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风雨纪事-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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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克六师和炮兵六师共六个师，归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这样，卫戍区的兵力，原有的四个师加上新配的六个师，就有十个师了。我们感觉到责任很重，也很紧张，不知道要出什么事。经过研究，确定了重点防御区域，北至南口，东到首都机场一带，南达保定以北。在１３日或１４日，部队就进到了预定位置。１５日，在卫戍区召开了作战会议，我和吴忠、杨俊生都到场，各个师的负责人全参加。当时我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全力对付内外勾结的阴谋颠覆社会主义祖国的敌人。１４日或１５日，我们还给卫戍区开过一次会。“九一三”事件后，因为卫戍区要执行一些任务，当时强调保密，下边又不知道情况，执行任务时，遇到一些问题，也老有人问，很不好办。报经周总理同意，我们开了卫戍区的师以上的干部会议，我讲了一下林彪叛逃的情况和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参加会议的人听到林彪叛逃了，都大吃一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林彪是副统帅啊！　　　　
　　　　　　我还要说明一个问题，“九一三”事件中，周总理的指示和卫戍区执行的一系列应急措施，我们认为实际上是内防政变、外防侵略，对外就是对着苏联的。像这样的重大部署，按常规必须向中央军委、各总部请示报告的。但是那时已不能按常规来办事了。我和吴忠做了分析，认为黄、吴、李、邱都是军委、总部的负责人，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他们跟林彪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伙的。我们认为，对黄、吴、李、邱等人，中央虽然没有采取措施，但不等于他们就没有问题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很特殊，我们商量后决定，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必须确保卫戍区的部队置于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指挥下。我们指示卫戍区的机关、部队对来自军委、总部的电讯只收听，不汇报，就是只接收来的电话、电报，但不汇报卫戍区根据中央布置的应变措施的情况。当时，卫戍区的副政委邹平光极尽职守，昼夜在作战室值班，保证了这一指示的落实。　　　　
　　　　　　９月１６日，周总理告诉我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向我们提出了抗议，抗议我们的武装飞机进入他们的国境。这架飞机已在蒙古境内坠毁。周总理指示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向蒙古方面道歉，说明是中国民航飞机误入蒙古境内的，要求把死亡人员的尸体运回来。蒙古方面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人坐的飞机坠毁了，由于我们已经道歉了，也没有再多为难我们，但不同意把尸体运回中国，提议就地安葬。周总理考虑，苏联当时还不知道林彪叛逃的情况，怕因运回尸体问题同蒙古发生争执会提醒苏联，就同意了蒙方的建议。尸体埋葬前，中国大使馆派人到现场察看和进行了拍照，尸体都烧焦了，认不出面目了。照片很快被送回国内。周总理还让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去看过，叶群还能看得出来，她有长头发，林立果在腰上插着两支手枪也能看出来。后来知道，林彪出逃时非常狼狈，连为林立果选好的对象张宁都没带上，林彪的侍卫长不跟林彪跑，从车折戟沉沙的林彪外逃座机残骸里跳出来了，好像他还挨了一枪。林彪到飞机场后，把驾驶员潘景寅（空军某师副政委）等人叫上，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上了飞机。林彪慌慌张张，来不及从扶梯上飞机，而直接从到飞机驾驶舱的小爬梯强登。林彪的帽子都丢在地上了，叶群还喊：快、快、快。飞机起飞时翅膀还碰了一下加油车，飞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起飞的。最大的问题是飞机上的联络员没带上，没有联络员，通讯联络不上，飞机到了温都尔汗找不到乌兰巴托了，可能油也不够了，温都尔汗是一个草原，飞机就迫降了。使馆的同志回来后说，飞机的翅膀在飞机降落时折断了一个，以后飞机冲出了一千多米，机身因此破裂、着火。人可能是被猛烈的冲击甩出来的。草地上一片狼藉。开始，苏联没有发觉。后来，听说苏联怀疑有问题，就把死尸挖出来锯下头骨弄回苏联。林彪曾在苏联治过病，苏联留有他的病例档案，从死者口腔的牙齿可以判明他的身份。当时，好像还甩出来一个空军什么人的证件。这样，苏联鉴定出死者就是林彪，传说勃列日涅夫连说：可惜呀，可惜！有人怀疑飞机是被打下来的，不是。我们没有打，蒙古方面也没有打。周总理说：如果林彪不摔下来，可能要到苏联发表广播讲话。林彪叛逃后，空气很紧张，还要保密。那时，街上贴有如“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大标语，我们提出清除一下，都不让动。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等待黄永胜等人悔过自新，向党作出认真交待，但黄永胜他们什么都不坦白。他们住在西山，烧毁文件、搞串联、统一谈问题的口径。９月２３日的晚上，周总理通知让我到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厅我记不住了。我进去时，看见汪东兴、杨德中在那里。汪东兴和杨德中都说：黄、吴、李、邱这些人是军权在握，再不动他们很危险，这个事应该处理。我们正说着，周总理来了，汪东兴向周总理讲了要处理黄永胜等人的意见。杨德中说：黄永胜在烧材料。周总理说，你们先等一等，说完他就同汪东兴一块出去了。过了不长时间，半个多小时的光景，周总理回来了。周总理告诉我们，毛主席已经批准了，把黄、吴、李、邱逮捕起来。我们研究了逮捕黄永胜这些人的办法。周总理对我说，明天早上李先念同志要去越南访问，他自己去送，邱会作也去送，让我也去，从机场回来时，对邱会作说有毛主席的指示要传达，这样就可以先抓邱会作。　　　　
　　　　


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我是很紧张的，心里老觉得绷着

　　　　　　周总理说：另外再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来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是听传达毛主席的指示，黄永胜等人来后，先跟他们谈话，然后再逮捕。周总理让我回去同吴忠商量，由卫戍区落实逮捕、押送、关押地点等问题。我们对卫戍区是这样布置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来后，周总理和叶帅、纪登奎先与他们谈话，然后把他们带走。黄、吴、李分别由卫戍区的司令员、副司令员、副政委陪同，关押地点安排在卫戍区的第三师。布置好卫戍区的准备工作后，我到人民大会堂汇报，周总理、叶剑英、纪登奎在场。我记得是在东大厅的小房子里边，我们四个人坐在一张方桌旁。第二天早上，我们在飞机场送先念同志时，周总理镇定自然，谈笑风生。我是很紧张的，心里老觉得绷着。邱会作从机场回来后，周总理、叶帅和纪登奎跟他先谈话，然后有人把他带走了。通知黄永胜等人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后，他们过了半小时都没来，周总理、叶剑英、纪登奎和我坐在那里焦急地等。叶帅问卫戍区有没有部队在黄永胜等人住地附近。我打电话问了吴忠，然后向叶帅报告说，有一个团在附近。叶帅说：如果他们不来，或者抵抗，就用硬办法把他们逮捕。又过一段时间，黄永胜等人来了。周总理、叶帅、纪登奎到福建厅去与他们谈话、宣布决定，周总理让我和吴忠等候在东大厅，招呼卫戍区的人。周总理与他们的谈话谈了很久，我听到黄永胜在嚷嚷，说他们冤枉等等。我们又等了很久，怕出意外，我让吴忠到会场上看一看情况，吴忠进去后又等了一段时间，他们才出来。黄永胜是第一个出来的，吴法宪好像是第二个，他们依次被带走了。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被带走后，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了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会议，会议由周总理、叶剑英主持。周总理让我参加这个会议，我对周总理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秘书、警卫、司机怎么处理。当时，把这些人的枪、公文包都缴了，他们坐的汽车也都搜查了。周总理说：卫戍区找一个地方，农场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把他们弄到那里去办学习班，让他们学习、揭发，不要让他们太紧张了，黄、吴、李、邱有问题，并不等于他们有问题。我对周总理说：这个问题过去没考虑到，现在需要布置一下，我得去卫戍区一趟。吴忠等卫戍区的负责人陪着黄永胜等人走了，卫戍区只留下邹副政委在，我向他作了布置。黄永胜等人的秘书、警卫、司机被拉到团河附近的一个农场去了，邹副政委亲自到农场去安排的，这个农场有一个连的部队。这个问题解决后，时间已经很晚了。周总理通知让我回人民大会堂。我回到人民大会堂后，周总理交代让我守在电话机旁，了解黄永胜等人是否已被押送到关押地点、到达后怎样安置等情况。当时，卫戍区从师里、团里专门调了一些干部去看管他们。不久，这些人顺利到达关押地点的情况先后报告上来，我都立即报告了周总理，让他放下心。这时我已有两天一夜没有睡觉了，眼睛熬得通红，脑子都发木了。　　　　
　　　　　　应该再补充一个情况，说明完全是林彪自绝于毛主席、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１９７１年１０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要到中国访问。之前，周总理要求组织２０万群众，从机场一直到天安门、国宾馆，进行夹道欢迎。我们发愁了，怕“小舰队”还有一些什么人漏网，进行破坏活动。我担心在当时的形势下夹道欢迎会不安全，就提出只在飞机场欢迎的建议。周总理说：不行，还是要组织夹道欢迎。我意识到周总理的这一布置，是表示中国政局是稳定的。我们就布置了，有组织地安排了人员，在主要的地点都安排了公安局、卫戍区的人员。１０月６日，外宾到北京时我们都到机场去接了，没有出现问题。塞拉西皇帝来后，周总理对我说：毛主席接见时，除我以外，肖劲光和你一起陪同参加接见。１０月８日，毛主席接见塞拉西皇帝。我和肖劲光同志提前到达接见地点等候。外宾来访之前，我们进去见毛主席，发现他老人家满脸倦容。毛主席缓慢地说：治病救人嘛，有病也不让治。他说原来准备在三中全会时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准备安排林彪的工作的。毛主席还说：高岗不自杀，也准备安排他的工作。显然，关于林彪的事情，他到这时还没有撇下，甚至还困扰着他。毛主席与我们正谈着，周总理陪着外宾来了。　　　　
　　　　　　塞拉西皇帝很健谈，他讲一阵，毛主席只答复他两三句。谈了很久，周总理看毛主席太疲乏了，就对外宾说两国之间的问题，我们具体再谈。这样，皇帝才告辞。毛主席与我和肖劲光同志的谈话，再一次反映了毛主席对林彪“治病救人”的思想态度。毛主席曾经认为“文化大革命”会在两三年内得以结束。“九大”召开后，他对党和政府的重建问题予以重视，并作了一系列指示。整党建党活动中，虽然整个建党的方针不能说是正确的，但重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稳定了经济、政治、社会的局势。１９７０年３月，毛主席又提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建议，想要解决政府重建的问题，但他又多次明确说宪法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九大”时，林彪被确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同时，林彪集团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这个集团，这时已经把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看成是他们篡党篡国阴谋活动的重要时机，他们妄图利用这一时机，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企图，以便在更多的领域内夺取权力。表面上看，是林彪一反一贯紧跟毛主席的做法，建议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但实际上，叶群才说出了他们的真实意图。　　　　
　　　　　　叶群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文化大革命”中还有更为复杂的一面。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形成了另一个集团——江青集团（以后的“四人帮”）。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均由野心家组成，他们分别图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因为在打倒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某些领导干部时有着共同的利益，曾经结成过短暂的联盟。互相勾结，相互利用，以排除异己，企图乘机夺权。但庐山会议前，林彪意识到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又使得他们之间爆发了尖锐的冲突。在庐山会议上，林彪、陈伯达及林彪集团的其他成员就是企图借打击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阴谋篡党篡国。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阴谋失败后，一再拒绝毛主席对他们的教育、批评和挽救，反而决心铤而走险，加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