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世界哲学-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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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产生精神性的事物，如人的自由意志、灵魂等；而“生命力”向下坠落，则产生无机界和惰性的物理事物。
而我们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的生命体，就是因为我们具有“创造性的才智”。它使得我们能够认识和运用这种“生命力”，使得我们可以体验到“我们在生长，这是一个整体的流变过程”。
这种体验，只可能是一种内在的体验。它是我们的直觉！它是诗人的灵感！柏格森说，我们只有通过直觉，而不是理性，才能把握生命的整体存在，也才能洞察世界的本性———那就是“绵延”。现实不是静止的，它是一种“绵延”状态；而“绵延”是一种流动，是在时间中流动。
现在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是怎样理解时间的？我们是用数字标记时间的，如此才有了年月日；我们还用钟表的指针指示时间，如此就有了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我们还曾经用滴漏、日晷、晨钟、暮鼓等工具测量和预报过时间，如此就有了时辰昼夜、朝朝暮暮……
但是，它们都不是真正的时间，而只是对时间的记载。而这种记载是必须在空间里面进行的，比如说一滴水的落下，一根秒针“啪嗒”滑过一个角度。所以，这是空间中的时间，是在用空间表示时间，而不是真正的时间！
那么，真正的时间在哪里呢？柏格森说，在人的心里。我们只有通过直觉，才可以内在地体悟到它。于是他提倡“直觉主义”的方法。
他认为，分析哲学是把自己与外部世界分开，用割裂的方法去研究世界；而他们在分析自己时，也是先假定好另外一个自己，然后对这个假定的自己进行拆解。而直觉的方法不是这样，它是进入到事物的内部去，在与事物的同一里体悟事物；在分析自己时，则是在静默中进入到自身，与自身合一，从而直觉到生命那玄妙的本质。
这难道不是诗一般的境界么？
第三部分轴心时代
1883年，马克思去世。但在同一年，德国又迎来了另一位哲人的诞生，他就是雅斯贝尔斯。
如果你不是雅斯贝尔斯的至亲好友，那么当你去拜访他的时候，他一定会高高在上地坐在他的沙发椅中，就像一位亲王那样从他的宝座上慈祥地俯视着你。他会听你谈论上帝、世界和人类的知识。但是他会在亲切地赞同或反对之后，继续陈述他自己的观点。有人说，这多少有点仪式化的小把戏中的些许威严，不免让你顿生凉意。
这的确就是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写照。他年幼时得过一种怪病，使他无法进行爬山、骑马、跳舞等激烈的运动。于是，他长期过着单调的生活，显得十分孤独而又很难与别人进行沟通。除了公务，他从没有去过公共场所。而在大学教书期间，他和同事间也从来没有什么亲密的联系，更不用提他对哲学家大会的厌恶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孤独地，但又十分固执地同所有人辩论。他的这种不容分辩的说教口气，被有的人称作“雅斯贝尔斯式的表演”。
雅斯贝尔斯有一个很著名的命题———“轴心时代”。
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
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而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
第三部分新大陆的哲学
1838年7月，在哈佛神学院的一场演讲中，一位学者宣讲着个人解放和普遍宽容。他说新的世界是自由的个人之间相互合作而组成的，人们要在人道主义的原则下去生活，去热情地生活。这个演说后来被有的人看作是美国的道德宣言。“从现在起，”一位听众评论道，“我们青年人在《圣经》中有了一部第五福音书———美国人的福音。”而这篇福音的传播者，不是约翰或马可，而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美国是一个移民者的国家。在这片新大陆上，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拓荒者。爱默生就出生在一个拓荒者的家族中。母亲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名传播《圣经》福音的牧师，于是就把他送进哈佛大学。但是他的那种热情积极的气质，总不能和教会的正统思想合拍。最后，他离开讲坛，开始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爱默生首先来到欧洲，去拜访那些旧大陆上的先生们。一天晚上，他去拜访卡莱尔。卡莱尔递给年轻的美国客人一支雪茄，自己也点上一支。他们默默无言地吞云吐雾，直到深夜，他们握手道别，并祝贺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夜晚。然而，不久以后，当爱默生渐渐理解了卡莱尔的哲学后，他感到有些失望。卡莱尔的眼睛只盯着旧大陆过去的辉煌，而忽视新大陆上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色。除了卡莱尔，爱默生还发现许多欧洲的人物身上，都有这样抱残守旧的缺点。他说“千百年来，这些可怜的（欧洲）人坐在天堂的门前，张望里面的美景。如今大门敞开了，而他们却都沉睡了”。
虽然从欧洲失望而归，但爱默生却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他到底要寻找什么了。
在他的眼里，美、快乐、勇气、自由、进取，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生活。在美国这样一个没有传统重负、而又需要拓荒者们积极进取才能生存的国家，自由而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是很有必要的。这种朝气蓬勃的生活态度，就像爱默生所宣称的那样：“人的眼睛长在前面，而不是长在后面。”他说，我们美国人不要再模仿旧大陆的兄长了，不要再当追随者和学徒，而要成为开拓者和教师，创造美国式的思想和生活。
那么，什么叫美国式的呢？爱默生的回答是，承认每个人的价值，承认每个人工作的价值。比如说，铁匠写不出诗歌，但诗人也打不出马掌。相对于欧洲而言，这片没有经历过等级制的新大陆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为自己的梦想底气十足地享受奋斗，享受失败。爱默生的哲学就是要为他们每个人的平等和伟大作出注解。拓荒者的坚强和勇敢，振奋和骄傲，成了爱默生写作的一条主线。
爱默生说，美国需要一种新的哲学，一种属于新大陆的哲学；美国需要一种新的道德，一种有血有肉的道德。
第三部分有用的就是真理？
1946年，伯兰特·罗素的名著《西方哲学史》出版，其中只有一章写了在世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就是约翰·杜威。杜威教授著作等身，我们很难说哪一本就能代表他的思想。比如说，《逻辑：探究理论》一书也许最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核心思想，但流传最广的著作却是《哲学的改造》，而影响最大的著作或许得算是《学校与社会》了。
同大多数哲学家相比，杜威是一位实干家。他在1896年建立自己的实验学校。20世纪20年代，他还来到东亚，在东京、北京和南京都作过演讲。1933年，他又在美国参与建立了流亡大学，帮助世界上来自其他国家的流亡学者。
作为一位教育家，杜威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口号———“通过做来认识！”
在杜威看来，教育的过程就是使孩子的自然潜能发挥出来的过程。然而，发挥他们的潜能是为了干什么呢？就是要让他们懂得如何去解决问题。而这只有通过亲身实践才会明白。杜威说，几百年来，人类在科学的探索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比起其他领域的知识来，科学知识更为可靠，也更有用，因为它使我们的生活更丰富、更方便。所以，我们有必要让所有的活动都像科学的活动那样进行。因此，他觉得教育孩子，就应该让他们学会观察，亲自动手，善于判断，并检验自己的看法。在行动的过程中获得知识。
多做少说，注重实际的效用，这大概是美国现代思想家们的一种主要的态度。它被称为“实用主义”。欧洲人常常笑话美国没有哲学，但是当“实用主义”出现以后，局面改观了许多。而对“实用主义”作出更多理论论述的人，叫威廉·詹姆士。
詹姆士的祖父是一位注重实际的爱尔兰移民，他的父亲则是一位思想自由的人。把祖父的实际精神和父亲的自由意识结合起来，再加上一点爱尔兰人的幽默和美国人的直率，这就是威廉·詹姆士的脾气。
这种脾气一直影响到他的学说。比如他认为，真理是相对的，我们中间谁也没有权利说他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因为我们都只能看到真理的一部分。当然，只要这一部分真理能够帮助我们很好地处理好日常中的问题，那么这就很好了。
于是就有人批评詹姆士了，质问他：“难道有用的就是真理吗？”詹姆士回答说，实用主义只和生活打交道，不讨论这些抽象的问题。实用主义无非是要人们在各种学说当中保持中立，不那么绝对罢了。这就像一个旅馆的走廊，它通向一百个房间。在一个房间里你可以看见一个人跪着祈求他的信仰；在另一个房间有个人坐在桌旁想要消灭一切形而上学；而第三个房间是一个实验室，一个科学家正在讨求自然的奥秘。实用主义者说，这些都是生活允许的，只不过你得先从这条走廊开始你的步伐。
第三部分现代逻辑之父：弗雷格
一直到19世纪，人们一谈起“逻辑”，还是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而且对“逻辑是什么”的看法，也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改变。那个时代的人们认为，逻辑是思维的规则。正如叔本华所言，没有关节就不能弯曲臂膀；同样，没有逻辑作为规则，思维就不可能连贯地进行。然而，19世纪后半叶，一个名叫戈特罗伯·弗雷格（1848—1925年）的德国人提出的看法，却足以推翻这一逻辑观，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后人称他为“现代逻辑之父”。
弗雷格首先是一位数学家。他在1873年从哥廷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以后，返回耶拿大学的数学系。1879年，他成为一名数学教授，直到退休。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弗雷格是第一个把数学和逻辑紧密结合起来的哲学家。他用哲学的眼光去看待数学。简单地说他的数学哲学思想，有这么三条原则———
第一，数学不是来自经验活动，而是先天的真理。因为在任何时间地点，一个智力正常的人不用理会经验活动，就完全可以掌握数学的运算规则。这就说明了第二点，数学真理又是普遍的、客观的。你说一就是一，我也不能把一说成是二，那样是“没道理”。还有一点就是，所有的数学最终可以划归为逻辑，数学是逻辑的一部分。
弗雷格为什么敢这么说呢？
因为他发现，任何一个数学证明，都是从不证自明的前提出发的，按照设定的规则，推论出结论。然而问题是，这些前提真的是不证自明的吗？那些规则真的是有效的吗？没有人告诉我们是这样的，因此，整座数学大厦似乎是在半空中飘荡，没有确定的基础可言。于是，弗雷格想证明，构成数学大厦的那些假设和方法，都是可以从基本的逻辑原理中推导出来的。有纯粹逻辑作为保证，数学就有了稳固的基础。
然而，逻辑怎么就能够充当这么重要的角色呢？这同弗雷格对“逻辑”的理解有关。
他说，逻辑根本不是“思维的规则”，事实上也与思维无关。逻辑关系独立于人的思维而存在。诚然，人类可以认识它们、学习它们、忽视它们、误解它们等等，但所有这些行为都不依赖于人而存在。这就意味着，逻辑命题是客观真理。我们有可能把握它们，也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