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风雨纪事-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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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记得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的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江青集团的政治地位虽然由于十大的召开得到了巩固，但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活动也逐渐暴露了，并且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警觉。毛主席发现、批评并提出解决江青宗派集团的问题，有过多次指示。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有三次：第一次是１９７４年７月１７日，毛主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毛主席说他要到外地去休息，向政治局请假。之后，毛主席批评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主席接着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毛主席指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一次，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内点明了江青等人的宗派问题。　　　　
　　　　　　第二次是１９７４年１０月，是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的毛主席对他的指示，毛主席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那时，毛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１１月１２日，江青给毛主席写信，提议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乔冠华任副总理，迟群任教育部长，毛远新、迟群、谢静宜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毛主席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江青不听劝诫，又托王海容、唐闻生去长沙转达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她提出：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王海容、唐闻生向毛主席报告了江青的意见以后，毛主席一下戳穿，尖锐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毛主席提出朱德任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任副委员长，周恩来继续任总理，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张春桥安排在邓小平之后。毛主席对王海容、唐闻生的这个谈话，经毛主席批准在政治局传达了。以后我们知道，王洪文去长沙是经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策划的，他是背着中央政治局的。王洪文向毛主席诬告，说：１９７５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儿的人有小平、剑英、先念”，“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像林彪在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一样搞篡权活动。王洪文谈后，毛主席当场严厉地批评了他。毛主席对江青的意见和再次批评，点出了江青有野心，制止了江青集团夺取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是全国人民和全党克服林彪事件影响以及努力克服其他各种困难的结果，是毛主席稳定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措施的结果。　　　　
　　　　　　第三次是１９７５年５月３日，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并且说明他们是“四人帮”。毛主席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主席还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一次，毛主席虽然说问题不大，但却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指示，即不论时间多久，也要解决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央政治局在５月３日以后，连续开了几次会议，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的政治局同志点名批评了“四人帮”。是毛主席首先提出了“四人帮”的问题，他对“四人帮”的批评和削权，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总理逝世。“四人帮”以为邓小平同志遭批判了，总理或代总理的职务非张春桥莫属了。上海为了制造舆论，已经贴出了大标语，要求张春桥当总理。毛主席知道后，一方面批评上海，要求覆盖大标语；另一方面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政治局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于１９７６年２月３日发出了中共中央１号文件［１９７６］。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北京、天津。地震后，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的抗震指挥部办公。华国锋经常去。陈锡联、纪登奎和我，还有军委、国务院、国家地震局的一些同志集体办公，负责处理当时发生的一些问题。　　　　
　　　　　　８月２６日，即毛主席逝世前的十几天，毛主席的病情危重，江青却到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活动，自称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住在地震棚的群众。迟群要求新华社、《北京日报》派记者采访并发表消息。《北京日报》记者写出的报道报送姚文元后，姚文元即要求北京市委批发《北京日报》发表。《北京日报》排出大样送给我审批，报道是发排在头版头条的位置，通栏的标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我认为不经中央批准，由《北京日报》发表这样的消息，是违反组织原则的。我当即请示华国锋同志，并向他提出了我的意见。我还提出如果不发表这一消息，要有个理由答复姚文元。华国锋想了一下说：先扣在你那里，如果有人问，你就说送给我了。这篇报道没有发表。　　　　
　　　　　　９月８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毛主席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这个夜晚，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我记得我们都在毛主席住的房子的走廊里看心电图监示器，一直看到监示器上的图形没有任何变化、任何跳动为止。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９月９日凌晨，毛主席逝世了。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贡献，正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　　　　
　　　　　　９月９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在毛主席住所（中南海游泳池处）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华国锋没有理会江青的无理要求。江青闹得太厉害，会议没法讨论问题了。后来，与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这样，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当时还要处理一个问题，即是否保留和如何保留毛主席的遗体问题。　　　　
　　　　　　“四人帮”这时躲开了，他们不参与这个事情，他们要看到毛主席遗体保存出现了问题，才会出来横加指责。当时，如果不保留毛主席的遗体，“四人帮”就会将它作为指责中央和华国锋的一条罪状；如果要保留，但留下来后遗体出现了意外的情况，那就更会是一条罪状。汪东兴当时已经找了刘湘屏，组织专家研究保护遗体的措施，还派人了解了越南保护胡志明遗体的情况。保护遗体的技术要求很高，十分不易。后来，政治局还是决定要竭尽全力保留毛主席的遗体。　　　　
　　　　　　毛主席逝世以后，江青每天都到毛主席的住地，同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纠缠，要张玉凤将毛主席保存的文件、档案交给她。在她的多次纠缠下，有两件毛主席的谈话记录被她拿走了。汪东兴同志知道后，要回了被江青拿走的谈话记录稿，顶住了江青的胡缠。当时，华国锋同志与我们谈起过这个问题，我们一致认为江青的目的是在控制毛主席的档案，以便从中寻找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加以篡改，继续陷害军队和地方的一些负责干部，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　　　　
　　　　　　我记不清了，可能是９月２１日，决定将毛主席的文件、档案封存。江青对此极为不满，面对面地或在电话中长时间地同华国锋同志大吵大闹。从１９７５年下半年开始，毛主席病重，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由毛远新以“联络员”的身份列席政治局会议，将会议情况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逝世后，“联络员”的任务没有了。毛远新给华国锋同志写信，提出要回辽宁自己工作的岗位。华国锋接到信后，征求了江青的意见，江青当时没有反对。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江青的无理纠缠失效

　　　　　　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通报了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事，“四人帮”一致反对。张春桥首先提出毛远新应留在中央，为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做准备。江青、王洪文、姚文元都支持张春桥的意见。江青还提了一条理由，说毛主席的文件、书信，别人整理不了，处理毛主席家里的事情也离不开毛远新。江青还是想要控制毛主席的文件和档案。华国锋同志说：毛远新同志还是回辽宁，将来中央开会，如果需要他参加工作，到时还可以再来。除“四人帮”外，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一致赞成华国锋的意见。我们觉得“四人帮”显然是有阴谋的。会上，江青纠缠不休，说什么把毛远新留下来是属于毛主席家里的事情。对毛远新的去留问题，江青与华国锋不断争论。江青甚至说，她要与华国锋同志谈些“家务事”，别人不愿意听的可以不听。那时，我们不愿意听她的无理纠缠，感到极度厌烦，就陆续离开了，记得汪东兴留下了。江青一直扯，扯她的所谓“家务事”，马拉松的会开到第二天早晨５点。华国锋捺着性子，只是耐心地听。最后，华国锋问江青讲完了没有，江青说讲完了。华国锋立刻宣布说：“散会！毛远新还是要回辽宁。”江青的无理纠缠失效。　　　　
　　　　　　９月１０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和华国锋同志，中办的秘书米士奇，以中办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的、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和请示，要直接找米士奇。　　　　
　　　　　　９月１１日和１２日两天，米士奇分别给一些省、市打了电话，北京市没有接到这个电话通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后，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怀疑有问题。张平化立即打电话将此事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向一些省、市查询后，得知都接到了同样的电话。这就表明“四人帮”已在采取措施，架空、控制华国锋同志，企图直接指挥全国各地，进而夺取中央最高权力。“四人帮”被篡党夺权野心所驱使，又有计划、有预谋地编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利用被他们控制的宣传机构，将其写入９月１６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广为宣传，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和政治局其他反对他们的同志。　　　　
　　　　　　周总理逝世后，毛主席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在向毛主席汇报各省、市工作情况时，曾直接向毛主席提出他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不能胜任代总理的工作。当时，毛主席写给他三张字条，一是“你办事，我放心”；二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三是“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曾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