃但当年戴高乐引证此话，是为了立即说明，他同他的战友们都是一些有激情的人和有理智的人。戴高乐因激情而奋起，并愿为理智所指引。这就是他同20世纪斗争的所作所为。戴高乐被20世纪打上了烙印，也给20世纪打上了烙印。戴高乐的一生，是20世纪的一次奇遇。时间在流逝着，它给了我们判断这种奇遇的自由。　　　　
　　　　我们的这一代人曾经不无苦恼地获悉，关于遥远的将来，甚至关于我们现在所作的决定在不久后的将来的问题，我们都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在身后留下了那么多的、被揭穿了的预言，那么多的、遭到流产了的计划，那么多的、被挫败了的计谋……21世纪将是一页白纸。　　　　
　　　　然而，当关于民族、国家、社会、世界和历史的问题大局已定时，现在还存在着一种不可改变的东西。从戴高乐本人经历过的冒险和他正在使人们经历的冒险中，将继续留下这种永久的东西：对1940年失败的愤怒；对亡国论者的憎恶；在自由法国人和抵抗者身上迸发出来的无限热情；那些伴随着被流放者、直至其受难时为止的斗争的力量；抵抗战士和地下工作者的博爱——所有经历过这种博爱的人，至今还保留着难以表述的怀念；那些在被枪杀时高呼“戴高乐万岁！”的无名烈士。无疑，历史将会复盖一切。但归根结蒂，也许某种超越历史的东西将会继续永存。　　　　
　　　　注：这篇《戴高乐传》的《中译本序言》写于2003年夏天，是作者在对原著《引言》进行补充修改的基础上写成的。


《戴高乐传》　题记不屈的战士　伟大的丰碑

　　　　——《戴高乐传》中译本序言　　　　
　　　　今年是中法建交40周年，中法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值此法国文化年之际，商务印书馆即将隆重推出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兼新闻记者保尔－玛丽·德拉戈尔斯所著的《戴高乐传》中译本，无疑是一件促进中法政治文化交流的盛事。　　　　
　　　　戴高乐将军是20世纪的一位法国和世界伟人，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德拉戈尔斯的新著《戴高乐传》则以最新的史料，重新描述了戴高乐八十年波澜壮阔的人生，是一部迄今为止达到最高学术水平的戴传，对我们全面深刻地了解和研究戴高乐将军的人生、思想及法国的内外政策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读《戴高乐传》，首先使我想到了四十年前在巴黎开始外交生涯，同传主戴高乐直接进行接触的一段经历。我在1964年至1969年期间，曾担任过中国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镇同志的秘书和翻译，随同黄大使参加过一些由戴高乐总统邀请和主持的外事活动。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戴高乐高瞻远瞩，在捍卫法兰西民族独立、反对美苏霸权、决定中法建交和发展中法友好合作关系问题上具有非凡的战略眼光。历史已经证明，戴高乐总统当年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一道建立中法正式外交关系，对今天发展中法友谊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读《戴高乐传》，也使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德拉戈尔斯这位相识20多年的老朋友。纵观作者的职业生涯，主要有三个特点：其一，他担任过《国防》杂志社社长、《费加罗报》评论员等职，担任过梅斯梅尔总理、新闻部长盖纳、内政部长富歇等政要的顾问或办公室主任，在法国政界和新闻界具有重要的地位。其二，他治学严谨，勤奋笔耕，著作颇丰，在研究法国现代历史、内外政策和国家战略问题上独树一帜。其观点和著述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既有历史性，又有现实性；既脚踏实地，又卓有远见，因而是严肃的、可靠的和值得借鉴的。其三，他对华友好，从70年代至今已五次访华。此次，他以76岁的高龄来参加法国文化年开幕和“戴高乐生平展”活动，我十分高兴同他在北京重逢，深感他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也分享了他对中国翻译出版其巨著的无比喜悦。　　　　
　　　　读《戴高乐传》，还使我想到了中译者曹松豪同志。松豪同志长期在中联部工作，当我90年代担任驻法国大使时，他也在驻巴黎使馆工作过。他敬业乐群，勤奋工作，是一位善于坚持自修和调研相结合的外事干部兼法文翻译家。例如，他翻译的《希拉克传》在希拉克1995年5月当选总统的前夕出版，得到过希拉克总统亲笔题词的殊荣。此次，他又成功地翻译了德拉戈尔斯的《戴高乐传》。这里，谨对松豪同志为中法两国文化交流辛勤劳动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