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风雨纪事-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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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部队调动的问题。华国锋说，陈锡联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在一起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也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马上就找到陈锡联。当时陈锡联家修房子，他搬在老匈牙利大使馆的房子住。我到陈锡联那里时，他正在与杨成武谈事情。杨成武走后，我向他说明华国锋让我找他的经过。陈锡联说情况他已知道。陈锡联随即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并要吴忠立即到我的住处具体商量。我踏进家门，见吴忠已在我家中等候。我与吴忠在１９７１年执行中央的指示，共同处理过“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我们根据１９７１年稳定首都的经验，商量了具体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内紧外松的戒严工作。叶剑英当时担心的事情，一件是前面说的坦克六师的问题（后来实际表明，这个师毫无问题），另一件是要防备学生、造反派从清华、北大等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为此，我们在清华、北大附近都部署了相当的兵力，如果有人往外冲，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堵回去。
１０月６日的那天晚上，北京实际上实行了暗中戒严，外地进京的所有路口都被监视，防止外地的部队进北京。我把与陈锡联、吴忠商谈的情况和部署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又亲自与吴忠谈过一次话。我们一方面紧张地加紧准备工作，另一方面还要稳住“四人帮”，华国锋的意见是在准备工作未做好之前毫不惊动他们，以免打草惊蛇。可能是１０月４日，华国锋又找我去到他的住处。正谈着，汪东兴打电话来说，江青提出要到石家庄去，指定专列的车头要用二七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车头，还要请二七厂的一些工人陪同她去。汪东兴请示华国锋是否同意她去。华国锋拿着电话，既问又答地同我说：江青去石家庄要干什么？她可能是试探，还是稳住她，同意她去。我点点头，同意华国锋的意见。我也认为江青是在试探华国锋，看华国锋是否同意她乘坐专列到外地去。华国锋当即答复汪东兴说：允许她去，关于调车头及找工人陪同的问题由吴德去安排。
安排江青去石家庄的事情，我交给了曾任二七车辆厂的党委书记、后任市委秘书长的周家鼎去办。周家鼎做过贺龙和周总理的秘书，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周总理已上床休息而把江青送给总理的一个文件压了一下，就被不可一世的江青说成“靠不住”。周总理当时为了保护周家鼎，将他下放到二七车辆厂任党委书记。这情况是我从汪东兴那里知道的。我后来提出要调周家鼎到市委任秘书长，周总理开始不同意，后来还是同意了。周家鼎向我汇报了江青到石家庄的情况。其实专列没有到石家庄，开到保定的一个道岔上就停了下来。江青下火车扭扭摆摆采了一些野花，呆了一段时间就上车了，在车上又和陪同的工人、干部讲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就回北京了。江青没有找当地的造反派或三十八军进行活动。看来这次江青外出活动，正如我们所料，完全是个试探。
１０月３日、４日，我与华国锋及时交换各种意见，我们把所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考虑了一遍。华国锋要求一定要保持首都的稳定。在这段时间中，我与吴忠也保持了密切联系，就像按住了人的脉搏，随时掌握着北京市的一切变化情况。１０月４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地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等问题。大概在下午的５点多钟，我回家了。我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我们听了汪东兴汇报的具体行动方案，共同议定了中南海内外相互配合行动的措施。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了。后来汪东兴告诉我，我们俩当时正好前后脚，我的汽车出华国锋家，他的汽车进华国锋家，是他建议华国锋再请我回来共同商量的。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粉碎“四人帮”的过程
我们商定：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具体做法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为名，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会，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指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后，由华国锋宣布他们的罪状，随即由汪东兴组织的人分别对其实施隔离。汪东兴派张耀祠到江青住处宣布政治局对她隔离审查的决定。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和北京卫戍区吴忠同志负责解决。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以及由迟群、谢静宜控制的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华国锋要求我守在电话机旁随时与他保持联系。我认为，汪东兴同志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不在李先念同志之下。他组织了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的五十多个人，这些同志作了贡献。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叶剑英还接见过这些同志，照了相，吃了饭。１０月６日，我与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市委常务书记丁国钰、市委书记兼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不到９点钟的时候，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第一个到怀仁堂的是王洪文，第二个是张春桥，均已被隔离起来。江青是由张耀祠带人去解决的。汪东兴在电话中说，只有姚文元现在还没有来，请即令卫戍区派人去抓。姚文元不住在钓鱼台，他的住地是由卫戍区负责警卫的。接到汪东兴的电话时，我当即要吴忠亲自去解决。吴忠带着人到姚文元住地时，看到姚文元正坐车出来，车往中南海方向行驶。吴忠没有惊动姚文元，相机随着姚文元的车子到了中南海。姚文元进入怀仁堂后，也被实施隔离。“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４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天安门城楼参加首都百万军民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当晚，华国锋通知中联部部长耿飙到怀仁堂接受任务。华国锋曾在１０月４日要求耿飙同志在最近的几天中在家中等华本人打给他的电话。耿飙到怀仁堂后，华国锋、叶剑英指示他立即接管由姚文元等人领导、控制的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等新闻机关，夺回被“四人帮”控制的宣传、舆论阵地的领导权。隔离“四人帮”后，卫戍区部队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隔离审查了。当时，由市委办公室主任陈一夫以我的名义通知他们立即到市委开会，他们一到就被吴忠派人隔离了。谢静宜好像住在北京医院里，金祖敏还是过了一段时间才找到的。卫戍区在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中，起了很大作用，后来负责中央宣传口的副手邱巍高就是卫戍区的副司令员，卫戍区的参谋长也被调出来协助中央工作了。
１０月６日晚１０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同志事先以不同方式将解决“四人帮”问题同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打了招呼，会议很快进入议程，选举新的党中央主席，讨论中央第１６号文件。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一、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二、通过第１６号文件［１９７６］，文件内容是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通报党中央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和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的决定。在讨论１６号文件时，好像是纪登奎同志说，毛主席曾讲过对“文化大革命”作三七开的评价，文件是否应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就涉及到了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全国的形势尚未稳定，就立刻涉及到毛主席的问题，单从战术上讲也是不策略的。所以，叶剑英同志说：这个文件不可能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
他做了个手势，竖起大拇指，说毛主席还是这个。叶剑英在以后数次的政治局会议上都讲要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旗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我认为，在粉碎“四人帮”时的历史条件下，叶帅坚持这样的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稳定全国的形势。这次政治局会议还讨论了一些比较重要和急迫的问题，比如中央要求北京市委一定要控制和稳定首都局势，北京不能乱，出事由吴德负责任。会议结束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住在了玉泉山。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复杂。一些被“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牢固控制的单位和长期经营的地区都出现了对抗中央的苗头，一些追随“四人帮”的坏人就公开攻击党中央领导的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右派政变”、“军事政变”。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叛乱的迹象。为此，中央政治局每天都开政治局会议，政治局的同志与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分别谈话，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及时了解各地的动态，交换问题处理的意见。鉴于上海是“四人帮”帮派势力较大的地方，又有叛乱迹象，中央政治局先找了江苏、浙江和南京部队负责同志到北京谈话，要求他们注意上海情况。中央政治局随后才通知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来北京谈话。
中央与马天水谈话时，马天水坚持其顽固立场，陷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中不能自拔，表示反对隔离“四人帮”，他说隔离审查是错误的。这次谈话以后，马天水竟通知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说，“四人帮”出事了。徐景贤、王秀珍开始策划上海武装叛乱。后来，中央干脆通知让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来一起谈“四人帮”的问题。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他们不敢以卵击石，被迫取消了叛乱行动。这以后，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为了进一步控制上海局势，解决上海问题，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上海分别担任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三书记。
当时考虑苏振华是海军政委，可以指挥东海舰队；倪志福是上海人，劳动模范，在上海有一定的影响；彭冲是江苏省委书记，江苏邻近上海。苏、倪两位把上海局势稳住后，就由彭冲主持工作了。由于中共中央在粉碎“四人帮”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得当，“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也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群众在得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之后，采取了各种形式来庆祝。中央怕发生意外，曾要求有组织地游行。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的庆祝大会，指定由讲话。我提出，这是首次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会，由我讲话不合适。但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时，叶剑英还是要让我讲，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讲话稿是政治局集体讨论定稿的。我记得在讲话中说了“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这样的话。接着，又提出要召开人大常委会，议程主要是：一、调换外交部长。二、通过毛主席生前批准的邓颖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人事安排。三、作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汇报。当时，我是人大常委会常务副委员长，叶帅指定我作粉碎“四人帮”的汇报。按照中央政治局的一系列文件、精神起草好了汇报稿，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时，我提出了“批邓”是否还要提的问题。华国锋说：“１６号文件刚刚发表，这个报告口径以与１６号文件一致为好。”大家同意他的意见，政治局通过了我的汇报稿。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向人大常委汇报时，我讲了“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现在把‘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除掉了，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也一定能够做得更好”的话，为此胡耀邦同志后来批评说，第一个提“凡是”的是吴德。当时，我考虑是毛主席首先宣布王、张、江、姚等人是“四人帮”的，又是毛主席指示“要注意江青他们有篡党夺权的野心”的，我认为汇报应该强调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做的，以此为根据才能更好地稳定全国的局势。因此，汇报中历数了“四人帮”的罪行之后，我讲了“一个凡是”的意思。我在思想上没有要阻止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念头，也没有意识到这样讲话会引出问题。关于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我记得常委们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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