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白书-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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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年，杨绛决定考插班生，名也报了，准考证也拿到了，偏偏在临考试的前几天她的大弟弟病危。做为姐姐的杨绛为了照顾弟弟哪里还能抽出空去考试。不久，杨绛的弟弟去世，在考试的那些天，杨绛却正为弟弟办后事。
我问：“您第一次进清华是什么时候？”
“那是大四的时候，”杨绛说。“我去清华借读。我的朋友为我办的手续，我去借读了半年。这里第一次进清化。然后我决定考清华的研究生。当年考是来不及了，我就找了个自认为轻松的活，一边当小学老师一边复习功课。也算是工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考上了清华的研究生，圆了清华梦。”
考入清华不但圆了杨绛的学业梦，也找到了她的爱情。在清华杨绛认识了大名鼎鼎的钱钟书，当时钱钟书正读大三。杨绛母亲为此跟自己的女儿开玩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线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在清华我读了两年，本来照规距清华研究生毕业后要送出国留学。可是当时系里说清华外文系的学生不送。我听到这话后就决定提前毕业和钱先生一同出国。”
“你的处女作也是在清华念书时发的吧？”
“我当时选的是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课，大考的时候，我就交了一篇文章，叫《收脚印》。朱自清先生推荐给了《文学季刊》发表了。这算是我的处女作吧！”
“你当年和钱先生回国后好象是在清华任教吧？”
“我们回国后，钱先生去了西南联大，我当时带着孩子去了上海。解放以后我和钱先生一起成了清华的教授。当时清华有一个老规距，夫妻两个不能同时做正教授，我只有兼任教授。职称是教授，可是不能享受教授的待遇，不能拿教授的工资。按钟点算，一个钟头只拿几块钱。”
不久，中国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开始，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知识分子耳朵嫩，觉得“脱裤子”粗俗，便称之为“洗澡”，相当于“洗脑筋”。杨绛先生的长篇小说《洗澡》就取材于这个时代。
“当兼职教授很舒服，钱先生他们搞三反整天开会 ，我就躲着不参加。如果是教授开会我说我是家属；要是家属开会我说我是教授。我躲起来可以看很多书，预备功课。所以我写《洗澡》是具体而为的。”
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次年钱钟书和杨绛被调入刚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1955年北大文学所改隶属中国社科院。杨绛和钱钟书就这样离开了清华。
“我最留恋的地方是清华，可是我再到清华时，清华完全变了。不久前清华送我一个匾，叫‘寿与校同’。清华是1911年成立的，我是1911年出生的。”
杨绛：万人如海一身藏我爱我的祖国
“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1949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大陆的，为什么留下了呢？”
“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当时离开大陆有三个选择，一个是去台湾，第二个是去香港，第三种选择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
“为什么不出国呢？”
“我们的国家当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你们这一代是不知道，当时我们一年就有多少个国耻日。让我们去外国做二等公民当然不愿意。共产党来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也没有奢望，只想坐坐冷板凳。当时我们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们短命死了，就死在本国吧。”
“当时外国聘请你们，你们都拒绝了？”
“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以出国为荣，有些家长在孩子上小学、中学时就送出国了，对这种现象有何评价？”
“出国深造留学我不反对，但如果一个孩子没有任何文化根基就出国，出国后就变成外国人了。一被异化了。我不赞成很小就把孩子送出国。中国已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不比任何西方文化差。出国留学可以学习人家的技术，但不能丢了文化根基。我十分爱我们的文字，几千年中国的统一靠的就是汉字。你流浪到广东去了，听不懂他们的话，只要用汉字‘告一个地状’，人家就会向你抻出援助之手，你就可以回家。这就是中国汉字的好处。假如是拼音文字，一个村两头的读音都不一样，发音随着时间也变化。中国地域广大，可能都说同样的语音吗？”
“现在台湾又搞了一套拼音来给汉字注音，你认为这会产生什么后果？”
“越南和中国以前用同一种文字。越南成了法国殖民地之后，法国人首先灭了他们的文字，改为拼音。我们出国时在船上碰到一个越南人，他痛哭流涕地说本来我们同用一种文字，现在不同了。那个人姓吴，可是拼音一变就成了“鹅”了，我都不记得是什么声音了。我们中国的文字是统一全国的保证，因为文字的统一保存了我国几千年的文化。无论成吉思汗还是满清王朝，他们统治中国之后，都被中国文化同化了，这可以看出我们文化的生命力。现在台湾搞的这一套完全是在搞分裂。汉字现在已有了繁体字和简体字之分了，如果注音方法再不一样，那就完了。我们要想统一祖国，统一文字是非常重要的。”
“我十分理解您的爱国之情，可是国内历来的政治运动让你们吃了不少苦，现在后悔吗？”
“没有什么后悔的，人话着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现在许多年轻人出国就是为了挣钱享受。活着为什么？挣钱，然后花钱，花钱又挣钱，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老一代有许多人活着不是为了挣钱，还有一种理想的追求。”
“你已是九十高龄的人了，你是怎么看得生与死的？你怕死吗？”
“生、老、病、死都不由自主。死，想必不会舒服。不过死完了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我觉得有许多人也不一定怕死，只是怕死后寂寞，怕死后默默无闻，没人记得了。这个我不怕，我求之不得。死了就安静了。”
张岱年：直道而行直道而行
做为“当代中国十哲”之一的张岱年先生今年已91岁高龄了。他在27岁便完成了洋洋50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这是继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上卷）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之后的第三部极为重要的中国哲学史专著。张岱年的一生可用四个字概括之，曰：“直道而行”。据冯友兰为《张岱年文集》所作序中说，张岱年有个学生爱好篆刻，想送导师一枚闲章，问先生刻什么字好。张岱年说就刻“直道而行”四个字吗！冯友兰闻之感叹曰：“此张先生立身之道也，非闲章也！”
“直道而行”见孔子《论语》，就是耿直、刚毅、充满正气，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部随风转舵，坚持原则。
张岱年家住北京大学中关园一套十分普通的单元楼里。当我们按响门铃时，心也不由随着门铃声叮叮咚咚地跳得急了。听到有人答应，可是窸窸嗦嗦半天没人开门，正纳闷，门被打开了，一位老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不由吃了一惊，先生居然亲自为我们开门！在采访张岱年之前曾翻阅过先生学生的一些回忆文章，说家中来客先生必亲自开门相迎。果然如此。先生将我们让进他的书房兼客厅内，我们一下便被满屋的书包围了。书架对书已没有了约束力。四处都是。顺着书架码起一层层的书籍、报刊和杂志。在屋的正中央有一个不大的小圆桌。年代久了，手一按便咯咯作响。这时先生从门厅那边过来了，慢慢地挪着步子，鞋子和水泥地板磨察着发出窸窸嗦嗦的声音。不长的一段路挪了好一会。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等开门等了这么久，那窸窸嗦嗦的声音正是他挪步的声音。我连忙起身去扶他，却见他坚定地向我摆了摆手，嘴里叨口念着，我行，我还行。其实，我们知道先生病了一年了，刚刚病情好转归家不久。等先生坐下来，我便问了第一个问题，可是他却听不见，这样我只有对着他喊。我喊出的问题是：你是如何对待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被我喊出来显得十分怪诞。既便如此他还是听不清，于是我只有写成纸条让他看了。这样先生手中捏着纸条，开始回答问题。他的回答显示着哲学家的睿智和思辩，思路清晰，滔滔不绝。他始终盯着那小纸条，目光专注，仿佛所有答案都在那纸条上。为此摄影记者无论怎么转换角度也拍不出一张显示着他充满了智慧目光的照片。无奈中我只有从他的对面，移到他身边，趴在他耳边喊。他听到了，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我喊道：“一生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先生说：“咳咳……”我喊：“你可以点出他们的名子！”先生说：“咳咳……”于是我只有住口，也许他正进入一种回忆。果然，不久他便开口说话了。先生说：“在学术方面有两个20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对我影响比较大，一个是罗素，一个是怀德海。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和怀德海的过程哲学一直影响着我。怀德海的过程哲学认为世界的存在就是一个过程，过程才是最根本的。我最佩服的哲学家是恩格斯，另外还有马克思和列宁。”
“一方面我赞成罗素、怀德海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我又赞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辩证法，再结合中国的优秀哲学传统，来发展当代的中国哲学”。
“那么中国当代学者谁对你影响比较大呢？”我喊，我喊。
“一个是冯友兰，另一个是张申府。张申府是我的一个老兄，他赞同唯物论，又赞成罗素的分析方法。我同意他把唯物论和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的哲学观点。他常讲一句话，‘列宁、罗素、孔子三流合一’。他要把列宁、罗素、孔子三种哲学思想结合起来。可惜他没写出书来。我这一生主要从事三项工作。一个是研究中国哲学史，一个是研究哲学理论问题，另一个是研究文化问题。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所用的分析方法上，我和冯友兰先生的观点比较一致。在哲学理论方面我和冯友兰先生有比较大的区别。他赞同心理学，其实就是客观唯心论。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后来他放弃这种思想，接受唯物论了。在哲学理论方面我和张申府比较一致。”
“那么一生中你最遗憾的事件是什么？”
“我一生中最遗憾的事就是在57年多说了几句话，结果被戴了右派帽子，经过5年才摘帽，摘了也不行，到79年才改正。”张岱年提起这段往事不由笑出声来，我正觉诧异，他脸上却露出了遗憾。“可惜呀？20年中我什么工作也不许做。从50岁到70岁20年里光阴虚度。咳咳……从70岁到90岁又做了20年的工作，可惜精力差多了。”
“那么你一生中最幸运的事呢？”
“那就是我早年从北师大刚毕业，经冯友兰先生和金岳霖先生推荐，到清华当助教。这是很幸运的事。一个大学本科生毕业就能上讲台，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这也是我一生学术生涯的开始。所以我很感谢冯先生和金先生。”
“你桃李满天下，那么谁是你最得意的门生呢？”
“有好几个，一个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叫程宜山。文革前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他家境贫寒，为人忠厚老实，学习十分刻苦。搞起研究工作不要命，49岁那年就去世了。可惜……咳咳”。先生说到这里顿住了，脸上泛起暗然之光。“还有几个老学生，一个是清华的教授刘鄂培，还有一个叫李存山。李存山对我的思想比较了解，现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主编。另外，衷尔钜也不错，是我的第一位研究生。”在点了几个人的名后，先生又停了下来。末了，他说：“我有一个学生最让我放心不下。”我问：“谁呀？”先生说：“他叫范学德。”先生说到这个名子时目光一下投向了窗外。先生说：“89风波时，有人说他到了天安门，其实他没去天安门。当时他刚好从沈阳派到中央党校学习。后来他被开除了党籍。他本来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受了这个打击后，他到了美国，现在成了一个基督教徒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