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正向战场作战记-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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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
毛泽东还进一步预见到中国抗战必须采取正规战与游击战两种作战样式；而游击战的实施，又必须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并以广大乡村为游击战的战场。在国防会议召开前的8月4日，毛泽东电告中共代表向会议提出“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以游击战攻敌侧方或“威胁敌后方”的意见；同时指出：“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２〕但这一正确的建议在当时尚未引起国民党主要决策者的重视。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提出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意见，如9月25日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要“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等；11月上旬，上海、太原相继失守，毛泽东明确指出：“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应“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以坚持长期游击战争，配合正面作战，“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３〕这时，国民党主要决策者虽然对游击战的内涵尚未取得与共产党一致的看法，〔４〕但从近半年的战争实践中，也开始认识到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对持久抗战的重要意义。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的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武昌制订《第三期作战计划》。其作战方针是：“国军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同时从新构成强韧阵地……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其作战指导要领是：“现在我军战法，应于硬性之外，参以柔性，务在交通要线上纵深配置有力部队，使任正面阻击战斗；同时组织训练民众，使连合军队共同施行游击，以牵制、扰乱、破坏敌之后方，前后呼应。敌攻我正面，则游击队由各方进击；如攻我游击队，则不与决战，使其前进迟滞。”〔５〕这种战法，已包含了在敌人无法占领的广大农村发动游击战、以与正面作战相配合的意图。1938年1月12日，蒋介石在开封召开的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上第二次讲话中也说：“今后我们在战术上最要注重的一点，就是别动战（游击战）与其他正规战一定要配合起来。如果只有别动战而没有主力战、阵地战等正规战，或只有正规战而不注重别动战，都不能尽量抓住一切机会来击破敌人、消灭敌人，使长期抗战得到有利的进展。所以我们一方面要遂行主力战、阵地战等正规战，一方面要扩大别动战。”〔６〕
第一部分：绪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在 2
当然，对这个问题讲得最明白的还是毛泽东。他认为：全部问题就在于中国这个大而弱的进步中的国家，被小而强的日本帝国主义所进攻，于是抗战的长期性问题，初期失地甚广的问题，日军兵力不足在其占领区内必然留有空虚的问题，大规模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坚持和发展问题，等等，便都由此发生了。他除了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名著中对这些问题作了十分深刻详尽的论述外，在1938年3月3日对陕北公学学员还有精辟的讲话。他说：“即使日军占领了我国大部分土地，我们还有两个致敌人于死命的区域——内线和外线两个作战区域。内线是云、贵、川、湘，外线是日本占领的大片土地。日军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决战，同时得到了乡村、小路的持久战，城市速决战它胜利，乡村持久战是我们胜利。”〔７〕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内线”就是指正面战场，“外线”就是指敌后战场。虽然这时还未使用“正面战场”、“敌后战场”这两个术语，但在概念上对中国抗战存在着两个战场，即两个作战区域的问题已说得非常清楚了。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中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中共中央于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研究新形势下的方针与任务。10月12日，毛泽东在总结了抗战15个月的经验后指出：“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到了战况确实证明不利于我而放弃则反为有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军力为原则。”“敌人占领武汉之后，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将更形暴露了……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之弱点所给予他的极大困难，必将发展到他的进攻阶段之最高度，这就是我之正面主力军的顽强与我之敌后庞大领土内游击战争的威胁，所加给敌人兵力不足（他不能足）与兵力分散（他不能不分散）现象上的极大困难。这一形势——在敌则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在我则正面防御与敌后威胁，这是敌之极大劣势，我之极大优势……在日本的整个国力上说来，他要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内镇人民，他只有那么多的力量，可能使用于中国方面的用得差不多了。并且在其正面与占领地内必须对付的广泛战争还依然存在……我们及全国人民必须看到这些地方，不为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之丧失所震惊，赞助政府调整全国之作战，有计划地部署粤汉路、陇海路、西兰公路及其他战略地区之作战，部署庞大敌后地区之游击战争，捉住敌人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给以更多的消耗，促使更大的分散，使战争胜利地与确定地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这是全国当前的紧急任务。”〔８〕毛泽东将这些意见亲笔写信给蒋介石，委托周恩来于１９３８年10月4日在武汉当面转交。〔９〕
1938年1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衡山的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研讨新的战略战术。蒋介石对形势与任务的分析，与毛泽东基本一致，认为日本使用的兵力已达极限，无力再发动大规模攻势。军事委员会据此拟订了“第二期作战之战略指导”。其方针为：“国军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为前方，迫敌局限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１０〕蒋介石在其手订的《第二期抗战之要旨》中还提出了“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作战原则。会后调整战区划分和兵力部署，增设鲁苏与冀察两个战区，配置12个师的兵力从事敌后游击战；其他战区也各以三分之一的兵力从事近距离的游击战。〔１１〕
中共代表周恩来这时已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出席了南岳会议，并就游击战问题作了重要发言。会后在衡山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自兼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为教育长，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另有数位八路军高级干部担任教官，从各战区抽调军官七八百人接受训练。这些都说明：国民党主要决策者们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实践，对两个战场的地位与相互配合作用，认识上与部署上更加明确了。
中共领导的八路军，这时不仅已在华北敌后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西南和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华北敌后战场，而且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也已在大江南北发动华中敌后游击战，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1938年11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以八路军“忠实奋发、迭予敌重创”，致电朱德、彭德怀，对部队“传谕嘉奖”。1939年1月9日，蒋介石还致电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吕正操部作战勇敢，殊堪嘉勉，尚希转致嘉勉。现第二期作战期内，中央决定培植新力量准备将来之反击，我华北游击队应乘此时期加紧游击，以牵制、消耗敌兵力，扰乱后方。希转饬继续努力。”〔１２〕中国抗战区分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大作战区域的战略格局和基本部署，从太原失守后开始形成与确定下来，直到抗战胜利。1943年7月2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六周年宣言》中，正式使用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提法。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文电文告中则使用“正规战”与“敌后游击战”、“野战部队”与“敌后游击部队”、“基本战线”与“敌后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等提法。
第一部分：绪论统一战略下两个战场的合理分工
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以空间换取时间而达到持久，在持久战中消耗敌人而争取最后胜利。国共两党对这个方针的提法是统一的。总的战略格局是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个作战区域——两个战场，采取正规战与游击战两种基本作战样式，互相支援，互相配合。这一点也有共识。但究竟如何具体分工、部署与实施呢？1937年8月，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出席国防会议的时候，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会议提出持久战的基本战略和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以及发动人民武装自卫战等外，还提出以下各点：“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但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同时还强调发动人民武装自卫战的重要性，认为“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１３〕
为了搞好与友军的关系，为了使国共两党的分工明确和配合密切，毛泽东还指示红军将领：“同各方接洽，在积极推动抗战的总方针下，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自夸红军长处，不可说红军抗日一定打胜仗，相反要请教他们各种情况，如日军战斗力、山地战、平原战等等红军素所不习的情形，以便红军有所根据，逐渐克服困难。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以致失去其长处。这些都应着重说明。根据山地战和游击战的理由，红军要求位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向沿着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作侧面的袭击战，配合正面友军战略上的行动。红军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也要使他们知道。”〔１４〕
经周恩来等反复说明，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同意八路军的作战任务为：充任战略游击支队，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牵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１５〕
这便是在抗战之初经过国共两党郑重磋商取得共识和谅解而确定的战略分工与战略部署，即国民党军（毛、周电文中所说的“友军”）担任正面战场作战，以打正规战为主；八路军担任侧面及敌后作战，以打游击战为主，并且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应该说，这一分工和部署，本身就是统一的战略方针的一部分。后来的两个战场的形成，正是这一方针的合乎逻辑的发展。1938年4月3日，中国国民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关于加强敌后游击战，也有这么一条原则的规定：“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捍御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１６〕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军从华北、华东、华中到华南，到处都受到中国军队从正面、侧面和后方的包围与夹击，陷入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证明了上述分工和部署是正确的。正如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中所说：“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来说，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１７〕
如何理解八路军在总的战略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呢？毛泽东在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如下一段非常透彻的说明：“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