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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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林，层层排列” 。曾国荃军驻扎雨花台，人数不过两万，不一二天工夫，就被李秀成围了个密不透风。
李秀成此次攻营，一以炮，一以洞。炮者，“西洋开花大炮”也，“自空中击下，呼声动地”；洞者，“开地道，用火药轰官军垒壁”也。防炮无妙法，每当炮弹呼啸而来，全体卧倒而已；幸亏开花炮弹自上而下，弹道弧度过大，则声势甚猛，杀伤力不猛。且曾军扎营严格按照湘军营规执行，墙高且厚，濠深且宽；太平军安放炮座，相距营盘便不能太近，则开花炮的射程和打击范围更受限制。濠沟一般有两三道，环绕营盘，深达五六米，敌军仓促之间挖地道、堆炸药进行突攻，也难致效。故李秀成也要赞扬曾国荃的基本工夫做得扎实：“九帅节节严营，濠濠垒坚，木桥叠叠层层，亦是用兵之利” ；伯牛按，“木桥”就是营规中所谓“花篱”，以粗木埋入地下，“旁筑坚土，以攀摇不动为主” 。墙、濠以外，有五六层“花篱”，可以减缓敌军冲锋的速度。
不能突破花篱、濠沟，一味大炮远攻，不易奏效；挖地道也因距离过远，事倍功半。九月初，秀成堂弟世贤从嘉兴赶来助战，于是，太平军改变战法，倚仗装备优势，近前枪战，逼营肉搏。这一下曾国荃就有点吃不消了。因为此时湘军个人装备中大多为鸟枪、抬枪等“土枪”，火力不猛，射程也短，而李秀成所部“专用洋枪，力可及远，皆‘牛芒鬼子’（即闲散洋人）广东、宁波商船购运者” 。敌我对阵，敌枪能射中我，我不能射中敌人；将士用命，而无用武之地。无奈之下，只能收缩防线，躲在子墙后面进行抵抗。而太平军将湘军逼进营垒后，便可达到濠沟边上，“多用箱箧实土于中，排砌濠边，明防炮子于上，暗凿地道于下”。九月十二日，太平军便挖通了一条地道，直抵营墙，我们看看地道战的威力：
“十二日，瞥见西南一股悉并东路，潜伏雨花台后。曾国荃知地道之将轰塌，令各营谨以备之。不转瞬，而嘉字、吉后两营外一声霹雳，烟焰上冲，石块、土块飞入天半，营墙各崩塌十数丈” ；
一旦守不住营外濠、篱，敌军就可以轻轻松松实行“定向爆破”。幸而曾国荃所部为百战精锐之师，爆破前妥为部署，爆破后勇猛敢战，拼死堵住缺口，敌军才没冲进营盘。此后，太平军继续挖地道，湘军则总结教训：与其被动挨炸，“莫若审贼所向，掘地数仞，隧而迎焉”，就是以地道破地道之法。填满炸药的地道才可怕，没填炸药，则不可怕；于是，两边对挖，一待“内外洞穿”，湘军或“抽刃迭刺，聚而歼之”，或“熏以毒烟，灌以秽水”，或“伐木作薪，堵塞洞口”，总算抑制住了太平军的地道战。
以炮以洞，二李俱不能得逞，两军势必陷入僵持之局。僵持，则饷粮弹药能否补充至为关键。曾贞幹负责江边粮道的防守，在水师接应下，顶住了太平军的猛攻，乃能源源不断从安庆、芜湖等地获得接济。而南京防军和城外李军被曾营阻隔，无法接济粮草；倘自苏州前来接应，则长江两岸镇江、扬州为清军占据，江面另有湘军水师，运船也无法通过。因此，太平军无法保障后勤补给。加之太平军八月中旬来此，未带冬衣，十月后气候转凉，饥寒交迫，无法“僵持”，遂于十月初五日撤兵。曾国荃坚守四十六天，终于勉强保住阵地，没有重蹈向荣、张国樑的覆辙。
三、战天京曾九呆子
如前所述，只占内圈阵地，不占外围形势，腹背受敌、围军被围剿的局面就不可避免。尤其是苏州、常州、杭州、嘉兴、宁国和九洑洲，这几处要地，一天不被清军控制，南京围军就一天不得安宁。南京城墙、石垒极为坚固，城中粮食弹药储备极为丰富，冒然强攻，伤亡必大，士气必衰，一旦再有援军来攻，是不是还能坚持四十六天，把握极小。在外围未曾肃清的情况下，“长扎雨花台，以二三万劲旅屯宿该处”，必然是一种尴尬乃至危险的境况：“援贼不来，则终岁清闲，全无一事（伯牛案：城坚粮足，不敢攻城，故曰清闲）；援贼
再来，则归路全断，一蚁溃堤（伯牛案：倘若粮道被断，则必然崩溃）”；所以，最初曾国荃孤军挺进雨花台，曾国藩就不赞成 ，此次被围攻，他就直接批评了：“此等最险之着，只可一试再试，岂可屡屡试之，以为兵家要诀乎？行兵最贵机局生活；弟在吉安、安庆，机局已不甚活，至金陵，则更呆矣” ；话说得很严厉，甚至连前此的克城之功也加以指摘。
湘军陆军名将，前有塔齐布、罗泽南，后有李续宾、多隆阿、鲍超，曾国荃虽然屡在前敌，不乏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举动，也有克城拔寨的功勋，但并无名将之称。何也？若从以少胜多、出奇制胜或者治军有方、纪律严明等标准进行综合比较，论述冗赘，可读性差；讲一个小故事，读者自可知道其不被称以名将的原因。光绪十年，左宗棠奉旨赴福建督师，在南京与两江总督曾国荃预商军事，谈毕，唠起家常，左问：“老九一生得力何处？”曾说：“挥金如土，杀人如麻” 。就这八个字可以判断其不是名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湘军十年征战，一直被“饷绌”困扰，士兵因此哗变的事例各军皆有，唯独曾国荃所部不曾发生此类事变 。特别是咸丰八年曾国藩重出江湖以后，曾国荃所部待遇优于他军，彭玉麟、鲍超等人便屡屡抱怨这种厚此薄彼的做法 。甚至，与他人争夺拨款以外，曾国荃的个人帐目，也不是很清楚，常常遭惹物议 。而在具体作战中，曾国荃不吝惜子弹炸药，消耗极大，连曾国藩也啧有烦言，但又不得不“源源接济” 。不缺饷，军心自然稳定；弹药不计成本，实力自然超群，所以，曾国荃所谓“挥金如土”，不过是得天独厚、近水楼台的经济优势，并非湘军将领普遍拥有的战备条件。“杀人如麻”固然豪爽，但是类似于安庆屠城 那样的“杀人如麻”，又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呢？起点不公平，程序不正义，结果当然不令人信服，是故曾国荃不被称为名将。
既然不是名将，所以曾国藩敢于在战略、战术层面批评曾国荃，对于塔齐布、鲍超之类的将领，他就不用如此操心，做好调派、筹饷等行政工作就够了。批评过后，他又指示机宜，表明取“势”的重要性：
“愿弟早定大计，趁势图之。莫为浮言所惑，谓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动，贪赫赫之名，而昧于死活之势。如弟之志必欲围攻金陵，亦不妨掀动一番，且去破东坝，剿溧阳，取宜兴，占住太湖西岸。然后折回，再围金陵。亦不过数月间事，未为晚也”（十月三日）；
“破东坝，剿溧阳，取宜兴，占住太湖西岸”，即占据南京东南的战略要点，方可远防来自苏州、嘉兴的援军，雨花台围师乃无后患，即前所谓肃清外围之“力围”。曾九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根本不采纳曾国藩这个建议，决计“呆”围。
“呆”，出自曾国藩之口，固为贬词。但是，以之描述曾国荃的个性，却十分恰当。左宗棠尝目曾国藩为“书憨” ，曾国藩亦尝视郭嵩焘为“书呆”，湘军诸人互相“呆”、“憨”之，也算此军一大特色。考其言行，曾、郭之“憨”、“呆”，俱能转圜，不算真“呆”；曾九之“呆”却是“我心匪石，不可转也”的真“呆”。且曾九之“呆”与曾、郭二人“书呆”之“呆”，又有不同。书“呆”者，不过是尽信书、知经而不知权，大可欺之以方，动之以情。曾九之“呆”，则近乎“犟”，并非不明白道理，实因欲望太盛，无法自抑，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理不可喻，情不可感，湖南俗语所谓“不进油盐”也。
呆、犟都是不讲道理，但呆、犟自有一番道理。曾国荃的道理，怎么讲的呢？他认为：南京是“长毛老巢”，湘军起兵，最终任务也就是占领南京。现在从安庆至南京，自西而东，水陆俱已打通，固应驻扎一支部队在南京城下，以起到威慑作用。而且，可以牵制苏、常、杭、嘉的太平军，令其在回救南京和扩张势力（例如进攻上海、福建和江西）之间难以取舍。如果遵从“阿兄”的建议，解围南京，转战东南，去攻打东坝、宜兴以至太湖西岸等战略要地，事机顺利，固然如曾国藩所说“不过数月间事”，可以快去快回，继续围困南京。但是，事机不顺的话，就有可能在攻城、野战时被“忠逆”等人纠缠，而南京“城贼”也可能趁机和江、浙太平军取得联络，那么，再想回来围困南京，恐难如愿。这是他对大战略的理解。小九九方面，他也有打算：扬州、镇江分别为都兴阿、冯子材镇守，此二人都不属于湘军系统；如果湘军撤围后，此二人奉到圣旨或自作主张，前来围攻南京，那他只能作为“会剿”之师参与围城，主客易位，事权旁落。所以，这个“茅坑”，不论便意之有无，他都得死死占住，不肯轻言撤离。
乍一听，曾“呆”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刚刚发生的“围剿围军”之战，令人后怕，江、浙等地太平军极有可能再度东来。当李鸿章、左宗棠两军未能“肃清”江苏、浙江两个战场之前，“呆”围南京，时刻都有隐患。何况，目前也就围住了南京的南面，并未形成合围，战略上的影响更大于战术上的实际作用，倘为此付出大代价，似乎不值价。曾国藩作为“节制四省军务”的统帅，进行全盘筹划，不能不有此担忧。再者，依照目前形势，不但不能实行合围，而且不敢率先攻城，那么，两万湘军“呆”扎南京城下，“清闲”无所事，不仅不对其他部队实行支援，反而坐等其他部队攻占要地，然后独收围困乃至攻破南京之第一等大功。这样的如意算盘，明眼人谁看不清，谁不讥议？所以，于公于私，他都要劝说曾国荃不要“呆”围。但是，曾九之“呆”早成心疾，曾国藩只能迂回曲折，旁敲侧击。
同治二年开春，曾国藩自安庆东下，检阅南京围军。此前，他创造了“呆兵”、“活兵”两个概念：
“以后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进退开合，变化不测，活兵也；屯宿一处，师老人顽，呆兵也。弟军积习已深，今欲全改为活兵，势必不能，姑且改为半活半呆，亦有更战互休之时。望弟立变大计，以金陵、金柱为呆兵，而以进剿东坝、二溧为活兵，庶有济乎”（元年十月二十日）；
“活兵”，就是游击之师，战兵；“呆兵”，就是大本营，守兵。“更战互休”，就是战兵和守兵之间的互调。这个意见，是一种妥协，既不全部撤围，也不全部“呆”围，所谓“坚守已得之地，多筹游击之师” 。到南京后，曾氏兄弟就此“呆”、“活”布置进行了一番讨论，经过去年四十六天的苦战，曾国荃未尝不知外围不肃清则难以专心攻城的尴尬，所以，原则上接受了此一意见。不过，曾国藩建议呆、活两军保持二百里以内的距离，曾国荃讨价还价，只同意六、七十里的范围。而在呆、活两军具体调遣方面，两人则时常发生争论，曾国荃“每每不以为然”，动辄“长篇辩驳”，指责曾国藩“料敌不明，调度不善” 。曾国藩作为大哥兼上司，展阅复函，哭笑不得，只好说：“弟于吾劝诫之信，每不肯虚心体验，动辄辩论，此最不可” ，“非老年兄弟所宜出此”。
此外，在军队装备、训练方面，两兄弟也时常龃龉。去年二李使用西洋枪炮，在火力控制方面大占优势，曾国荃颇思效法。他知道李鸿章的淮军大多装备“洋械”，便写信请教。李鸿章毫无保留，尽心指点：“欲剿此贼（伯牛案此指李秀成军），非改小枪队为洋枪队不可，再持此以剿他贼，亦战必胜、攻必取也。惟洋枪洋炮，好者不易得。鸿章前解二百杆天字号，在中国为上品，在外国仍不中用。元字号次之，万字号又次之。然我军所用，皆以万字号为真洋枪，其馀多系广东土造。师门（指曾国藩）如不深信洋枪火药为利器，望谆请饬下粤东厘局多为购办。效洋人步伐，操练洋枪队，平中国之贼，固有馀矣” ；
此信介绍洋枪各品牌之优劣真伪，并告知购买渠道（广东厘局），曾国荃便依此制订采购报告，孰知曾国藩讲了这么一番道理：“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鲍春霆（超）并无洋枪洋药，然亦屡当大敌，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和（春）、张（国樑）在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