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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341-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7节

小说: 341-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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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不论汪东兴还是郭玉峰,对审干结案、安排工作的大事,却都只字未表。即便对老同志在生活上必须予以照顾的这种小事,郭玉峰回到中组部后也滴水未漏,更谈不上开会传达。老干部们又一次掀起了张贴大字报的高潮,愤怒声讨郭玉峰欺上瞒下的两面派勾当,要求党中央尽快撤换他。否则,所谓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只能是又一场白日梦!    
    这样,郭玉峰才不得不浮皮潦草地传达了汪东兴的那点儿指示。但传达归传达,行动还是不见影,正像一张大字报引用的《马太福音》中的那段话所说,他眼中的梁木还没去掉,怎能看清世道真谛!    
    1977年12月初,郭玉峰只能打点好他那只公文包,永远离开了那个由他把持了十年、令人望而厌畏的大院。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竭力举荐胡耀邦接任中组部第一把手。由此,中共中央组织部重新焕发出昔日之光彩。    
    对郭玉峰来说,这种结局也许使他有些想不通;但在大众心目中,这种结局是理所应当的。1980年11月19日,在研究华国锋同志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些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在干部工作问题上,讲了这样一些话:    
    ……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同志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那个方法……    
    虽然这是后话,但从中不难看出,从“文革”伊始到离开中央组织部,郭玉峰究竟主要扮演了何等样角色是明明白白的。    
    另,在宋任穷交给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宋任穷回忆录(续集)》中,谈到他在耀邦之后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写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组部是受到林彪、康生、江青严重干扰和破坏的一个单位。粉碎“四人帮”之后,郭玉峰继续坚持错误路线,给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造成极大困难。    
    这样,郭玉峰在中组部期间的作为,就更加明明白白了!


重振“党员之家”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1977年12月15日早上八点整,胡耀邦来到了中央组织部,组织部前院顿时鞭炮齐鸣,烟花朵朵。院内的老老少少,激情满怀地欢迎胡耀邦的到来。街上行人不知内情,都好奇地驻足凝望,西单商场的一些顾客也纷纷跑来踮足围观,不知这个过去老是铁门紧闭的大院,究竟发生了何等大喜事。耀邦带着他的秘书小梁快步登上了办公楼,立即召集处级以上干部开会。耀邦在会上说:今天只向大家报个到,见见面;中央党校那边还有一些事需要交代一下,过几天再来正式上班,和大家一道工作。    
    12月19日,耀邦正式到中组部上班,召开了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动情地讲了许多话。组织部不少同志向笔者回忆说,耀邦这次见面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那句话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耀邦说:“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他说这一时难以说得清。他说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这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河北丘县的“国民党”大案、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究竟伤害了多少自己人,也没法说得清。还有建国前囿于历史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案,如被捕被俘人员问题、延安“抢救运动”的遗留问题、“红旗党”与其他一些地下党的悬案、一直推到当年苏区的大杀“AB团”的冤案,等等,又有多少冤魂在呼求平反昭雪,谁能说得清?所以说,这叫“积案如山”!    
    耀邦说:对于建国后和“文革”中每一项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被冤屈同志的政策,固然是党的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而对于建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或战争环境的影响,还是受康生等人的阻挠破坏而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彻底的,我们组织部门也要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是,阻力是很大的。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还是很多的。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难其苦都如登喜马拉雅山,所以说“步履维艰”!    
    耀邦说:不管如何“维艰”,我们也要有“会当凌绝顶”的决心。为此,他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两个要求:    
    一、要求大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一扫这些年来“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恶习;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把郭玉峰们过去紧跟“四人帮”们的那股习习阴风一扫而光。    
    二、“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散会后,他立即采取了一个大动作:把中组部所有还在“靠边站”的老同志——杨士杰、张策、章蕴、曾志、蹇先任、陈野苹、何载、吕枫等几十位部局级老干部,一一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谈心,说是“与很多老同志好久不见面了,叙叙旧”。他请这些老同志帮他分挑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重担。    
    谈完话,他立即给这些老同志分配了工作——    
    杨士杰,协助统管整个中组部工作,等中央批准后再正式宣布为副部长;    
    陈野苹、蹇先任负责老干部接谈组,专门接待来访的老同志;    
    章蕴、曾志两位老大姐负责已经作了结论的老同志的工作分配,具体事务由吕枫负责;    
    成立了阵容庞大的干审局,有一位局长和六位副局长,其首要任务就是落实干部政策。不久,曾被错划为“右派”的何载,就接任了这个局的局长……    
    如此放手大胆、雷厉风行,是中组部很多同志始料未及的。从此,“党员之家”美名重新大振。1978年1月,即耀邦到中组部安排就绪后的第一个月,每天就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全月来信达六麻袋。


重振“党员之家”“对夏衍、楚图南……这样的老同志,怎么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

    在这许多来信中,有一封原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二百零五位干部的联名信。由于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原属一千多名干部中的八百多人已被分插到有关各部,只有这二百零五位干部一直“没人要”,特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求助。    
    他们在信上说: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我们都欢欣鼓舞,振奋异常。但身染极左路线遗毒的一些人一直剥夺了我们的工作权利,还说我们是“社会糟粕”。我们强烈要求继续为党为人民服务。    
    信末署名的有副部级干部五人,司局级干部十四人,处科级干部八十六人,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科级以下干部一百人,其中包括曾担任对外文委副主任的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陈忠经等同志。    
    耀邦看了信愤愤地说:“这简直是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怎能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的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他随即指派干部组负责人与国务院政工小组取得联系,共同组成了一个工作组,由干部组的成员成鞘伯带队,前往调查研究。    
    工作组兵分数路,跑东城走西城,一一看望了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同志,分别召开了七八次座谈会,请所有长期受压抑、遭冤苦的同志畅所欲言。这二百零五位同志都深受感动。他们表示:没想到给中组部的信发出不久,中组部就派人深入了解下情,“党员之家”的传统终于又回来了。有人在座谈会上当场赋诗抒怀:    
    一年两年十余年,只耗草料不耕田;    
    等闲白了少年头,原来“四害”是祸源!    
    一月二月三四月,除了“四害”心欢悦;    
    东风浩荡春光好,只争朝夕情切切!    
    工作组更是快马加鞭。他们前后忙了十余日,关于这些同志为何久久不能安排工作的《情况简报》就送到了耀邦面前。耀邦阅后批下这几行字:    
    ①这个材料很值得一看;    
    ②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限定时间,做完该单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处理;    
    ③立即考虑其他单位也推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办法。    
    依照这个批示,中组部立即从中央有关部委借调来一批干部,把临时的干部分配组充实后改称为干部分配办公室,吕枫为主任,下设若干组,不但迅速解决了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二百零五位同志的工作安排,还统一领导了对中央各部委“靠边站”的六千多位干部的工作分配。


重振“党员之家”“我一定向耀邦同志汇报,请你放心!”

    消息疾如风,迅速传遍中央各机关、各学校的每一个角落。中央民族学院(即今天的中央民族大学)讲师郑仲兵听说中央组织部果真又成了“党员之家”、“干部之家”,立即用街道公用电话给中组部打电话,明言要找胡耀邦。接话的人回答:“耀邦同志现在已外出办事,由上访干部接谈组负责人陈野苹同志接谈行不行?”仲兵说了声“行”,就与陈野苹在电话中谈了起来。    
    郑仲兵说:“‘文革’之初,谢富治主管的公安部大肆推行《公安六条》,滥杀无辜,我私下表示过不满,并说过谢富治、江青、中央文革与林彪也有摩擦等,就被打成‘诋毁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两次被关进监狱,后来在干校土牢中又被关了四年,遭到长时间的折磨,差点送了命。现在粉碎了‘四人帮’,虽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这段冤情一直无人予以昭雪,能不能请耀邦同志在百忙中过问一下。”    
    “好的!”陈野苹说,“我一定向耀邦同志汇报,请你放心。”    
    不久,中央民族学院校园里的几只大喇叭同声呼唤郑仲兵,要他听到广播立即赶到院党委办公室有要事传达。郑仲兵听到广播怦然心动,不知为何声势如此之大。他满头大汗地跑到院党委办公室才得知,原来是胡耀邦要他火速去谈话。等他倒了两次车赶到中组部,又不巧:耀邦正临时主持一个紧急会议,他指派中组部宣教局长代他接待郑仲兵。    
    “我受耀邦同志的委托,向你传达几句话。”这位局长说。“耀邦同志说:一、这些年你蒙受了不白之冤,向你表示慰问;二、你的问题很快就会圆满解决;三、请你写一份有关谢富治问题的材料。耀邦同志等着要……”    
    后来,郑仲兵写的这份材料,也被列为中央发布全党的“谢富治指使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的依据之一。    
    而且在郑仲兵与中组部的同志接谈后不久,公安部就给郑仲兵作出了平反结论,结论写道:“两次对郑仲兵同志拘留审查,是由林彪、‘四人帮’及谢富治的迫害所致,纯属冤案,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公安部几位局长会见郑仲兵时指出:平反结论是胡耀邦同志指示,赵苍璧部长布置,凌云副部长负责写出来的。    
    1979年秋,正值胡耀邦兼任中宣部部长时,郑仲兵被调到中宣部工作,他感到无比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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