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4-中国人三书-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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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人说他们能够凭借三百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英国军队来扑灭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而在我看来，即使在英国军队获得战争的胜利之后，他们也就成为了英国军国主义，而它也必定会逃不了最终被扑灭的结局。因此从表面上来看，没有脱离这一恶性循环的道路可走。　　　　
　　　　但真的是无路可走吗？不，我相信一定有出路。美国的爱默生在很久以前说过，“我能够轻易地看到步枪崇拜的破灭，尽管伟大人物是步枪崇拜者。而且确实如此，就像上帝证明一样，武器需要另一个武器，惟有正义和礼法能够产生一劳永逸的革命。”　　　　
　　　　这里所说的不需要另一种武器的武器，即正义和礼法，实际上也就是道德力量。如今，如果欧洲人真的想要扑灭军国主义的话，只要有一种有效的道德力量，军国主义就不再需要，它自身也就会消失。但是现在，基督教已经不可能作为一种道德力量而存在，甚至欧洲人根本就不知道去何处寻找这种能够使得军国主义没有存在必要的新的道德力量。　　　　
　　　　在我看来，欧洲人所需要的这种新的道德力量必将在中国，在中国文明中找到。这种能够使得军国主义成为多余的道德力量就是好公民的宗教。当然人们会说在中国，战争也时有发生，但是，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之后，中国就没有发生过像今天欧洲那样的大规模的战争。　　　　
　　　　在中国，战争是偶然的，我们不会生活在不断的战争阴影之下。然而在欧洲，战争成了一种必然，人们会长期受着战争的煎熬。实际上，我认为欧洲人无法忍受的并不仅仅是战争的本身，还在于每一个国家常常会担心他的邻国的强大而对付、杀害自己，因此他要武装自己，雇佣一个武装警察来保护他。因此战争并不能压倒欧洲人，他们的真正的重担应该是持续地武装他们自身的必要性，运用自然力量来保护他们自身的绝对必要性。　　　　
　　　　在中国，一个人不会觉得需要用自然力量来保护自己，他甚至很少需要召来和运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国人有好公民的宗教。所以在中国，一个人不必担心邻居的骚扰，服从道德义务感使得他们得到保护。　　　　
　　　　确实，在中国，每个人都认为道德义务是必须得到服从的东西。因为他确信每个人都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是比自然力量更高的力量，他并不觉得需要用自然力量来保护自己。现在，如果能够使得所有的人一致地认识到道德义务是某种必须服从的东西，它是比自然力量更高的一种力量，那么自然力量的运用就会自动消失了，那么这个世界就不再会有什么军国主义了。　　　　
　　　　当然，为了防备犯罪分子和残暴之徒，在每个国家和这个世界一直还是需要一定数量的自然力量的，即警察的力量和军国主义。因为，在每一个国家还是有一些人，如犯罪分子；在这个世界有一些残暴之徒，他们是不会或者无法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是高于自然力量的一种力量，他们因此也不可能认识到道德义务是某种必须服从的东西。


《中国人精神》引言（3）

　　　　至于如何使得人类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是一种比自然力量更高的力量，我觉得首先必须使得人类相信公正和正义的有效性，使得他们相信公正和正义是一种力量，实际上就是使他们相信善的力量。在中国，为了做到这一点，好公民的宗教在每一个孩子一旦能够理解言词的意义的时候就教导他们，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　　　　
　　　　今天欧洲文明在本质上存在着不安全性，在我看来，在于他们错误地以人性恶的观念为指导。在这一错误观念的指导下，欧洲一直建立在暴力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宗教和法律是欧洲人用来维持文明秩序的两个东西。也就是说，欧洲人是因为害怕上帝和恐惧法律而维持着秩序的。恐惧意味着暴力的使用。因此，在这种前提下，欧洲人首先就得养一大批像牧师这样的花费昂贵的闲人。不说别的，单就如此高的花费而言，就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　　　　
　　　　其实，在宗教改革的三十年战争中，欧洲人试图取消牧师。用一种新的方式来保证人民恐惧上帝以保持秩序，谁来做到这一点呢？欧洲人试图通过对法律的恐惧来做到这一点。但是要保持对法律的恐惧谈何容易，这就需要欧洲人养另一个花费更为昂贵的闲人阶层，那就是警察和军队。　　　　
　　　　如今，欧洲人逐渐发觉通过养护警察和军队来维持秩序，开销是惊人的，甚至比养护牧师的开支更具灾难性。正因为人民开始认识到警察和军队给国家带来的负面效应太大，在当前的战争中，取消军队就成了欧洲人最大的愿望。但是，如果欧洲人想要取消军队的话，摆在他们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是召回牧师以保持对上帝的恐惧；要么就是寻找另一种别的能够像畏惧上帝和恐惧法律一样，帮助他们维持文明秩序的东西。我敢肯定地说，这是摆在战后欧洲人面前文明的最大问题。　　　　
　　　　俾斯麦曾说过：“我们永远不会回到卡诺萨（意大利北部的古城堡）。”如今，我认为欧洲人不会再有召回牧师的想法，因为曾经有牧师的时代他们并不觉得受益。最重要的是，现在的欧洲人已经今非昔比了，他们不再畏惧上帝，即使现在召回牧师也无益。所以，如果欧洲人想要改变现状，废除警察和军队的话，他们只有选择剩下的唯一方案，就是尽快找到其他的能够像畏惧上帝和恐惧法律一样，能够有助于他们维持文明秩序的东西。　　　　
　　　　正如我以前说过，我相信欧洲人所需要的这种文明一定会在中国找到，那就是我说的好公民的宗教。中国的这种好公民宗教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不需牧师、警察、军队，就能够使人们维持一个国家的秩序。正因为有了这一好公民的宗教，人口众多的中国（人口即使不比整个欧洲大陆多）在没有牧师和警察或军队的情况下，仍能保持着和平的秩序。　　　　
　　　　在中国，每一个人都清醒地认识到，在帮助维持公共秩序上，牧师和警察或军队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不堪一击的。在中国需要牧师的阶级是最无知的，只有最愚蠢的犯罪分子阶层才需要警察或军队来为他们维持秩序。因此，欧洲人想要消除宗教和军国主义，消除使得他们陷入困境和流血冲突的牧师和军队的唯一办法就是借鉴中国的好公民的宗教。　　　　
　　　　在这个文明受到严峻考验的时候，我必须提醒欧洲人和美国人注意的是，在中国存在着一种无价的至今无可置疑的文明财富。不要以为我所说的文明是指这个国家的贸易、铁路、矿藏资源、金银铁煤。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真正文明财富在中国，是它拥有的好公民宗教和没有被破坏的真正中国人。中国人是真正的无价的文明财富，因为在他们的身上你可以看到无需花费世界多少成本，就能使自己保持秩序这个事实。


《中国人精神》引言（4）

　　　　在这里我想要警告欧洲人和美国人，不要毁坏这一无价的文明财富，不要去改变和破坏真正的中国人，就像他们现在用他们的新知识试图所做的那样。如果真正的中国人，中国的人性典范被欧洲人和美国人成功地毁灭，真正的中国人被成功地转变成了欧洲人或美国人，转变成了一个需要牧师或军队来代替中国的好公民的宗教而使其保持秩序的人，那么这个世界的宗教或者军国主义的负担会明显加重，而后者己经成了文明和人性的一个威胁。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假设欧洲的或美国的人性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得以改变，并使得他们成为真正的中国人，那么需要牧师或军队来使其保持秩序的社会必将一去不复返。如果是这样的话，世界将变成一个大同的社会，就会极大地缓解当今世界紧张的局势。　　　　
　　　　我看到剑桥的路易斯·狄金森教授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战争与出路”，文章说：“召回民众。”我担心一旦用民众来取代牧师和军队，也许他们会比牧师和军队带来更大的麻烦。牧师和军队会导致战争，但民众会使欧洲的状况比以前更糟，他们会带来革命和无政府状态。我给欧洲人的建议是：既然召来牧师和民众来保持秩序的想法总是不尽人意，那只有召来中国人，召来具有好公民的宗教的真正中国人。因为事实就摆在我们的眼前：一直以来，中国都没有牧师、没有军队，但我们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一直和平地生活着。　　　　
　　　　欧洲人在战后会在中国这里找到解决文明问题的办法吗？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是肯定的，因为中国拥有欧洲人在这次大战之后需要的一种新文明的秘密。我在这里再次重申，无价的、至今仍无可置疑的文明财富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人是一笔文明财富，欧洲人所需要的新文明的秘密就是我所谓的好公民的宗教。这一好公民的宗教首要原则就是相信人性本善；相信善的力量；相信美国人爱默生所说的爱和正义的法则的力量和效用。　　　　
　　　　但什么是爱的法则呢？好公民的宗教教导说，爱的法则就是爱你的父母。那么什么是正义的法则呢？好公民的宗教教导说，正义的法则就是真实、守信和忠诚；每一个国家的妇女必须对她的丈夫无私地绝对忠心，每一个国家的男子必须对他的君主、国王或帝王无私地、绝对地忠诚。　　　　
　　　　总之，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忠诚是好公民宗教的最高义务，而且要做到在行为和精神上的忠诚一致。正如丁尼生表达的那样：　　　　
　　　　敬畏国王　　　　
　　　　就像他是他们的良心　　　　
　　　　他们国王就是他们的良心　　　　
　　　　打破异教而追随基督救世主


《中国人精神》中国人的精神（1）

　　　　我的论文的题目是“中国人的精神”，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中国人的性格或特性。但是，这并不是中国人的精神的全部内容，它只是中国人的精神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中国人的性格或特性是一种比较现实意义上的概括，正如，中国北方人的性格非常不同于中国南方人的性格，就像德国人的性格不同于意大利人的性格一样。　　　　
　　　　我认为中国人的精神真正的意味所在是中国人生活所凭借的精神，—种潜伏在心灵、性情和情绪上具有本质特性的东西，一种中国人区别于所有其他人，尤其是区别于现代欧洲人和美国人的东西。　　　　
　　　　那么，真正的中国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现在尤其如此。就从今天发生在我们中国人身边的一切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种新的人性类型，进步的或现代的中国人正在逐步取代原有的中国人性类型和真正的中国人。　　　　
　　　　事实上，中国的文明也在发生较大的改变，向着更进步、现代的文明靠拢。虽然真正的中国人、古老的中国人性类型即将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消失，我们应该认真地考虑一下，从他身上找到某种有机的、与众不同的东西，因为正是它使得中国人区别于所有其他人，区别于我们在今天中国看到的正在兴起的新的人性类型。　　　　
　　　　在我看来，在古老的中国人性类型中最能打动我们的事情是那里没有任何野蛮的、残忍的或残暴的东西。大家都在一个大家庭里平等、快乐地相处着。用一句形容动物的话来说，中国人就是一个被驯化的民族。　　　　
　　　　以中国的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为例，他应该会比欧洲社会同一个阶层的人少一些动物性，至于野蛮动物的特性就更不用提了，也就是少有德国人所谓的动物野性（Rohheit）。其实，中国人性类型用英语来概括是再恰当不过的，即“gentle”（文雅）。这里所说的文雅大家不要曲解它的意思，当然绝对不是指软弱顺从、唯唯诺诺。对于“中国人的顺从”，已故的麦高文博士曾经说过，“不是绝望的、阉割了的人的那种顺从”。没有生硬、粗糙、粗野或者暴虐，我称之为“文雅”，这种文雅不会让你感受到任何的震惊。　　　　
　　　　可以说，在真正的中国人性类型中有这样一种气质：从容、镇定、历经磨练后的成熟，如同一块千锤百炼的金属。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即使在他身体上或者道德上存在着无法补救的缺憾，也会被他身上的文雅品质所淡化。　　　　
　　　　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粗糙，但粗糙中没有粗劣；真正的中国人也许丑陋，但丑陋中没有丑恶；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粗俗，但粗俗中并无好斗和嚣张；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愚蠢，但愚蠢中并无荒谬；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狡猾，但狡猾中并无阴险。　　　　
　　　　其实我想说，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