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1-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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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希同被毒打的那天，又被彻底打砸抢了一回；全家大小人所有值得留恋保存的纪念品，都被搞了个精光！现有的照片，都是耀邦同志帮他推倒了他那“三座大山”以后照的。
听了这些，我也深为惋惜！
朱秀玲母女俩与我谈了两个多小时，从葛佩琦之彻底平反一直谈到他离开人世，使我对他这一生的最后岁月，大致有了个轮廓分明的印象。
原来早在那悲剧色彩渐趋淡化，喜剧氛围日益浓厚的时候，葛佩琦大冤案彻底平反的消息就逐渐广传于海内外：
1982年12月7日，《光明日报》首先发表了葛佩琦的《回忆“一二·九”革命学生的爱国主义运动》一文。这是得了中宣部一位副部长的提求，冲破了有关当局不准其“右派改正”的消息见报的樊笼。
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第二篇文章：《新宪法肯定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
12月18日，《光明日报》报道，《葛佩琦同志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已得到改正》。
12月19日，《羊城晚报》发表了石湾的《两访葛佩琦》，香港《文汇报》全文转载，许多省市文摘报和地方报纸都作了摘编。
由于这些传媒的广泛影响，葛佩琦先后收到了近千封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有的人还从天津、上海、长沙、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地专程来看望他，真诚祝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全面恢复，祝贺他从十八层地狱中重新露头，呼吸到了充满活力的清新空气。
1985年“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前后，全国新闻出版界的同志们又给他许多真挚的关怀与激励。当年年初，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广场》第一辑，就对葛佩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作了长篇介绍；当年3月3日，上海《文汇报》星期日增刊以《葛佩琦轶事》为题，对这篇介绍作了摘要；5月号的《中国青年》杂志刊发了青马的《痛苦与微笑构成的人生——访葛佩琦》；6月，《文汇月刊》发了叶永烈的《离人泪——葛佩琦传》；9月9日，安徽《阜阳日报》登了王天襄的《葛佩琦的界首》；12月8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葛佩琦本人写的《我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同日，《天津日报》发表了《葛佩琦其人其事》；12月9日，《北京晚报》发表了王晓阳的《抚今追昔忆纵横——访“一二·九”运动时期北大学生领导人之一葛佩琦》；12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机关报《中国人民大学》发表了周建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上光明之路——访“一二·九”老战士葛佩琦同志》；1986年4月5日，北京市委的《支部生活》月刊发表了李海鸥的《三中全会前后的葛佩琦》……
直到九十年代初，一些报刊仍在发表介绍有关葛佩琦的文章，特别是关于他的冤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0年12月《法律咨询》刊登的《葛佩琦冤案真相》一文，该文在1991年1月被《文摘旬刊》等文摘报所转载。
这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9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要目刊登的《胡耀邦六年批阅人民来信两千件》，第四版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邹爱国、张严平的长篇通讯《六年两千件——记胡耀邦同志处理人民来信》。葛佩琦触景生情，立即想到耀邦同志对他的要求平反申诉信的批示。当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二版以最显著的位置，刊登了他的《总书记批阅的第两千零一封人民来信》一文，详细叙述了他去耀邦家上访的经过。满纸溢透着他对耀邦同志帮他推倒“三座大山”的感激之情。
1984年6月，即葛佩琦被恢复党籍的一周年之际，他的一些老同学、老战友聚会于北京烤鸭店，热烈祝贺他的冤案彻底平反。他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此刻劳动人事部的顾问刘子久即席赋七绝一首，以表贺忱：
中州风雨忆当年，与君共读马列篇；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
1987年1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以校长袁宝华为主任的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讨论通过，确认葛佩琦为教授。
1988年2月17日，春节。19日，大年初三，当年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学，搞了五十三年来从未有过的春节大团拜。陆平、韩天石、邓力群、刘导生、吕东、朱穆之、袁宝华、孙思白、谢邦治、顾大椿、任继愈、甘重斗、胡昭衡、佟成、刘祖春、田价人、沈学祯、刘玉柱、杨锡钧、纪坚傅、孟桂芝、李小慧、刘居英、汪鸿文、叶修直、关士聪、刘火、李兆翔、白文治、于克三、姚震江、朱国平、张震寰、吴承明、宋尔廉、王寿仁等人，与葛佩琦忆昔思念，无不感喟万千。
葛佩琦把刘子久书写的“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那首诗，裱成条幅，从八平方米的“96陋室”，到二十九平方米两间平房新居，再到教授楼的四十二平方米的宽敞住房，都把它挂在中堂，随时目诵，永志不忘。
他戴着一千六百多度的老花近视镜，有时再加放大镜，吃力地书写自己一生的艰苦奋斗，重史实而几乎不加个人评论，内中虽然也写了已成往事的“道路坎坷”，但也仅寄望于后来者从中汲取教训，不再酿造“窝里斗”的亲痛仇快的事。
同时孜孜不倦地甘为人梯。他辅导的那些高中毕业生有六人跨进了高等学府，内有一人还摘取了美国博士冠。
他们自己的孩子也都挺有志气、挺坚强。大女儿在北京教育学院任副教授；被“老子英雄儿好汉”们打坏了一个肾的儿子和他的妻子，大学毕业后去加拿大留学；三女儿、四女儿都在日本获得了硕士学位。三女儿回国后正工作于一家企业。
小女儿更奋发要强，聪明绝顶。中学六年，每年每门功课都是五分。哥哥姐姐们去农村插队，她去安定门的一家拉毛围巾的街道小厂工作。上下班坐电车或在家做饭照顾妈妈时，也抢分夺秒地背外文单词；考上大学时，她已熟练地掌握了英、德、日三国文字。令人痛心的是，1981年她去日本留学突然失踪。后来在一处海滩上发现了她的遗体，全家人悲恸万分，她的老师同学闻之也无不痛惜！
“我们没正式复婚。”朱秀玲说。“我们都七老八十了，我又长期患病。我曾劝他再找一个，能好好地照料他。他很生气地说：‘我不要你管！’事实上我们在互相照料。他常来看我，我也常去看他。他请了一个保姆，上午在他那里，下午就来照顾我——给我弄吃的或洗洗衣服；如果我住了医院，这位保姆也去照看照看……”
朱秀玲的这一席话使人觉得，葛佩琦过去曾经为朱秀玲在那种特殊困境下提出离婚而在心中积下的冰疙瘩，已经随着全家悲剧色彩的淡化而消融了。
朱秀玲继续说，她的生日是阳历8月1日，她和葛佩琦结婚纪念日是8月6日。1992年8月1日，葛佩琦在自己的住处备了一桌菜，买了一瓶葡萄酒和几瓶啤酒，把朱秀玲和在北京的孩子们都叫了去，葛佩琦说：
“双喜合在一起过吧！”
朱秀玲问：“什么‘双喜’？”
葛佩琦说：“咱俩的8月6日，这都忘了？”
朱秀玲这才恍然，眼前顿即闪现1943年在汉中西北医学院这一天的情情景景，不禁情欲唏嘘而强忍。
“明年就是咱俩的金婚纪念日了！到了这一天，把好友们都请来，好好地庆一庆！今年就是自家的孩子们，就算复婚了吧！”
这时朱秀玲再也忍不住早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孩子们也都悲喜交集地心房颤动。是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只可惜，全家最小的成员希成，没能见到这“合家欢”！
更可惜，葛佩琦没有等到他与朱秀玲的“金婚”这一天，1993年1月13日上午十一时五十五分，因心脏病抢救无效而辞世，永远离开了朱秀玲和他们的孩子们。朱秀玲和孩子们悲怆万分！新华社为他的去世发的电讯，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电讯中这样写道：
葛佩琦同志1911年生于山东省平度县，1935年参加革命，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在“一二·九”运动时期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是当时北大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之一。他曾两次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表现出革命者的气节。他多次受党指派，在国民党军政机构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不顾个人安危，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葛佩琦自1951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并被捕入狱，虽长时间蒙受冤屈，但他襟怀坦白，心胸开朗，正确对待个人不幸遭遇，保持革命者气节。1975年获宽大释放。1980年在党中央直接关怀下获平反，1983年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党的组织关系。
葛佩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刚直不阿，心胸豁达，对革命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在冤案平反之后，他以新的姿态投入四化建设，抱病著述，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人民贡献一生。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以老革命的身份自居，始终保持一个革命者的本色。
1月19日，人民大学校园内公布了葛佩琦教授治丧小组名单。其小组成员是：韩天石、朱穆之、陈忠经、刘导生、刘玉柱、刘居英、曹振之、孙思白、顾大椿、胡昭衡、宋尔廉、袁宝华等人。
1月25日，当年共同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邓力群、朱穆之、吕东、袁宝华、韩天石、刘导生、顾大椿、刘居英、任继愈、唐敖庆、胡昭衡、孙思白等人聚会，悼念他们的老同学老战友葛佩琦。他们回顾了葛佩琦传奇般坎坷曲折的一生，高度赞扬他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心胸豁达，忍辱负重，刚直不阿，坚信真理，坚信中国共产党，对革命信念始终不动摇的崇高精神。
1月31日，在八宝山公墓，为葛佩琦教授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
葛佩琦遗体周围鲜花簇拥，灵堂四壁前架满了花圈。
灵堂入口上方，是一幅白布大横额——“葛佩琦永垂不朽”，两边悬挂着“一二·九”老战友们的长幅白布挽联：
守真理不怕吃苦，下煤井坐铁窗，全不在乎；
为革命情愿献身，跛一足眇一目，何足道哉！
灵堂内，在“葛佩琦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的横幅两边，悬挂着“一二·九”老战友们的又一长挽：
直言遭误解，历尽坎坷无怨怼；
丹心永不泯，常留清望供追思。
胸前戴着小白花前往告别的老同学、老战友、邻居、难友、新老弟子等等，将近千余人。
1994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葛佩琦回忆录》。上海《报刊文摘》以《“我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大右派”葛佩琦平反记》为题，对《回忆录》中的有关章节作了极其精要的摘录。在出版前，葛佩琦还在世时，已是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的他的老同学罗竹风，以《出生入死，艰苦卓绝》为题，写了一篇《读〈葛佩琦回忆录〉感怀》。罗竹风回顾了这位老同学的一生后感叹道：
像葛佩琦这样一位苦出身、根子正、忠心耿耿，一贯为党为人民正义事业奋斗的好同志，却以莫须有的罪名，罗织成“罪”，含冤受屈长达几十年，这只能说在劫难逃或者时代的悲剧！
是的，这“劫”从何来，“悲”从何生，是值得今天和后世一切心存良善的人们好生思索的！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革命节骨眼儿的一封“检举信”
伊玛尼（IMAN），阿拉伯语，意为“信仰”、“信德”，即崇奉伊斯兰教的人，对“先知穆罕默德从安拉那里传来的一切”诚心承认、确信无疑。其具体信条是：信安拉，信天使，信经典，信先知，信末日，等等。
1951年年初，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突破三八线直指汉城，国内正加紧镇压反革命、搜索暗藏敌对分子。公安部收到了一封检举信，说有人于抗日战争期间，在天津以南沧州为中心的冀鲁边区，秘密组织了一个“回民执行委员会”，又称“伊玛尼党”，借助在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党徒，组织回民武装。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反革命集团”仍在继续活动。
这个被揭发的人是谁？据“揭发”人说，他叫丁溪野，他还组织过“伊玛尼委员会”、“和平党”、“回教青年反共同盟”、“保卫伊斯兰教委员会”、“伊斯兰同盟党”等反革命组织。他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