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品质-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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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有时候独自想起来，我常觉得是我害了王小波。我想，要是王小波顺着他自己自得其乐的小说路子写下去，大约不会使自己越来越深地陷入思维的苦境，也不会那么快地离我们而去。有许多东西其实是不能苦心殚虑地去想、去追究的。
　　其实1993年、1994年是王小波的小说写得特别酣畅的时期。他的《红拂夜奔》，使人觉得他的想象的翅膀展开，能遮住耀目的阳光。我还记得对李靖的描写：他在洛阳城里行走，一条腿踩着街的左边，另一条腿踩着街的右边，所有人都受他的胯下之辱。而仰头望去，两条毛茸茸的腿上阴茎朝前伸着，就像天上的一只飞鸟。这等张扬的一个形象，想必是王小波特别向往的。而结尾处对红拂自杀的越来越细腻的猥亵，则令人感觉是在完成一种有点心颤的仪式。在王小波的小说中，我最喜欢《黄金时代》与这《红拂夜奔》。我感到他自己在这两个小说中那样潇洒地迈开着他那两条长腿，舒展开他平时常常是弯着的腰，那是一种一泻如注的畅快淋漓，这畅快淋漓中实在又是五彩斑斓的浪漫。想想王小波这么个平时内向、与人相处多少有点紧张的人，能在他的小说里承载那么多的浪漫，我就会觉得王小波本来就适合于当一个小说家。因为小说家的工作就是在本来可能是枯燥而又晦涩的生活中发现浪漫，使自己沉浸在想象的欢乐之中。而思想家则要从日常生活中看到许多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东西。浪漫常常在一定距离之外，在烟波渺茫之处，接近了，看清了，一切飘渺的东西也就消亡了。
　　1995年9月，我接手编《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原始的想法，就想拉一些我在文学圈的朋友来支持《三联生活周刊》。余华、苏童、王小波都是我拉的对象。刚开始想的栏目叫“生活广场”，希望来做新生活观讨论，还记得余华帮我写的稿子叫《简洁而有效的金钱关系》。王小波在《三联生活周刊》发的第一篇文章是《有关媚雅》，是对人们无端崇尚高雅心态的嘲讽，其中一个恶俗的细节是一位老太太在唱高雅的巴赫合唱时把假牙飞出来，形成庄严的狂欢。这篇文章发表在1996年第二期，也就是我接手编辑《三联生活周刊》后出的第三期上。后来好像是经过一番比较，觉得在可选择作家中，王小波最适合于给《三联生活周刊》写专栏，就专门与他谈了一次。他自己确定栏目为“晚生闲谈”，在答应之前他问我：“你怕不怕我给你惹麻烦？”
　　“晚生闲谈”开始于1996年3月30日出版的周刊第六期《另一种文化》，说的是暧昧的文化。刚开始放在“生活扫描”的前面，在杂志的第59页。出了两期，好像是王小波不能按时交稿，中间隔了三期，到6月15日出版的第十一期，我把他的专栏改在了最后一页，形成一个很好的尾声。第十一期发的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之后一直连续发表了14篇。
　　应该说，王小波重要的思想随笔大部分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上，这些随笔在1996年形成了《三联生活周刊》当时辛辣而又带有趣味的文化批评窗口，也培养了一批思想读者。我后来总结，王小波这些随笔中主要反映的思想是：
　　1。对体验痛苦生活，通过意志磨炼、牺牲自我达到超我、崇高的嘲讽；
　　2。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时代，而不理智起源于价值观与信仰欺骗；
　　3。知识分子可以创造精神财富，也可以不让别人创造财富，而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自己的思想监狱；
　　4。参差多态才是幸福的本源，而我们总以正本清源的方式破坏幸福。高尚与低下的总和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去掉一部分实际也就破坏了一个真实的人；
　　5。东西方精神最大的区别在西方人沉迷于物欲，东方人精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乐趣就是性爱；
　　6。只要有人与人之间关系就有不平等，而最伟大的文明就是虚伪。
　　1996年的王小波沉浸在理性思考的乐趣中，也许他的思考并没有更深的结论，但他深深厌恶那种把一个丰富的人磨砺成简单而没有趣味的“崇高人”的社会现实。他认为幸福应该建立在让大家都按照自己的形态活着，需要什么就去争取什么之上，但现实中，一种人的生活总被另一种人设置着。王小波说他生活与写作有三个原则：热爱智慧、热爱异性、追求有趣。他认为智慧是一个人活在世上充分享受人的自尊的基础，性是一切美的来源，而趣味是感觉这个世界美好的前提。但在现实生活中，他越思考就越发现聪明其实只是相对而言。“我发表一些认为是聪明的看法，别人换一个角度，可能就在说我犯傻。其实聪明的东西是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可能就是傻的。这样一想，我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实在很傻。”更可怕的是，王小波说他越想关于聪明的问题，就越觉得这个世界上，其实聪明人是要永远被傻人领导的。他有一次很是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这也许是生态平衡吧，要不然这个世界发展的速度会更快。都是聪明人领导，这个世界也会疯了。所以聪明人与傻人打架，大家常常都说傻人有理，慢慢地，聪明人也就会变傻。”在性方面，王小波遭遇的最大困境则是，大家从他的小说中看到性的乐趣，津津乐道地参与性的狂欢，却反过来又用道德主义的眼光来审视他小说中的“色情”。尤其让王小波愤慨的是，很多人反过来看到他在性方面的“不正常”。他写“文革”，写那时候性的压抑是人的压抑的标志，可许多人不仅看到了“不健康”，还有人从小说评论他本人有虐待与自虐倾向，进而把它看成一个文化问题。王小波自嘲说，他小说中的性已经使他成为了“围观对象”，在成为“围观对象”后，他还能用审美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异性吗？而关于趣味，王小波说他在对过去生活的回馈中，用了一种幽默，看到了有趣。“这些现在让我写成了有趣的故事，在当时其实一点趣都没有，完全是痛苦。我把当时的痛苦写成现在的有趣，现在的小孩看到的只是有趣。而我们现在的生活还是这样，有趣的事情本来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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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的精神家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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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的下半年，我能感到王小波陷入越来越深的疲惫。就像他在《红拂夜奔》的前言里所说：“我认为有趣像一个历史阶段，正在被超越。”“智慧被超越，变成了‘暧昧不清’；性爱被超越，变成了‘思无邪’；有趣被超越之后，就会变得庄严滞重。”那段时间，他在经过一系列思考后痛感的是关于乌托邦对人的影响，他认为乌托邦的罪行是一个人用自己一次的思想代替、瓦解与破坏了别人的鲜活思想。由此他进一步对话语制造者产生同样的反感，同时又困惑于自己也已经成了话语制造者。王小波曾经自得于自己可以以沉默来面对社会，做沉默的大多数。当他无法再沉默，必须用话语来面对这个社会，又进而自己也成为面对社会与大众的话语制造者时，他被自己无法超越的困惑控制了。
　　1996年底，实际上王小波陷入了自己追思到极限的空虚之中。当一切都被追问与反问之后，他无法再超越他叙述的层面。他的文字越来越枯燥，文章中基本老是逃不脱这样的叙述方式：
　　我年轻时候插过队；
　　大圣贤罗素说过；
　　作为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人，我对科学更感兴趣。
　　他走进了一个他的能力无法突破的、由悖论组成的圆圈，因为他本来就不是研究理论的坯子。而另一方面，又是越来越紧地包围着他的那些令他深恶痛绝的东西，无趣像病菌一样到处弥散。他绝望地写道：“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幽默。但在我待的这个社会里，什么也收获不到，这是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对人来说，刀山火海油锅都不算严酷，最严酷的是寒冰地狱，把人冻在那里一动不动。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在这个领域里发议论的人总是在说：这个不宜提倡，那个不宜提倡，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要真是这样，就不如不活。罗素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兄弟姐妹们，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
　　其实，那种参差多态，那种精神的飞扬只在小说里才能自娱自乐地找到。现实生活中，人与人都被特别实际的生活彼此挤压着，王小波找不到他所要的自由，而通向自由写作的欢乐之门又向他关闭——对理性思考越深入，感性飞翔的翅膀就越沉重。他的脑海里只剩下越来越单调的几个概念，他再也无意、无力、无能去描述那种想象中蓝天白云的浪漫了。
　　到了1997年春节前，他给我来了一封短短的信。信上说，他近来越来越感困惑，他说，专栏好像没有突破的可能，是不是把它停了。
　　他曾经说过，一个人感到了思想的贫乏，这个人就要死了。
　　1997年第一期《三联生活周刊》第64页原来“晚生闲谈”的位置上换上了“声音”。因为年底王小波发给我的稿子是一篇长长的《茫茫黑夜漫游》，他让我分几期连载来应付，但我觉得它有悖专栏原来的样子。王小波的精神好像已经离我们而去。在此文中王小波引用了塞利纳同名小说中的诗句：“我们生活在漫漫寒夜，人生好似长途旅行，仰望天空寻找方向，天际却无引路的明星。”这篇文章后来经我删改，变成四千来字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第三期。之后王小波又连续寄来四篇稿子，但这四篇稿子在《三联生活周刊》发表时候已经成了遗作。
　　王小波一生都在追求那种自由翱翔的翅膀，其实他死后，这种自由也是没有的。在葬礼上，大家踏着平庸的《葬礼进行曲》的调子向他送行，什么样的音乐能承载一颗渴求自由的心灵呢？追思会上，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框式来对他的价值进行评定。大家都痛惜一颗自由心灵的逝去，可大家的框式又无一不是对自由心灵的亵渎。
　　王小波死后，《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5月15日出版的第九期“生活圆桌”发表了杜比写的《对王小波的哀思》。杜比是深深喜欢王小波的一代人的代表，文中结尾写到：“生活是脆弱的，其中的乐趣并不多。现在，有个人不提供这种乐趣了，他死了。”而王小波给他的乐趣，其实也不过是过去的那个年代的辛酸幽默，而那个时代对他们是那么陌生，他们离那个时代是那么遥远。
　　王小波死后，《三联生活周刊》一直在寻找有人能替代他在最后一页的位置，但一直找不到。现在大家都在商业化，能严肃、自由地讨论人文问题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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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艺术推动者张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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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9月7日在威尼斯，张欣终于面对云集到第八届建筑双年展的全世界建筑大师，与西萨、伊田丰雄站在一起，获得“个人建筑艺术推动大奖”。这个奖给了张欣个人。从1999年开始筹划，设计到施工历时两年多、投资一亿多元人民币的“长城脚下的公社”由此受到全世界建筑师的瞩目，张欣的名字也由此写进二十一世纪建筑史的开篇。25年前她初中毕业从大陆随母亲到香港，到狭小的电器作坊打工。17年前她到牛津开始读书的时候，身上只有在香港五年打工积攒下的3000英镑。她用九年时间从牛津秘书学校到布拉登念一年高中后进萨塞斯大学、剑桥大学，从巴菱到高盛。八年前她与潘石屹结婚，六年前才开始关于建筑的启蒙。六年时间，她熟悉了全世界各流派的设计大师，又很快以她那种不屑一切权威的态度鄙视了所有对大师的重复。9月8日，得奖之后在威尼斯，谈到本届双年展，张欣坦陈的看法是她的失望：“Next，我原以为一定可以看到许多有冲击力的东西，但从头到尾都是大师。所有大师的观念我都看过了，看过的东西就都是重复。这是未来吗？”张欣认为，未来应该体现建筑与社会之间新的关系，她认为，“比起社会，建筑真是太小了。”
　　瞧这两口子
　　“长城脚下的公社”的最初构想诞生于2000年，一个新世纪的开端。张欣意识到一个优秀建筑来自一个出类拔萃的观念，则诞生于1998年；体会到一个出类拔萃的观念首先来源于商业判断，则始于1996年至1997年。1994年，当大家都在仰慕坐头等舱、住五星级宾馆、每周从香港飞往纽约再从纽约飞往伦敦的美国商务方式的时候，张欣抛弃华尔街，选择了当时还在万通、在宁夏荒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