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品质-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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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动声色。二则，即使吃遍天下也还要不厌其烦，因为再好的东西吃多必腻，腻了也就会毁掉味蕾。各等吃必须替换轮转，无论吃什么都香，才能保持天天食海流连还能欲望不止、不疲软。再则，即使有了吃遍天下条件加上胃口极好、欲望不倒，能将此吃与他吃味觉差别表达出来更加不易。试想表现味觉的词也就类似“入口鲜沁”、“膏腴无比”之类，这鲜美、膏腴到底是什么味觉？其实还是不清楚。这就只能靠氛围烘托，词用多了就会重复、单调。唐先生的资本是其曾作为八旗子弟的家底，逯耀东先生的序中提到他家以蛋炒饭与青椒炒牛肉丝试家厨。我读他自己所记，应该先是试煨鸡汤，这是文火功夫，火一大汤就浑——“腴而不爽”。青椒炒牛肉试武火——肉要嫩而入味青椒要脆而不生，火候不到不是肉老就是青椒老。然后蛋炒饭是唐先生最津津乐道的，我记得他记扬州盐商黄某家里一盘蛋炒饭要化五十两银子，那米要一粒一粒都不粘在一起，还要一粒一粒都包裹上鸡蛋，外面金黄里面雪白。这样的饭配由鲫鱼舌、鲢鱼脑、鲤鱼白、斑鱼肝、黄鱼膘、鲨鱼翅、鳖鱼裙、鳝鱼血、鳊鱼划水、乌鱼片组成的“百鱼汤”。在这种排场描写上，其实处处都能感到夸张的作用——如果这些河鲜海鲜全集到一个汤中，这汤岂不又成了杂碎？所有东西堆砌在一起，味觉相克估计也不会真正好吃。唐先生提到他家在吃上的讲究，即使打卤面，也要卤不泻汤才算及格，也就是说，这卤要浓到与面在一起又不粘在面上，“腴润不濡”，“吃完碗里的油仍然凝而不泻”。
唐先生真正的身世可惜他自己的文章与别人文章都交代不清楚，知道他母亲是李鹤年之女，父亲呢？说他父亲过世早，他20岁就出外跑江湖，但其父究竟做什么并不清楚。他好像是中学毕业，学的是财税，毕业后因其家庭背景在当时的北洋政府中谋一个职，一年有不少薪水。民国时期，从他文章中看是各地“游宦”，好像还是财税官员。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他家里跟各等官员一直关系密切，这背景保证了他吃遍天下。走遍南北也有一个坏处，就是越吃口味越杂，越吃口味越重，这口味太重可能是唐先生惟一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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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唐鲁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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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唐先生迟到的原因是，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内地的吃真正天翻地覆。一方面是大家都开始有了可以到处吃的机会，每人的味觉需求都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吃成了经济增长中的重要纽带，营造吃的手段越来越高，越来越丰富的各种各样吃都被挖掘出来，极端地膨胀，吃的台阶也就越提越高。这样的前提，大家都因更多的刺激调高了胃口，老字号里唐先生推崇的那些吃已经越来越觉得不能再吃，各种新字号更灿烂的吃已经纷纷替代了它们。味觉启蒙的时代已经过去，当大家普遍觉得这样的吃已经平常得不能再成为传奇时，唐先生津津乐道的过去就变成一种时过境迁多少有些腐朽的怀旧。尽管还有人能为这过去感动，但毕竟现在的吃从技术上已经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吃所能提供的容量。
4月1日晚上8点多一点儿，我正在开车，《三联生活周刊》文化记者小于给我打电话。一个多小时前，张国荣刚刚选择了一种常人难以选择的结果。小于说，消息刚刚通过香港方面证实，她的声音有些颤抖。这时天上下着雨，雨刷器单调地在前挡风玻璃上滑动。我告诉她，我正在开车，等车停下再给她打电话。我没有选择就近停车，在雨雾中远远近近闪烁的灯光显得那么迷离。一个生命说走就走了，在一个瞬间走得那么坚决，而留给这世界的也许就是那么渺小的一点自由落体对空气形成的振动。一切都不会改变，我们又该作怎样的评说？我隐隐觉得，自己的心在这样的死与这样的生之前，多少显得有点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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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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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认识张国荣，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一个时间段里看到了电影《阿飞正传》与录像带《英雄本色》中的张国荣。相比《阿飞正传》，我更喜欢《英雄本色》。也许，《英雄本色》中的周润发太过潇洒，张国荣内在的那种魅力多少受到压抑。但我觉得他与狄龙、周润发恰恰构成了那样三种互为鲜明的男性气质。我个人甚至将这三角配合比为多明戈、帕瓦罗蒂与卡雷拉斯。在这三者中，我个人更喜欢卡雷拉斯。在周润发与狄龙所构成的性格魅力中，张国荣给我的印象是在两种极大反差中作为一个男人的魅力——一张过于精致的脸与在清澈中多少有点忧郁的眼神及他的冲动气质背后的刚烈。张国荣也许与卡雷拉斯一样构成了那样我更喜欢的音质——他的声音没有多明戈那样的明亮，没有帕瓦罗蒂那样的浑厚，但他那种美丽的音质有前两者都没有的那种内在之力。
在这之后，看到了《霸王别姬》里张国荣扮演的程蝶衣。可以说，没有张国荣，也就不会有陈凯歌的这项成就，而程蝶衣又使我看到了一个更深入的张国荣。那种对演戏与感情的执著，在一个看似孱弱的身段之下，是那样的一种任何人、任何力都无法折断的坚毅。随后又看王家卫的《春光乍泄》，又是那样一种真正撕心裂肺的情感纠缠。在听说张国荣的情感生活后，我觉得他的戏都是他自己情感的追寻或者说印证。这个人有过于丰富的情感淤积，这些淤积的情感都成为他人生的重心，这些重心使他难以轻松地在这个世界中呼吸。
相比较而言，应该说我还是喜欢戴着摩托头盔那个摩托跑起来很飒的张国荣，他使我感觉到那种带着他的重心想飞离一切的潇洒而自信的力。我不喜欢导演有意表现他那种忧郁的眼神，在那里有太多对人生伤感的东西在荡漾。
我之所以对张国荣有那么一种崇敬，是因为他在一个世俗而又并不干净的社会里，能毫不隐讳自己各种各样的情感追求。一个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了，且完全不顾忌别人怎么说怎么评论。好像这个世界上，别人本身就都是看客；就好像他所塑造的程蝶衣，不管几十年世事如何冷暖，反正是保全了自己按自己想活着的样子在活着。
我对张国荣的崇敬还因为，他就是那么丰厚的一个情感容器。一个人要在这世上能保住那么多内心的情感是何其之难。
当然，一个凝滞了那么多情感的生命是何其危险，它使生命变成那等脆弱。现在有那么多人在猜测他的死因：情感痛苦、精神抑郁，这是最廉价的解释。我宁可相信，他的生命就像是蓝蓝而又明朗的天空下一个不断地往高空升的气球，气球里的情感过于凝重，早晚它都要炸的。
张国荣选择了那样一种死。他的死使我更留恋《英雄本色》里那个香港电影的时代，那时候我们感到的是那样一种对人生的自信与潇洒、幽默。现在，周润发已经显出了老态，吴宇森在技术魅力中再也无暇精神的高昂，王家卫也满足在自己的小情感里雕琢。张国荣也应该去了。
值得庆幸的是，张国荣死后，终于大家都看到了他的个性情感生活，认为那样一种复杂的生活也是有质量生活的一部分。大家在面对一个人过去时，都感受到了任何情感选择都是个人神圣的权利。从这一意义上，张国荣也可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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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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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昌是李陀的老哥们。1998年张新奇拉我帮助编《华夏记忆》，开始策划是在中山公园罗点点那时公司的院子里，李陀、汪晖、点点，我们坐在慵懒的春日阳光下，院内桃花开成艳艳的一片。当时大家都觉得个人记忆的倡导可能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在讨论作者的时候，李陀就提到了郭宝昌，说他有太精彩的关于同仁堂的记忆。按李陀的说法，郭宝昌是个能人，只是一生太坎坷，才能没能很好发挥。他拍的第一部电影《神女峰的故事》给我印象是一个神神叨叨的故事，李陀说他在田壮壮《蓝风筝》里还演过一个印象深刻的老干部角色。
但等李陀真正带我去找郭宝昌，已经是他去了一趟美国再回来的初冬。那时候郭宝昌家住在北京东直门外一个叫“十字坡”的一栋普通家属楼里，屋里拥挤，也暗，我们第一次在他家楼下一个小餐馆吃烤鸭。郭宝昌嗓门大、豪爽，够哥们。他说第五代导演们与他的感情完全因为他们都是与他朝夕相处的小哥们，在他们最困难时候，《一个与八个》，他尽了最大的努力相助，他为人仗义，人缘好，所以他后来拍《大宅门》时候，这些小哥们都自愿跑来相助，他们都把他看成“郭爷”。
郭宝昌是个特别认真而且守信誉的人。他答应20天交稿，等我登门时，稿子清楚抄在北京电影厂的稿纸上，老照片都一一找出来配好。他给《华夏记忆》的第一篇稿子是记他大哥，他作为一个富豪子弟，大哥是他上世纪50年代中学同班同学，是个穷到一家七口只有四床被子、其父亲晚饭惟一的菜就是一头蒜的家庭。我总觉得这样的记忆多少有点夸张。两个阶级走不同道路，又构成共同的命运。郭宝昌记录下来的记忆是，他考进电影学院，大哥选择了政法学院，他说：“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掌权。”毕业后主动报名去新疆。随后郭宝昌在文艺整风中成为反革命被判刑，“文革”开始宣布为无期徒刑，又关了四年送到干校，干校解散后才获自由，然后大哥又在新疆作为“四人帮”爪牙被捕判刑。两人关系充满戏剧化，又好像构成了近30年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有意思的是这位革命高于一切的大哥在改革开放后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先是帮人催讨债务，后来又坚信海外有一笔钱要回国，要寻找“银主”接钱，并以一种当年的单纯坚信不疑地到处借钱，欠下了周围亲友的几十万债务。郭宝昌当初不管如何也不愿写大哥的现在时，觉得说明这一切对他太过残酷。等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说点您不知道的》一书时，增加了这个结尾，还加配了一张大哥全家在新疆政法学院内的合影与他女儿探监的照片，这张照片比《华夏记忆》当年用的他们全家探监时的照片珍贵。
与郭宝昌一起吃的第二顿饭是跑到新源里附近，他推荐在电影《沙鸥》演过女排队员的李萍，说她因为获签证后推迟了近三年去美国，又带了较多的钱，过海关时候被怀疑是卖春女，在机场被扣留九个小时的经历非常传奇，建议让李萍能做一篇记忆。现在想起来，她当年的经历要是放到今天，也可以像赵燕这样索赔几百万。我们一起到李萍在新源里开的一家川菜馆吃饭，菜辣得叫劲。同去的除李陀还有刘树纲、沈及明夫妇。沈及明当时说及北京文化局的金和增有一段上世纪50年代结婚时在北京北海公园留影，不慎将相机掉在海中，后来找公园管理人员打捞，因为相机质量高后来照片冲出来竟安然无恙。后来这些稿子同时聚集在《华夏记忆》1999年第一期上。这一期《华夏记忆》的封面人物是陆久之，是蒋介石与陈洁如共同领养的女儿蒋瑶光的丈夫。其中还有郭宝昌的太太柳格格写的一篇《借钱》，写她1965年11岁上戏校，一年攒了两元钱，又借了八角过年给母亲买礼物的故事。
郭宝昌给《华夏记忆》写的第二篇稿子就是《我们房头的两位小姐》，当初郭宝昌的原始记忆其实是关于雯的。他先给我们看雯的照片，我们看完都赞叹，一致认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是个美人。在郭宝昌的记忆中，那是一个美丽而温馨的偶像在一个大家庭四分五裂后的破灭——这个美丽的雯在遗产争夺中成为一个面目可憎的悍妇。因为写到老爷子死后的遗产风波，后来发稿时改了一个标题，也实在有点牵强附会。郭宝昌记忆中，到了老年，雯显得孤独，她单身一人，尽管家财万贯，却没有真正的亲人。她活了71岁，最后患了肺癌，好像人与人之间关系都是喧嚣过去，大家都变得沉静，于是最后的结尾也就有了沉静美。这是在《大宅门》之前我所看到郭宝昌惟一一篇描写同仁堂景观的文字，但同仁堂在他记忆中只是一个剪影，我以为，对他这个家族与家族历史他只能通过与其母亲或者亲戚之间的侧面片段来拼贴。这个稿子，他给我的旧照片中，能看到他养母当年的富态形象，还有一张同仁堂大宅院后花园的照片，照片上依稀可见偌大的荷塘。我后来看到郭宝昌写他养母的文章，留下印象深的是他14岁开始喝酒、16岁开始吸烟，因为养母跟他说，“这个家所有的爷们都会抽烟喝酒，你不会怎么行。”
《华夏记忆》前后共以双月刊方式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