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4-中国人三书-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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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人也一直以其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而骄傲。中国文人的书房里一定会备有“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但是，这四件写字、作画必不可少的东西，都不能随身携带。当人们在外需要用到的时候，很难找齐它们。就算都备齐了，还必须有水来研墨，当然，还要知道怎么样把笔毛弄软，否则还是不能用，如果把笔弄坏了，那就更浪费时间了。中国人没有铅笔之类的书写工具，即使有，也不知道怎么用，他们既没有削铅笔的小刀，也没有衣袋用来装笔。
在西方国家，如果住在高级宾馆里，不仅会受到热情的接待，而且可以享受到各种服务，像提供冷热水、灯光、供热或其他一些宾客想要的服务。在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即使是最好的旅店，也只是口头上说得好，但是客人需要的服务却很少能达成。客人需要什么时，往往要到房门外大声喊叫，希望店主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提供他们一些服务，但大多事与愿违。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也不是想用就能买到的，因为这些都只能从卖货的小贩那里买，而小贩什么时候来是没有固定时间的。在城里，人们晚上行路要打灯笼。即使像这种几乎天天都要用到的东西，在有的城市，也只能从那些沿街叫卖的小贩那里买到，就像我们向小贩买牛奶或鲜酵母一样。
《中国人的气质》随遇而安（3）
在中国，城市人口的比重很小，买东西非常不方便可能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譬如说，有的地方，人们习惯于二月份卖建房的木料；一根木料从这个集市拖到另一个集市，直到卖掉；如果卖不掉，就又拖回去。如果一个缺乏经验的人，不假思索地希望在五月份买到木料，他将很快明白一位东方智者说的话：“在这个世上，机会只有一次”，因为他根本就买不到。
在谈中国人的节俭特性时，我们说过，中国人的大多数工具都不是成品，顾客买一些部件，需要再加工，按自己的想法进行组装。当然，对我们来说，这是很不方便的事。
我曾经让一个佣人去买把斧头，劈柴用。市场上没有，结果他带回的是14个（进口的）大马蹄铁，然后请铁匠打成了斧子的头，再请木匠安了一个柄，合计下来，整个斧头所花的钱比买一把外国的好斧头还要贵得多。
在中国一些不方便的事情中，给西方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莫过于缺乏卫生设备。譬如在北京，如果你试图把排水系统治理一番，那么，新产生的问题比你计划治理的要多得多。一个人不论在中国住多久，他都总是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不能给自己最感兴趣的问题找到答案：在中国，哪个城市是最脏的？
一位居住在中国北方的外国人，到南方访问，对居住在厦门的外国人说：中国南方的城市，感觉上比北方的城市要好一些。为了证实这种感觉，他们横贯游览了厦门，结果发现真的是出乎意料的干净——相对于中国的城市而言。
出于对居住地的嫉妒，厦门的外国人说：事实上，我们在游览的时候，刚下过了大雨，把街道都冲洗干净了！游览福州的时候，这位旅行者认为发现了中国最糟糕的城市。到了宁波，情况也是如此，到了天津，情况还要更糟。最后，无须奇怪，他公正而诚恳地收回了他对北京的看法，因为南方比北方更糟。
对中国设施不方便的地方，略加思考之后，西方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缺少邮局，道路状况差，货币流通不畅。在中国，私营的邮局自然是有的，可以把信件和包裹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去。但是，与整个国家相比，他们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覆盖的区域也少得可怜。
在讨论中国人缺乏公心时，我们已经谈过其道路状况。山东有一条几十公里长的穿山公路，窄得只容一辆车子通过。在这条路的两端，分别有人把守，上午只允许朝一个方向行驶，下午朝另一个方向。
无论什么时候，一下雨，中国人就只能待在家里了。这是由于中国人的穿着——尤其是他们的鞋子——是不防水的。中国的道路，我们也已经知道，下雨就满路泥泞。在西方，碰到下雨天就不出门的人，我们称他傻瓜，而在中国，碰到下雨天不待在家里的人，才被称为傻瓜。
“等雨停了再说”，这是中国人的言语中最常用的一句话。除了政府部门，对其他人来说，活动要随着天气的变化而改变，即使是紧急的公务，也战胜不了遇雨就停的惯例。
我们听说，一个很强大坚固的中国要塞，装备着最精良的武器，有着经过外国人训练的士兵。即使如此，每逢下雨，在岗哨上根本就看不到一个人，站岗的士兵都已自作主张地回到了屋里。他们是“等雨停了再说”！
1870年的天津大屠杀，本来会有更多的人被杀害，但是一场及时雨阻止了前往租界行凶的暴徒。在敌战区受到追杀的外国旅游者，阵雨可以使他们得到最好的保护。
我们确信，从两英寸长的水枪里喷射出来的水柱，在5分钟之内就可以驱散气势汹汹的暴徒，这是一位外国人在中国看到的事实。橡皮子弹也不会这么有效果，因为人们会捡拾废弹头，然而对于冷水，就像猫一样，自汉朝以来的每个中国人都怀着厌恶。不管从什么样的角度讲，泼冷水都被看做是致命的。
中国钱币这个话题，不仅可以写一小段，而且能写一篇综合性的文章，或者一本书。其中的混乱和古怪，如果不能找到对付这些怪事的好办法，那么足以使一代西方人发疯。
在“漠视精确”那一章中，我们已经谈过一些让人莫名其妙的事。比如说，一百钱不是100个铜钱，一千钱也不是1000个铜钱，而是其他的数目，到底有多少，只能凭经验知道个大概。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一个钱可以当两个用，20个可以当40个用。所以，在这样的地方，一个听说对方要给他500个铜钱，他明白将收到的只能是250个，或者更少，不同的地区还会有所变化。
商贩之间因为钱的事经常会发生争吵，因为在钱中，常常会混入小钱或是假钱。地方官吏也为钱的贬值烦恼，不定期地颁布文告，打击这些掺假行为。可是这样做，又给衙门里的污吏创造了机会，对本地区所有的钱庄加重税收，因而给货币的流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困难。
钱币一时匮乏，物价就会立即提高。资源很快枯竭——却没有取得任何效益——回收的是伪币，而价格并不降低。于是，质量较好的货币换成了较坏的，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规律，瞬息不停地逆转。
货币的状况越来越坏，以至于像河南省的有些地方，人们上市场去，要带两种完全不同的钱，一种是普通的好坏掺杂的钱，另一种完全是假钱。有些东西只付给假钱。至于其他贵重的商品，就要付两倍的价钱，这是一种特殊的交易。
中国钱币实在是“脏钱”，都说无脏不成钱，嫌脏就不拿它。穿500钱或1000钱（名义上的）的绳子，非常容易断，重新数、重新穿起来都很麻烦。通行的铜钱，重量不一，但都很笨重，相当于一墨西哥元的铜钱，不轻于8磅。人们挂在腰上的小钱袋，总共可以装下几百个铜钱。如果需要较大的数目，那么携带起来就是个问题了。
银锭在交易中损失总是很大的，用银子的人，不管是在买还是卖，都不可避免地会受骗。如果使用钱庄的银票，麻烦也不少，因为一个地方的银票到了另一个地方，或者完全不能通用，或者要大打折扣。而拿到银票的人，即使他去开出银票的钱庄兑现，也很可能要与钱庄的贪心人发生一场争斗，因为他们是不会付给与原款质量相同的钱币的。
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样不佳的环境下，中国人竟然能照常做生意。迄今为止，据我们观察，他们对这些烦恼已经习惯了，几乎不感到是什么负担，对此叫苦连天的只是外国人。
在经过中国的村庄时，外国旅行者经常会看到一头驴伸开四蹄躺着，一条结实的缰绳绑着它的脖子，拴在一根木桩上。但是缰绳不会合乎驴的身长，驴躺下的时候，缰绳就显得过短，它的头被吊起了45度角，看上去脖子似乎要脱臼了。让我们很疑惑的是，缰绳这么短，它为什么不挣扎呢，反而心甘情愿地任人摆布。我们确信，外国的驴决不会这样。
看过我们的论述之后，读者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看法：中国人虽然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环境中，却似乎自我感觉很舒适。当然这只是按照中国人的舒适和标准来说的，而与我们的标准相比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就是我们开始时所提出的命题。中国人已经知道怎样去适应自己的环境。当遇到困难时，他们会以极大的耐心去默默忍受这不可避免的困难。
一些人，相当熟悉中国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熟悉我们所关注的那些方面，常听他们说中国人是不文明的。这是一种很肤浅、很错误的判断，一种对文明和舒适的没有哲学依据的混乱认识。
中国现在的情况和3个世纪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联系我们所经历的变革，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有一种公正的比较。我们不能把弥尔顿、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看作是一个不文明的国家，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把那时的生活环境移到现在，我们大多数人也是不能忍受的。
现在去说在过去的3个世纪中，大不列颠群岛发生惊人变化的各种复杂原因，显得很是多余。不过，看一看最近五十年来，在舒适和方便的标准上发生的根本性的变革，则让人惊异不已。如果我们被迫退回到曾祖父和祖父的时代，也许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即我们活着是否有价值。
时代在变，我们也随之改变。相反，在中国，时代没有变，民族也没有变，舒适和方便的标准，现在和几个世纪前是一样的。但是，只要有新情况出现，这些标准也必将改变。我们已经习惯的标准，他们同样也将具备，这既不仅仅是希望，也不仅仅是要求。
《中国人的气质》顽强生存（1）
生存能力，是中国人其他特性的一个重要背景，很值得对其本身的性质进行研究。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考虑：中国人的繁衍能力、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延长寿命的能力和恢复再生的能力。
外国旅行者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就是人口过多。中国似乎到处都是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这原本就是事实。日本的人口也很多，但是很明显，日本的人口密度是不能和中国相比的。在人口的相对和绝对密度方面，中国和印度很相似。不过，印度的民族和语言多种多样，而中国，除了无关大局的个别现象之外，是统一而没有变化的。
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足迹所至，都可以看到人口的过剩。就算是有些地区人口相对稀少，一般情况下，我们也能很轻易地找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太平天国令人恐怖的暴动，接着是较小的回族起义，1877—1878年蔓延5省、几乎空前绝后的大饥荒，使中国的人口大约减少了数百万。
由于中国人极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故土，投奔他乡，因此战争所造成的创伤，并不能像西方那样很快地修复。虽然如此，也不难发现，无论多大的破坏力都不及修复力的强大，只需几十年的安定和丰收，我们相信，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就会从本世纪一连串的灾祸中恢复过来。恢复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这是有目共睹的，不管是否愿意正视，都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在中国各地，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最引人注目的是成群接队的孩子，就像查尔斯·兰姆在抨击过分骄傲的母亲时所说的，“像蜂群一样挤满了所有的死胡同”。中国社会有一个永存的奇迹，那就是用什么方法供应这么多孩子的衣食。必须牢记的是，许多孩子是“衣食”无着的。换句话说，极端的贫困并没有明显减少中国的人口。
要想制止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或许只有一种残忍的途径，那就是采用鸦片、战争、饥饿、瘟疫等一类能导致其民族灭亡的手段。现在已经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中国的人口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国家，可见其繁衍能力有多么强大。
中国现有的人口数，即使作最保守的估计，也大约有两亿五千万。虽然我们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结论的得出只能靠笼统的、不精确的方法，但是，一般情况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