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风雨纪事-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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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负责人开始多次在万人大会、十万人大会以及在各个大学的大会上检讨执行了“资反路线”的错误。我和李雪峰检讨了不下十次。说几个当时的情节。有一次李雪峰在北大作检讨，我和刘建勋（刚从河南调来的北京市委书记）在场。检讨大会由聂元梓主持，大会开始后，聂元梓对我说外边有人要把李雪峰揪走。我说不行，我们一方面是检讨错误，一方面是支持你们，你们应该派纠察队保护嘛。结果聂元梓根本未作任何保护，而是勾结从事，李雪峰检讨完了，没有上车就被一些人架跑了。我很生气地对聂元梓说：李雪峰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你要负责设法找回来。我知道这伙人是受聂元梓指使的。
聂元梓一句话回答我说，她没有办法。刘建勋见事，着了急，坐车风驰电掣般跟着揪走李雪峰的那伙人到了政法学院。结果他也被揪到一个会上挨了斗。我回来后，将情况紧急报告周总理。过了一晚，周总理派周荣鑫去政法学院才把李雪峰和刘建勋要回来。接着，北京工学院贴大字报，限时要我去检讨“资反路线”错误。我检讨完后，学生们一下把我的稿子抢走了，还把我扣住批斗了好几天。北京工学院还没放我回去，我又被一批从吉林来的造反派蒙上眼睛，架到汽车上拉走了。吉林来的造反派在我完全陌生的地方审问了我一次，还把我拉到火车站，说要押送我回吉林接受批判。到车站后，因为火车不通，才没有走成。他们关我的地方没有床，睡觉只能躺在地板上。我记得我的房子门内放着一个大铁哑铃，有一个人昼夜监视着我。到了夜晚，我提出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他们怕我自杀，抢走了我的安眠药。这些揪我的人有些是地质部系统的，地质学院的，他们坐的汽车是地质部的。我对这些吉林的造反派说：我在吉林工作了１１年，我请求过周总理是否要回吉林交代清楚，周总理说中央不同意。现在你们没有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我不能去吉林。
半夜，这些吉林的造反派要我给周总理打电话，要求周总理接见他们，但不讲我现在被关押的地址。我马上给住在京西宾馆的刘建勋打电话，说明吉林的造反派要通过我找周总理，请刘建勋转告周总理。打完电话后，我对造反派说，我已把电话打给周总理的秘书了。那些造反派将信将疑。第二天，这些人又让我打电话。我提出，找总理的秘书，你们不告诉我地址和电话，就是总理知道了，又怎么能找到你们。吉林这些人只好同意告诉我被关押的地点和电话。这时我才知道，我被关在电影学院的四楼里。我又把电话打给刘建勋，告诉了我的情况及他们的要求。当时，这些吉林的造反派还怀疑我是否真正把电话打给周总理的秘书了，他们问我是不是周总理的秘书在接电话，我说是。刘建勋找到周总理，汇报了情况。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焦玉山打电话找吉林造反派的头头说，立即释放吴德。焦玉山还在电话中批评他们这样搞是错误的。电话打完后，吉林的人告诉我说，刚才接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别人的话可以不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要听，立即放我出去。他们还问我中央文革办事组是不是有焦玉山这个人，怎么找这个人等问题。我说中央文革小组有这个人，可以到钓鱼台去找。我打电话给市委，他们派车来把我接走了。以后我才知道，周总理很关心我的下落，以为我被关在天津了，曾派陈一夫同志坐汽车追到天津找过我。
再讲几件事情说明当时的混乱状况。天津矿冶学院的院长吴子牧调到北京市委大学部任部长，他在矿冶学院几乎被打死，吴子牧的妻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吊自杀了。吴子牧在被打时，幸好大学工作委员会的吴星峰赶到了，吴星峰扑在吴子牧的身上说：我是市委大学委员会派来的，不能打了，再打就打死我吧！这样才把吴子牧保护下来。当时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稳定社会秩序，北京市委说话没有人听。张霖之在矿冶学院被打死了，我们都不知道。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北大附中的彭小蒙造反，彭小蒙后来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回答可以不可以成立红卫兵的问题时，被台下起哄打断。当天，我们正在北京师范大学检讨，江青、陈伯达等人都在，彭小蒙来到会场对江青等人说有人不让她讲话。江青当时就说，你们市委怎么搞的，为什么不让人讲话。我说我去看一看吧。中央文革小组派王力和我去的。当时，市委里驻进了一百多个联络站，秩序极为混乱，市委根本不能办公，只好搬到北京饭店、椿树胡同，又转到京西宾馆去临时办公。中央文革小组知道后指责我们是地下市委，怕见群众，要我们回市委去办公。刘建勋说中央批评我们了，我们应该回去。我说不能回去，动荡的北京市委
回去就出不来了。刘建勋提出他回去试一试，结果，刘建勋被包围批斗了一日一夜，还被迫在给造反组织提供经费的报告上签了字才被放出来。此事中央文革批评市委犯了经济主义错误，收买造反派以保自己。那时市委基本上是瘫痪的，先是学生然后是工人造反，是京西煤矿的李思聪带的头，他好像是“革造”这一派的，后来做了夺权委员会的负责人。工人造反成立了造反组织，他们在长安大戏院把高扬文找去，谈了一天还不让回来。我在人民大会堂将高扬文被扣的事报告了周总理，我说高扬文的身体不好，有心脏病，可否换一个人去。刘建勋说他可以去，总理同意了。结果，刘建勋一去不返，也被扣住了。周总理派周荣鑫去现场了解情况后才知道，造反派是要逼市委承认他们的造反组织。１９６６年，陈伯达在北京师范大学煽动学生造反
我记得我在大会堂向周总理汇报高扬文的情况时，有报告说有人正在冲击国防部。周总理、叶帅、陈伯达都在场，还有几位老帅也在场。情势严重，不容拖延，周总理叫张春桥、戚本禹等去国防部制止冲击。张春桥回来时洋洋得意，对几位老帅说：群众都是很讲道理的啊！是革命的，一讲就撤走了。潜台词是说，为什么你们几位老帅说了就不行呢？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搞乱天下，然后从乱中显示治乱者非他们莫属，妄图实现他们篡党篡政的阴谋，如此而已！
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我们不能在市委正常办公了
上次已经谈过一些北京市委的情况。我的记忆不行，再讲一些那时候的情况，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１９６６年的１１月至１９６７年１月，新市委已经瘫痪，我们不能在市委正常办公了，就搬到京西宾馆办公。这样，又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责，他们说市委怕群众，已经变成地下市委了。
我讲一讲市委几位书记的情况，一个个惨得很：李雪峰，主席要他避风头，暂时到天津去了。郭影秋，被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揪回人大，关在地下室里，天天遭到批斗。郭影秋有病，我们好不容易和造反派谈判后才把他接出来。陈克寒，自杀了两次。一次在万里的办公室里服了大量安眠药，被发现后抢救过来。另一次他被商业学院的造反派抓走，遭到揪斗后，他从二层楼上跳楼，没有死，很多地方骨折。市委得到消息后，组织人把他很快送到医院抢救，这一次他又被抢救过来了。有人为此竟批评我右倾，我想总不能见死不救吧！粉碎“四人帮”后，陈克寒同志病逝了。
万里，也被揪斗得很厉害，屡经凶险，后来中央采取措施将他监护起来，由卫戍区执行。赵凡，被整得死去活来，后来是否被下放到二七车辆厂了，我记不清，起码被关了“牛棚”。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高扬文，在市革委会成立之后，被冶金部的造反派揪走的。当时，曾经请示了谢富治。谢富治说：把高扬文交给他们，与冶金部的造反派谈一下，告诉他们不准武斗、打人，把问题交代完后要把人放出来。以后，我还派了一位由部队到北京市帮助工作的同志去看望了高扬文。高扬文是比较晚一点被冲击的，前边的几位遭冲击早一些。这样，新市委的领导陆续被整了下去。我还算幸运，继续艰难地工作着。以后，市委又补进了刘建勋、雍文涛。刘建勋是从河南调来的，他任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走时，我提出我实在干不了，李雪峰就把刘建勋调到市委，事实上让他负责市委的常务工作。雍文涛是从广州调来的，他是广州市委书记，“文革”前调到国务院任文办的副主任，好像兼任了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然后又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负责学校、学生工作。还从外交部调丁国钰同志到大学工作委员会工作，外事口先是调李清泉负责，后来改为丁国钰负责，大学工作委员会撤销后，丁国钰被留下来了。又从北京卫戍区调黄作珍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刘建勋后来被调回河南，雍文涛被揪斗后提出回广州，这时没有办法了，又调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任书记。北京市没有市委时，有党的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的组长是谢富治，温玉成任第一副组长，我是核心小组的成员，温玉成调走后，我任核心小组的副组长，谢富治还任组长。“杨、余、傅事件”后，调温玉成任卫戍司令。“九大”以后，温玉成调走，吴忠任司令。吴忠是驻锦州的四十军的军长，他调到卫戍区任卫戍司令后，又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当时，刘绍文、黄作珍、吴忠、杨俊生这四位军队同志都曾进过北京市委书记处。那时，上边有规定，卫戍区不搞“四大”，因为卫戍区搞“四大”，警卫工作就会出问题。以后，军队“支左”，“支左”的同志不由卫戍区管理。
１９７２年，我任市委第一书记，又调了倪志福同志任第二书记。“文革”期间，市委的领导情况大概这样。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我们组织市委的干部到民族饭店听传达。但情况很乱，造反派占据了会场，会议未能开成。这以后的一天，我在李雪峰家里谈工作，少奇同志来了，他提出要到下边蹲点，取得感性知识和经验。少奇同志选择了建工部的北京建工学院，那个学院的学生比较少一些，学生也还没有分成派。我不知道少奇同志去了多少次，我们北京市是由李雪峰同志陪他去的，中央文革小组指定戚本禹陪同。后来，建工学院也分成了两派，“八一”派的造反派围攻了中南海。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学蹲点，我陪着小平同志开过一次全校大会。会议是辩论郭影秋有没有错误，同时去的有陶铸同志。小平同志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正在盛传的“二月兵变”进行辟谣，说没有这回事。这段事情太多，我记不清，谈几件事。新市委成立后，李雪峰让我找刘仁谈一次话，问一问刘仁还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我和马力一起去的，马力当时任市委的秘书长。
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我和刘仁原来很熟悉
我和刘仁原来很熟悉，我们曾在晋察冀一起工作过。见面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说的，他说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彭真犯什么错误我就犯什么错误。谈话不多，我也没有说什么就走了。当时，叶帅是中央首都工作组的负责人，他看到北京很乱，提出要我们将刘仁和其他市委领导同志送到外省监护。我对叶帅说：送到外省需要中央通知，北京市不好出面直接与各省联系。为了避免意外，我决定先将刘仁等同志送到昌平清华大学的分校，建一个伙食单位，实际上保护起来，防止被造反派揪斗和乱打。有人直接给江青写信，将这两件事情报告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把我找去，江青说有人来信揭发我和刘仁密谈，她问我与刘仁都谈了些什么。我说没有谈什么。她就我把刘仁等人送到昌平一事作了一顿训斥，指责我包庇“黑帮”，保护“黑帮”。中央文革小组立令我们第二天将这些人弄回来，交给群众，不许有误。第二天，刘仁等人被狼狈带回市委。刘仁回来后，造反派就吩咐他搞卫生、刷厕所，累得他团团转。过了几天，刘仁忽然不见，后来才知道被拘捕了。看到刘仁朝不保夕的情况，对郑天翔，我也十分担忧，怕出问题，便写了报告。小平等同志批示监护，由卫戍区经办了。据杨成武同志后来告诉我，在一次会议上，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说我是坏人，说我包庇“黑帮”。
周总理便问杨成武认识不认识吴德。杨成武说：在晋察冀时就认识了，他不是坏人。周总理说这个问题以后再研究。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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