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品质-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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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记载，刘安谋反之意始于建元二年，时汉武帝刚上台，刘安39岁。元狩元年十月案发而自杀，时57岁，谋反过程应该是18年。《史记》中记其谋反，较多篇幅在伍被对比秦与吴楚七国之乱对他劝说，说他是“诚逆天道而不知时也”，会像纣王“先自绝于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想想司马迁也脱不了御用嘴脸，借伍被之口一气赞誉武帝“泛爱蒸蔗、布德施惠”，给刘安定性为“大逆无道”。所有历史都被这样过滤后，多余史料已都灰飞烟灭，《汉书》、《汉纪》中都维持这样的叙述。在荀悦的《汉纪》中，伍被的劝说更详尽而具文采。幸运的是野史中还有片断不同记忆。查《汉武故事》中，记“淮南王安好学多才艺，集天下遗书，招方术之人，皆为神仙，能为云雨。百姓传为：‘淮南王，得天子，寿无极。’上心恶之，征之。使觇淮南王，云王能致仙人，又能隐行升行，服气不食。上闻而喜其事，欲受其道。王不肯传，云无其事。上怒，将诛。淮南王知之，出令与群臣，因不知所之。国人皆云神仙或有见王者，上恐动人情，乃令斩王家人首，以安百姓为名。收其方书，亦颇得神仙黄白之事，然试之不验”。按这种说法，是汉武帝怕刘安得道而强加了谋反的定论，而将其定为死罪的，很可能就是其著作《淮南子》。《淮南子》原书名《淮南鸿烈》，鸿，大也；烈，明也；大有制定大明礼教之意。刘安死后，杨雄《法言》中有“淮南子其一出一入，字直百金”之说。那是后话。
刘安女儿刘陵参与谋反之事，典也出自《史记》。《史记》记，“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辩。王爱陵，常多予金钱，为中长安，约结上左右。”几十字，真是杀人还不见血。查史书，与刘陵有通奸关系的是安平侯鄂秋玄孙伯与卫青手下的将军张次公，这两人都不算“上左右”，也没有实质的谋反作为。刘陵与雷被、张汤的关系都未见野史故事。雷被在《史记》中的角色是因与刘安子刘迁练剑误伤迁，因怕刘迁报复而报名要去打匈奴，刘安听从太子之言而罢了他的官，雷被到长安告状而导致汉武帝下令要逮刘迁。张汤曾与赵禹一起制定律令，得武帝重用，当了七年御史大夫，最后死于自杀，原因是与其积怨的三长史陷害。《史记》记，“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昆第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天子闻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尽案诛三长史。”
刘安现今留在俗文化史中的意味，还在传说其在淮南八公山上炼丹之闲偶然发明了豆腐。清人汪汲的《事物原会》记，“豆腐之术三代前后未闻有此物，至汉淮南王安始传其术于世。吴燮《门云向见书》中载有豆腐名‘鬼食’，孔子不食一说。以豆出浆，其渣滓分量称之不少累黍，腐乃豆之魂魄所成，所以名为‘鬼食’。”八公山现在就在淮南城郊，因当年刘安周围最著名的苏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而名，八人中，无论伍被还是雷被都不为首。八人中为什么三人名“被”？因为在春秋时，“被”为姓。《搜神记》中说，刘安召纳天下方士，这八公刚上门求见时“皆须眉酷素”，门吏见了说，“吾王好长生之术，先生无驻衰之术，未敢以闻。”八公听后变为八个童子，“色如桃花”，刘安见了，“盛礼设乐”，于是就作了《八公操》。这八公“能炼金化丹，从有入无”。按《西京杂记》的说法，“画地成江河，撮土为山岩，嘘吸为寒暑，咳嗽为雨雾”。《太平广记》更是一一列举其各自技能，他们在山上指地为泉，其泉水磨豆而成“菽乳”，在釜中煮沸再凝结，“菽”为“乳”，豆为“腐”，经过的净华是“清漪浣浮埃”。
《太平广记》把刘安列为神仙，称谋反一事是雷被与伍被联手诬告，最后结尾是，“八公谓安曰，可以去矣。此乃天之发遣，王若无此事，日复一日，未能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升天。八公与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迹。”“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舔啄之，尽得升天。”而张汤随后诛二被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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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刘陵，还有豆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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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说法，说刘安是儒家死敌，他一直攻击儒家是“俗世之学”。汉武帝好方术，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也是要灭刘安的前提。因为刘安反儒，所以孔庙祭器才不用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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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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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的转机，我以为是因为安徽老诗人公刘1980年在刚复刊的诗歌刊物《星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这之前，诗坛其实排不上他的位置。说来有趣，“朦胧诗”名词的发明权其实不在帮助这批诗人成就了这块阵地的北大谢冕教授，而是出自一个无名作者在当时挑起论争的一篇小文《令人气闷的“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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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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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一份读者来稿，提醒我顾城确实已离开这个世界整整十年。时光流逝就是这样无情。
在我印象中值得珍藏的是顾城在1983年之前的形象：多少显得脆弱，不苟言谈，腼腆，有时候显得还有些紧张。就是他父亲顾工描述的，眼睛盯着雨云下忙于搬家的蚂蚁或游动的蝌蚪，眼神里“时惊时喜时忧虑”的那个大孩子。而不是后来戴着那顶摘不掉的高帽子，伪装成“天人合一”的牧羊人。我在今天也特别留恋顾城留在那个时代的那些诗。“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小巷/又弯又长/没有门/没有窗/你拿把旧钥匙/敲着厚厚的墙。”可那时候，我们都觉得这样的诗过于浅薄。
认识顾城是因为先认识他父亲老诗人顾工。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中国青年》当编辑，顾工给杂志社投稿，然后介绍我认识了顾城。那时候顾城在北京厂桥街道当木工，王安忆后来见到顾城时说他脸上“带有游牧般漂无定所的表情”，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我感觉他身上只染着一种淡淡的单纯，表达的时候又多少有些神经质地喋喋不休。他那时写了很多淡淡的短诗，给全国大大小小的各杂志社、报社投稿，大部分都是退稿，然后换一个信封，再重新寄出去。
顾城的转机，我以为是因为安徽老诗人公刘1980年在刚复刊的诗歌刊物《星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这之前，诗坛其实排不上他的位置。说来有趣，“朦胧诗”名词的发明权其实不在帮助这批诗人成就了这块阵地的北大谢冕教授，而是出自一个无名作者在当时挑起论争的一篇小文《令人气闷的“朦胧”》。这位无名作者显然不可能在当时读过英国作家、批评家燕卜逊写成于1930年的《朦胧的七种方法》。“朦胧诗”开始被命名应该是1979年，1979年三月号由官方权威的《诗刊》正式发表北岛的《回答》，被公认是一种标识。北岛这首诗作于1976年，之前发表于他创办的地下刊物《今天》的创刊号。在发表《回答》后，《诗刊》四月号在“新人新作小辑”中发表了顾城的《眨眼》，但这不是一首能构成影响力的作品，两者之间也并没有联系。
《今天》公认是“朦胧诗”的摇篮，它从1978年底创刊，顾城在它1980年4月出版的第八期上才以“古城”署名发表了不起眼的《山影》、《海岸》、《暂停》和《雪人》，然后在该年10月出版的《今天研究资料》上以真名发表了《赠别》与《小巷》。在《今天》当时的诗人阵容里，他当然只是一个孱弱的孩子，不能与黄翔、食指、芒克、多多他们相比。
现在回头看，顾城后来与北岛、舒婷一起成为“朦胧诗”代表人物应该是一种偶然。“朦胧诗”在骂声中被载进文学史，当时骂派代表有老诗人臧克家与比臧低一代的周良沛，周与公刘、白桦等都是上世纪50年代打成过右派的“昆明军区派”。护派主将是谢冕，另一个出名的是当时在深圳的徐敬亚。骂派极端声音除“以艺术上的古怪来掩盖思想上的空虚和生活上的贫乏”，就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一种折光”。护派极端观点是“他们探索的氛围实际与‘五四’当年的气氛酷似”。较量中，最早敢于以“朦胧诗”命名结集出书的是沈阳的春风文艺出版社，谢冕作序。到1985年，好像一切尘埃落定，作家出版社以权威面目再结集出版时，变成了北岛、舒婷、杨炼、江河与顾城的《五人诗选》，顾城因此成为代表之一。
现在回头想，顾城被推上这样一个位置也许是悲剧的开端。记得1983年时，他就苦恼地与我说起他的表现容量问题——他周围的诗人都用不屑的口吻说他是抱着一本《昆虫记》在写作。整个上世纪80年代大家都在极端地用现代方法寻找博大，杨炼写《诺日朗》，江河写《纪念碑》，顾城相对总是跳不出他那种以单纯去看世界的方式。其实1985年他写出了非常优秀的《颂歌世界》：“你抓不住叶子/抓不住它的声响/事情变得有些快了/甜果子在树枝间撞来撞去。”“你读的那个人在穿衣服/你把反光照进内室/你们同时淹死在镜子表面。”但这样的诗之小，还是缺少力量。所以顾城说，“我觉得自己不断在勉强自己，所以经常觉得自己可怜。”他说，“我像被针扎住的一个标本，手脚无可奈何地舞动。”他后来的诗开始意象间断裂、跳跃；“像杯子一样圆/就在怀里/错了/轻手轻脚地走/放东西/隔壁说话。”“爬并不是从前的事/这时/车站从中华转向风景。”断裂中的现代倒被人看出了哲学。于是他干脆开始在诗中做字的排列，并开始造汉字。到1992年，赵毅衡请他在伦敦大学演讲，他的标题是《我在等待死亡的声音》。
顾城死后这十年，不知有多少人探讨过多少次悲剧成因。我疑问的是，像他这样始终以童年视角看世界，又向往洁净如水的“女儿身”，期望能以女性感觉，能“像女儿一样与女儿在一起”的人，何以会那样追求“鲜艳的死亡”，以那样粗糙的方式消灭一切？他1987年出国后，我们疏远而没有了任何来往。后来看谢烨记她与顾城的游戏，见到的是他四十多岁还在岛上玩“豆子战争”、“冶金技术”，背《昆虫记》里关于蟋蟀的段落。谢烨说，“我们好像拉着手，一直跑到了童年的山上，在那看我们的城市，那个拥拥攘攘、有门牌、站牌、有各种价格和机器的城市原来比树叶简单多了。我们终于离开了那个大人信以为真的神话，在山上奔跑。我们是快乐的。”这一切好像都没有变化。于是，我只能理解，顾城的悲剧或许就是小王子的悲剧。这个世界其实并不需要“风无影、水无形”的女性柔韧，从这个意义，他最后的行为构成了这个世界期待的男性化深刻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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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录》、大闸蟹与李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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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团脐十月尖”，按照节气，中秋时分吃蟹还显早，无非是文人墨客须在清风明月之下，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之为陪衬。其实，按照陶弘景《本草拾遗》中的说法，蟹未经霜是有毒的，所以，应该说霜降后，蟹壳硬，才是吃蟹的最好季节。
现在，到阳澄湖吃正宗大闸蟹已经是宴请中品质之象征，上海的朋友纷纷传递信息，各公司都已把阳澄湖大闸蟹作为酬谢客户的一份厚礼，这推动了所谓正宗大闸蟹的价格。问题是，到底何为正宗？
阳澄湖又名“阳城湖”，于是有此地原为古代城池，后陷落为湖的说法。阳澄湖整个湖区连接昆山、常熟、吴县，现在昆山的巴城与苏州的阳澄湖镇则一直在争夺谁更正宗的地位。按巴城人说法，巴城历史要源于大禹治水之时，大禹部下巴解本身就是第一个吃蟹之人，他被封为“巴王”，“蟹”字本身就与他的名字有关。这种说法实在牵强，此“巴王”实无处考。如第一个吃蟹之人，在《太平御览》中按说应该可以查到。我看到最早关于食蟹的记载是周代的蟹胥，也就是蟹酱。按东汉人刘熙《释名》中的说法，这蟹胥由海蟹制作，是在北方的吃法。但汉武帝时候已经有了煮着吃蟹的记录，《洞冥记》中记：“善苑国曾贡一蟹，长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煮其壳谓之螯膏，胜于凤喙之膏也。”而蟹的名称，按《埤雅广要》的说法，是因为蟹生长如蝉蜕壳，一蜕一长，“蟹解壳，故曰蟹”。
阳澄湖因“大闸蟹”的名称而出名，但何谓“闸蟹”？我读到包天笑写过一篇《大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