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世界哲学-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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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余下的青春都用于旅行，去宫廷和军队，与形形色色的各个阶层的人交往，积累各种各样的经验，在命运带给我的事件中考验自己，思考我在各处遇到的事情，从中得益。”　　　　
　　　　笛卡尔首先在巴黎找到了“世界之书”。如果说他在什么地方遇到了大世界，那就是巴黎。他“在几个仆人的陪伴下”来到巴黎———某个传记作家这样写到，他“陷入娱乐、骑马、击剑、误会和游玩的漩涡中”。但所有这些似乎也只是新的面具：他忽然从朋友圈子里消失了，独自生活了一段时间，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包括家人和朋友。他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以免被人认出，他就这样苦苦地钻研数学和哲学问题。　　　　
　　　　然而广阔的世界再一次诱惑他。他决定出游，并发现最好的机会是去服兵役。于是笛卡尔成了军人。为什么理想而战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既在基督教也在新教旗帜下服过役。他宁愿做“演员”而不是“观众”。在战争中他感兴趣的不是人们的自相残杀，而是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如何设计杀人武器。　　　　
　　　　就在这样一个冬季宿营地，多瑙河畔的诺伊堡，笛卡尔获得了一个重大发现，人们猜想正是这一发现成为他后来的哲学思想的萌芽。他这样写到：“我心中升起了美妙的理性之光。”　　　　
　　　　而其实这一转变却是因为他自己。他在研习了“世界这本大书”之后，开始转向对自我的思考，为此他需要绝对的安静。他回到了荷兰，为的是能“在寂寞中”专心研究人类在思想领域的发现，这是对“我迄今所坚信的观点提出的最广泛而又彻底的挑战”。这种有效的寂寞似乎只有荷兰能够带给他。　　　　
　　　　笛卡尔就在这种安宁中写下他的作品，但他时刻都要提防这安宁不要被打破。尽管竭力保护自己独处的机会，几乎没有发表出版自己的任何思想。不过，笛卡尔还是受到攻击，他被指责为无神论者，亵渎神明。连政府也在公众意见影响下起来反对他，笛卡尔最终在荷兰也呆不下去了。　　　　
　　　　他接受了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邀请搬到她的王宫，但他必须从此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他以前一般要从中午才开始工作，而女王在早上5点就希望与他切磋哲学问题。这里的气氛令他很不习惯，他感慨地说，瑞典是个“熊的国家，处于岩石和冰块之间”。总之，笛卡尔在北方感觉不好。他还没有来得及离开那里就去世了，终年54岁。　　　　
　　　　笛卡尔是一个戴面具的哲学家。他把他的思想隐藏在奇怪而模糊的词义中，深埋在自己所关心的事物当中。他大胆地为哲学找到一种极端的新的根据，却又被它的极端性吓住，回到旧的思想和旧的信仰的轨道上来。可能处于转折时期的哲学家都是如此，在创新的路上总是被过去的东西所羁绊。　　　　
　　　　正是在这种对未来的使命感和对过去的责任感的矛盾中，笛卡尔体现出一种神秘的形象。笛卡尔在数学和哲学这两个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尤其是他发明的解析几何。此外，更重要的是，他尝试将数学的精确方法运用到哲学中，使哲学像几何学一样确定和明晰，改变了因不确定性而造成的意见纷争。正如他说过的，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就是为了使哲学从掩埋它的黑暗中重见光明。　　　　
　　　　


第二部分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的第一条哲学原理。　　　　
　　　　他认为，我可以怀疑一切，但当我在怀疑一切时，我不能怀疑那个正在怀疑着的“我”的存在，这是清楚明白因而也是确实可靠的事实。怀疑总是一种思想活动，因而这个思想着、怀疑着的“我”是存在的。“我”的本质就在于它只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只是一个心灵、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所以这个“我”并非指身心结合具有形体的“我”，而是指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仍然不失其为心灵。“我”的根本属性就是思想，即怀疑、感觉、想像、理解等，“我”是与思想共存的，有“我”存在就有思想，有思想就有“我”存在。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建立整个思想体系的第一哲学原理。他声称，这一原理既不是通过逻辑推理，也不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得出来的，而是一个通过普遍怀疑的知觉和直观的产物，它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从这一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他论证了灵魂、上帝等问题，并建立了二元论的思想体系。　　　　
　　　　笛卡尔的“我”，其实是一种自我意识。不过在那个时代，它总归是一个伟大的发现，一个划时代的发现。他从“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原理出发，建立起来二元论的世界观，从而肯定了纯粹的思想主体的存在。这种思想主体与物质世界的客体相对立。我们今天一般就称为“主客二分”的世界观念。这种两极对立的世界图景，为近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认识的根据。　　　　
　　　　


第二部分百科全书式的莱布尼兹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17世纪称为女性的时代。莱布尼兹的一生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倒不是他曾经与交际花和情妇有染，我们没有看到关于他此类放荡行为的报道。他也没有娶哪个重要的女人为妻。相反，他终生未娶，一生过着孤独的旅人生活。但他喜欢将自己在科学、哲学方面的发现和他外交方面的成就，与高贵的夫人分享。　　　　
　　　　莱布尼兹是个神童。据说，在他小时候，当时没有人愿意教他拉丁文。于是他8岁时从字母开始自学。他最初接触的是利乌斯的一本书，上面饰有铜版画，他就从下面的注解中揣摩每个字的意思，然后再看文章，一字一字地读懂每句话的意义。　　　　
　　　　他15岁就进入大学学习法学，但法律并不是他惟一要学习的科目。他很快就遇到哲学问题，从此以后，他就没有再停止过思考哲学问题。　　　　
　　　　当时的哲学处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笛卡尔的哲学之间。亚里士多德以目的概念为中心，而笛卡尔则以机械的因果关系为出发点。为了在其间做出抉择，莱布尼兹常常在莱比锡玫瑰谷独自散步。不过，看起来莱布尼兹也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而且后来，莱布尼兹似乎也没有从二者之中择其一，而是将两种矛盾的观点综合了起来。　　　　
　　　　但无论如何，这个15岁的少年为他日后的哲学实践找到了关键的切入点。同时他继续他的法学学业，准备攻读博士学位。但学院尊贵的教授认为他还太年轻。另一种说法是因为系主任太太不喜欢他而从中阻挠。于是———据某位传记作家记载———他操起了“漫游的拐杖”来到纽伦堡附近的阿尔特多夫大学，以优异成绩通过考核，使那里的教授们着实吃了一惊。他立刻被授予大学教席。但他不愿意被束缚在教学岗位上，婉言谢绝了这个职位。　　　　
　　　　莱布尼兹正式的职业是在汉诺威和沃尔芬比特尔的宫廷图书馆任职，不过他是个少见的图书馆馆长。据说当有人突发奇想要去借书的话，他会很生气。　　　　
　　　　除了以上这些活动，莱布尼兹在科学领域也积极工作，其中很多的是组织工作。能够像他一样涉足如此众多领域的，除了亚里士多德，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弗里德里希大帝这样评价他说：“他为自己创立了一个完整的学院。”他对数学、物理、力学、地理与矿物学、法学及国民经济、语言与历史科学、神学和哲学都颇有研究。他在数学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发现，那就是微分数学。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与牛顿及其追随者发生了令人不愉快的争执，双方在发明的优先权上争执不下。莱布尼兹还成功地设计了计算器和潜水艇。此外，他和众多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们保持着通信往来，迄今还有1500封信被保留下来。　　　　
　　　　当然，莱布尼兹的工作影响最大的还是在哲学方面。他发明了一种记录思想的方法，把每个概念都用一个缩写的符号来表示。对我们来说，这是很奇怪的想法吗？不！一点也不！因为这就是我们今天都知道的“形式逻辑”！因此，他成为数理逻辑和符号语义学的先驱。　　　　
　　　　不过，他的这些研究仅仅是提出了问题。在自己认为很重要的形而上学方面，他也没有完成一部综合性的著作。他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即兴作品，比如给朋友们的信件，尤其是给那些尊贵的夫人或先生某个问题的答复。只有受到与普鲁士女王索菲·夏洛特的谈话启发而写的《神正论》，才算得上是一部完整的作品。这部书和其他一些短文一起发表，为他在世时赢得一些声誉。　　　　
　　　　莱布尼兹在他70岁的时候逝世。我们或许认为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结交广泛、与王室诸侯过从甚密的人，应该得到一个豪华的葬礼，但王室没有任何表示，莱布尼兹几乎是默默无闻地走进另一个世界。　　　　
　　　　


第二部分太阳明天还从东方升起吗？

　　　　怀疑论者大卫·休谟，1711年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贵族家庭。休谟很小的时候就决定投身哲学。在一些激昂的文章影响下，16岁的他就宣称要“像个哲学家一样说话”。然而一年后，遵照家庭的意思，他开始了法学专业的大学生涯。但枯燥的学业令他厌烦，他开始认真地沉入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伟大的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是他思想上的好朋友。　　　　
　　　　步入旁门左道使他放弃了专业考试，而他却自认为走上了一条重要的哲学发现之路。“18岁时，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思考，我终于感到一个新的思想的世界在向我敞开。我不打算在这些问题上屈从于任何权威，我要去找寻一条通向真理的新的道路。”但这条道路在哪里，休谟自己也无从辨认。后来他把这一时期的笔记全部付之一炬。　　　　
　　　　休谟完成的第一部作品叫《人性论》。28岁的他以为这本书会受到广泛的认可，但结果相反，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它。在这之后的几年中，休谟关于政治和道德的文章获得了更多的反响。于是，他打算去申请一个伦理学和政治学教授的职位，却遭到教会阶层的反对———他们谴责他的自然神论、怀疑论和无神论，同时他也缺乏哲学界朋友的支持。　　　　
　　　　接下来的几年中，休谟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职业，却始终不能感到满意。他在一个患精神病的侯爵家里做清客，他在自传中说这是一生中做过的最可怕的事情。之后又给一位将军做秘书，因为制服不合他那硕壮的身体而常遭到嘲笑。他和将军一起奔赴战场，在军事法庭任职。后来，将军升任了公使，休谟也随着他来到了维也纳和都灵。在此期间他把自己年轻时代的作品重新加工，冠以《人类理智研究》和《道德原理研究》之名发表。　　　　
　　　　休谟在书中说，我们怎么能从过去的情况中知道“下一次”的情况呢？既然我们不能知道，那我们怎么能够断言“所有的”情况呢？比如说，在前天、昨天、今天，我们都看到太阳早上从东方升起，但是难道这样就可以保证“太阳每天早上都从东方升起”的说法是对的吗？因为，没人知道太阳明天会不会从西方升起！　　　　
　　　　休谟的思想令很多人震惊，他们谴责休谟。不过每当谈到这样的话题时，休谟常会提起一件事。当时，他在爱丁堡法学系做图书管理员，在此期间，一位女士因为他的男友谴责休谟的行为而和他分手。　　　　　
　　　　后来，休谟作为公使秘书前往巴黎，他在这里突然赢得了世界声誉。法国首府的开放社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他们十分关心我的生活状况。我得承认，我在这里吃的是人间美味，喝的是琼浆玉液，呼吸的是朝拜者的香烟，漫步在鲜花上。”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巴隆·格林说：“女士们简直就是在抢这个粗壮的苏格兰人。”　　　　
　　　　在巴黎的停留并不长。休谟很快意识到：“我心里很清楚这里并不是我应该呆的地方。我每天都会有两三次怀念我的靠背椅和蜗居。”他返回了英国，不过没有先回到他狭小的家乡的孤独中去。他在外交部任副部长，一年后辞职，退出社交界，在爱丁堡和朋友常来常往，共同探讨哲学问题。不过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写什么东西，“厨艺”倒是大长。　　　　
　　　　1776年，休谟“异常平静地”去世。尽管大家都劝告他放弃怀疑论，他却至死都在坚持自己的观点。　　　　
　　　　


第二部分存在就是被感知

　　　　贝克莱出生于爱尔兰的一个乡村绅士家庭，曾经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学习和任教，后任该院研究员。他还在北美洲等地进行过传教活动，回国后担任爱尔兰克罗因地区主教。主要著作有：《视觉新论》（1709）、《人类知识原理》（171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