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风雨纪事-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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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阴谋失败后，一再拒绝毛主席对他们的教育、批评和挽救，反而决心铤而走险，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准备工作，１９７１年３月，《“５７１工程”纪要》制订完成，准备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主席。林彪反革命集团由此走上了历史上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所走过的自取灭亡的道路。林彪的野心在庐山会议上暴露以后，毛主席立即采取了措施，在庐山上就宣布对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进行审查。　　　　
　　　　　　１９７０年９月毛主席从庐山回来时与我们的谈话，虽然没有点林彪的名字，但已经是在教育我们对庐山的矛盾要进行更深的思考。从这以后，毛主席领导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由庐山会议暴露出来的问题。１９７０年１０月，毛主席分别在吴法宪、叶群的检讨上批示，严厉批评了吴、叶及军委办事组林彪集团的成员。１１月，中央成立了组织宣传组，组员中没有林彪集团的成员；同月，中央发出高级干部要学习马列著作的通知，提出“高级干部只有读一些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才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１２月，毛主席在中共三十八军委员会《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批示，要求北京军区开会讨论解决“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使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的太上皇”的问题；同月，毛主席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四个伟大”是形式主义，讨嫌。　　　　
　　　　　　１９７１年１月，毛主席指示改组北京军区，任命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这就是毛主席在南巡谈话中所说的“挖墙脚”。２月，毛主席严厉批评军委办事组召开的军委座谈会“根本不批陈”。４月，毛主席指示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由黄永胜、吴法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这就是毛主席在南巡谈话中所说的“掺沙子”。同月，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周总理在总结讲话中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希望他们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这一系列重要指示、措施的贯彻执行，一方面意在提高广大高级干部识别问题的能力，教育、批评和挽救林彪集团的成员改正错误；另一方面也从实际出发，削弱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势力。林彪事件后，我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在庐山会议后的一系列讲话、批示，受教育最深的就是毛主席在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这一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始终相信我们的人民、始终相信我们的党、始终相信我们的军队。毛主席多次指挥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他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毛主席说：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我们这个党５０年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分裂了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毛主席曾满怀信心地说：“我觉得我们的军队很有希望。”他说：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不摘苹果，这样的部队有希望；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毛主席多次说：我就不相信黄永胜能调动军队造反，你调动军队搞坏事，听你的？　　　　
　　　　　　１９７２年７月，毛主席在会见法国外长舒曼时自信地说：我们开了那个庐山会议，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号一天，２４号一天，２５号半天。第三天下午，我就说不行了，不能干了，下了一滴酒精。一滴酒精下去，细菌就不活动了。毛主席就是这样，在他老人家的一生中，对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缺点、错误、困难，始终予以高度重视，并相信我们的党只要依靠群众就会有力量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有能力领导我们的国家继续前进的。毛主席他老人家之所以能够识破、战胜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林彪反革命集团，我想除了他老人家领导党、军队在几十年浴血奋战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的斗争经验之外，还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保存着，我们的党、军队、国务院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民坚信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党和军队，他所创建、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亿万人民，始终把毛主席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　　　　
　　　　


关于在批判“经验主义”等问题上同“四人帮”的斗争老干部刚出来参加“三结合”

　　　　　　我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有个认识的过程，特别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以后，对他们的认识逐步提高，对他们的活动有所警惕。“批林批孔”实际搞成批“周公”，即批周总理。政治局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方针、步骤都没有讨论过。事后证明，毛主席对他们的具体活动也不完全清楚。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４日，江青等人背着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召开在京部队干部大会，搞突然袭击，指责周总理。第二天，周总理被迫主持召开了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四人帮”私下商量后要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作报告，报告的内容除“四人帮”外事先政治局都不知道。“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三箭齐发，这样大的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这是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当时，江青还提出要下发经他们整理的讲话录音。毛主席知道后，认为三箭齐发是错误的，制止了。毛主席并在叶剑英同志给他的一封信上写了如下批语：“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并批评他们“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这个时候，中央的政治生活被“四人帮”糟踏得不像样子，我对“四人帮”的活动、言论更加警惕了。　　　　
　　　　　　北京市对“四人帮”布置的事，能应付的就应付，能顶住的就顶住，凡是没有中央正式通知的，都把住关。“批林批孔”夹着批“走后门”，在没有中央正式文件之前，北京市没有传达。在“四人帮”大批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和江青宣传小靳庄经验时，我布置市委宣传部、北京日报社不要批“唯生产力论”，不宣传小靳庄经验。江青去棉纺厂参观，提出要给每个女工做一套所谓的“国服”。陪同江青参观的北京市委书记丁国钰回来后向我汇报了这件事。我说：那怎么行，谁来拿这个钱？这件事顶住不办。江青要做“国服”的事，先念同志向毛主席反映了，毛主席批评了江青。毛主席说：做“国服”，让她拿钱。在邓小平同志主持全面整顿后，我传达了小平同志关于几个方面整顿的讲话，召开了整党座谈会，搞了整党的试点工作。我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毛主席批评了“四人帮”提出的对《创业》的十条意见。我传达了毛主席评论《水浒》的谈话，没有传达姚文元写给毛主席的信。１９７５年４月，江青在邓小平同志主持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批“经验主义”。她气势汹汹地说：当前的大敌是“经验主义”，政治局应该讨论，而且要交锋。邓小平同志胸有成竹，沉稳地坐在那里，没有理睬，会议讨论了别的问题。江青很气恼。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前，江青就到处送所谓上海机床厂反对“经验主义”的十条经验等材料。张春桥在全军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大批大反“经验主义”。姚文元发表文章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一时间，批判“经验主义”的舆论甚嚣尘上。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批“经验主义”的问题被邓小平同志搁置后，他们采取了一个新的办法，在新华社报道计划中来提出批判“经验主义”的任务。姚文元将这个计划报送毛主席审批，企图蒙混毛主席能对报道计划作出圈阅。如果毛主席圈阅了，中央政治局就要讨论执行，这样他们就可以另搞一套。批所谓的“经验主义”，矛头完全是指向周总理和邓小平以及一些老干部的。　　　　
　　　　　　他们的罪恶计划落空了，毛主席没有圈阅同意，而且还批评了。“四人帮”把石头砸到了自己脚上。４月２７日晚上，政治局开会，邓小平同志主持，新华社朱穆之同志列席会议。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是什么，通知开会，我就去了。会议开始后，姚文元说毛主席有个批示，他念了毛主席在新华社的报道计划上的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当时批判“经验主义”的舆论已经造得很大，火已经被“四人帮”点得很旺了，没有尚方宝剑，不足以扭转它。所以，在政治局会上，除“四人帮”之外，大家的意见都是要将毛主席的批示下发，这样才能刹住批“经验主义”的歪风。“四人帮”当然不甘心，张春桥气急败坏地首先起来反对。他说，毛主席的批示在其他文件上顺便提一下就可以了。他想尽量削弱毛主席这个批示的影响，以维持他们的局面，稳住他们的阵脚。双方僵持了。张春桥的企图是徒劳的。他们也许意想不到，有毛主席的批示，我们也就好说话了，增加了胆气。我发言了，批评了他们。在发言中我说：毛主席的批示应该下发，否则，批“经验主义”的那股风在北京就刹不住。我还说：这样大的问题，不经过政治局讨论，也不请示主席，以个人名义到处送材料、发信，这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主席可以这样做，其他政治局成员未经政治局讨论不可以这样做。　　　　
　　　　　　现在老干部刚出来参加“三结合”，刚刚稳定和安顿下来，你们又搞起什么批判“经验主义”。所谓批判“经验主义”是反对老干部的，你们几个人背着政治局这样搞是宗派主义！我发言时，江青一直瞪着我，姚文元也发呆似的看着我。叶剑英同志接着说：主席讲你们是“四人帮”，要你们停止活动，你们是停止活动了，还是照样活动？问话非常有力，也鼓励了以下的发言。其他同志发言，都要求把毛主席的批示发下去。但“四人帮”一言不发。会议开得很僵，不欢而散。散会后，邓小平同志对我说：你今天鼓了很大的勇气吧？我说：是啊。　　　　
　　　　　　４月２８日，周总理找我去谈话。当时周总理住在三O五医院。周总理说：你们在会上吵起来啦？我说：只是声音大了一些。周总理说：你还能吵起来？和为贵嘛！团结要紧。我说：我看不惯了，就说了几句话。周总理说：要注意方式，多个别交谈，别影响团结。　　　　
　　　　　　周总理与我谈了个把小时，主要是讲要团结，要注意方式。我走时，周总理送我，我看他心情很沉重。快出走廊时，我说：总理，您回去吧。周总理问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对两方面意见在观察中，他们会反攻的，反攻时你是吃不消的。周总理当时语重心长。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对周总理说：我懂了，我有精神准备。５月３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处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始前，毛主席与大家握手，并在与我握手时说：“吴德有德。”毛主席说这个话，有两次。一次是１９７１年的９月１２日，毛主席在丰台说过。这次是第二次。５月３日这天毛主席的讲话，集中批评了四人帮”。　　　　
　　　　　　根据我存的记录，大意这样：“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同志给我，对不起，春桥，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经验主义，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反走后门……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大学，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