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正向战场作战记-第1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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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上官兵除个别幸存外全部牺牲。24日，武汉、葛店同时放弃。陈绍宽率海军总部人员乘“永绥”舰转移至长沙。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海军先后击沉、击伤日军舰艇及运输船等共50余艘，击落日机10余架；中国海军的“中山”舰、“江贞”舰及5艘“宁”字炮艇、若干艘快艇被炸沉，“永绩”舰等多艘舰艇受重伤，将士伤亡1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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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期间，日军悍然不顾1925年日内瓦协议和国际法，大量使用毒气。据日方记录，在进攻武汉过程中，日军共使用毒气375次，发射毒气弹4万发以上，〔27〕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忍。其实，日军使用毒气并非自武汉会战时始，早在1937年7月27日，日军参谋本部就在“临参命”第65号命令中命令将野战毒气部队第3、第5大队及第1野战化学实验部队派往华北战场。日本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于7月28日给“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命令，规定可“适时使用催泪性毒气”。8月31日，再增第1、第2野战毒气厂和野战毒气第13中队到华北。淞沪会战时，又将野战毒气第6中队、第7中队，可射毒气的迫击炮2个营和第2野战化学实验部队等配属给“上海派遣军”。会战初期，日航空兵曾对海宁、江阴要塞投过毒气弹；后期在进攻罗店、浏河、嘉定时也使用过毒气。
1938年4月，闲院宫载仁根据日军毒气部队在中国使用的总结，又下达了可使用喷嚏性毒气的命令。徐州会战时，配属了3个野战毒气大队，多次使用毒气。并在会战结束后，写出《毒瓦斯之使用战例》，作为实施毒气战的指导文件。至武汉会战时，日军不仅大量使用毒气，而且又增加使用更毒的窒息性毒气。此后，日军侵华部队中的毒气部队逐渐增加。至1942年已有8个联队，每联队1500人。毒气的使用 ，给中国军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有10万中国军民在日军毒气的侵袭下伤亡。历史将永远记着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一暴行。
七、 会 战 简 析
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但就战略而言，则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日本大本营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为此还规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但是，中国政府既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华战争也未因日军占领武汉、广州而结束。中国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声明说：“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表示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戮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28〕而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大批的抗日人民武装成长起来，大片的国土又被收复。至武汉会战结束的1938年10月，仅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作战1600余次，歼灭日军５．４万人，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冀鲁豫、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十余块抗日根据地。用日军自己的话说，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２9〕因而可以这样说：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彻底粉碎
由于中国军队的坚强抗击，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用于进攻的编制人员约25万人，会战期间曾补充四五次人员，投入的总兵力当在30万人左右），发挥了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势，苦战4个半月，不但没有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没有使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和战斗力有所减退，反而使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第11军伤亡21886人，第2军伤亡9600人，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约３．５５万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为２５．６万人。很显然，日本发表的数字偏低，而军令部发表的数字则偏高。在日军战史资料、著作和日军被俘人员的交代中，日军各师团伤亡之人数并不相同，有的在半数以上，如第6、第106师团等；有的则较少，如第3、第16师团等。平均当在30％至40％之间，伤亡总数约10万人左右。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兵力益发感到不足，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保守。这就使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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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国力因损耗过巨而开始下降并“急剧表面化”
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物资缺乏，主要依赖输入，而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很强。据日军战史记载，“七七”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只不过十三亿五千万日元”；“而对日来说，对战争规模起着制约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它的黄金储备量。它意味着日本的正币储备量从最初就限定了这场战争（按：指侵华战争）的”。日本发动了战争，却又千方百计地“谋求早期解决”，为了维持侵华战争，“昭和十二年（1937年）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达到九亿六千万日元”。到翌年的6月，为了进行武汉会战，“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国内劳力、粮食、能源均感不足。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9年，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达61。56亿日元，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家的储备量，从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以致其参谋总长和陆相自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30〕大致在武汉会战之后，日军的编制、装备和部队战斗力，总的来看比会战前有所下降。这也是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治和军事战略，企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重要原因。
武汉会战中中国广大官兵总体上是英勇顽强的，曾大量杀伤日军，并给日军2个师团以歼灭性打击。但由于最高决策者及有些高级将领作战指导上欠妥，以致在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阵亡将士人数，军事委员会统计为254628人，日本统计为197439人），主要原因是战役上单纯地进行阵地防御，与日军拼消耗。
在装备技术条件远远劣于敌人的情况下，就不宜以阵地战作为主要手段。中国幅员广大，日军可以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而日军的惯用战法就是迂回包围，所以更不能以阵地战作为主要手段。应以运动战为主，以阵地战、游击战为辅，三种战法密切配合运用。为了保卫武汉，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战役作战上起其辅助作用的局部的阵地战，是可能和必要的。为着节节抵抗以求消耗敌人和争取余裕时间之目的，而采取半阵地性的所谓‘运动性防御’，更是属于运动战的必要部分。”〔31〕早在武汉会战开始前的两个月间，毛泽东在向国民党提出的战略计划中，就曾建议“为保卫武胜关及武汉而战”，应“用正面之阵地战，配合两翼之运动战。两翼运动战必须确定至少二十万左右兵力，长期位于平汉以东……非万不得已，不退豫鄂西，方能配合正面及西面诸军，有力地保卫武胜关及武汉，即使武汉不守，亦使敌处于我之包围中。”最后还特别强调：“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32〕
军事委员会及一些高级将领虽然对中共的建议有所认识，接受了部分内容，并将有的内容写进了作战计划之中，但到实际作战时，主要的仍然是只重视正面的阵地防御战，而忽略了两翼的运动战。在日军主力沿长江进攻武汉时，位于日军侧背的第三战区却按兵不动，既未向日军的后方及翼侧进行有力的攻击，也未对日军的后方联络线采取任何有效的袭扰和牵制行动。
即使从阵地防御的角度来看，在作战指导上也有不足与失误：兵力分散，以连绵不断的一线式阵地进行防御战斗，而且逐次使用兵力，缺乏有力的战略预备兵团；会战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处处追随在敌人行动之后，不少措施类似“挖肉补疮”；在指挥体系上，受人事关系影响过大，许多兵力调配不是以作战需要为依据，而是按派系及资历任官，职务与所属兵力不适应，造成“屋下架屋，床上叠床”的弊病；命令、报告的转达，自军事委员会至基本战略单位的师，要经过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5个层次才能到达，难免贻误战机。
当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在其《私人回忆资料》中所写《武汉会战之教训》比较符合实际。他认为：“（1） 指导计划固应按各时期情况适宜变更，但如变更频繁，有使作战军不能追随之苦。此次会战中之最高指导即有此弊。（2） 指导计划须顾虑部队现状及实力，尤其在持久战之基本原则上，其始终目的何在，似应预先计及，否则处处追随敌人，对作战试探性之处置，必难贯彻始终。例如此次武汉撤退时机，原来决定在8月底，后改为9月18日，又改为9月底、双十节。直至10月20日，领袖尚在武汉。于是转战数月之残破部队不能不在金牛、保安线上竭力苦撑，以致以后转移未能按照计划实施，陷于溃退。（3） 无训练部队绝对不能作战。如此次王陵基部见敌即溃，致影响全局战斗之处，实不胜举。（4） 对装备优良之敌，以诱至山地决战有利。因一到山地，则敌之优点即难发挥，结果与我相等，而我再以旺盛的精神临之，必易成功。如万家岭之役是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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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武汉会战时任国民政府苏联总顾问的亚·伊·切列潘诺夫（亦译契列帕诺夫）在其回忆录中也有关于武汉会战的看法，可作为参考。他说：
“武汉保卫战在我到达中国以前就开始了，自从7月21日日本占领九江后，武汉的战局形势就紧急，当时我们军事总顾问德纳特芬（后调回国，由切列潘诺夫接替）就向军事委员会统帅建议要调集机动部队，分别从江南、江北不断地袭击进攻武汉的日军，来牵制日军，这就是要对进攻武汉的日军积极安排反攻，以攻为守来保卫武汉。
“从整个形势来讲，日本军队是用‘突破法’，国军是用‘阻截法’，一个是积极的进攻，一个是消极的防守，遭受日军进攻的国军自然是要拼命抵抗，积极地在防卫，但是其余未受到攻击的国军自然是没有战斗，在那里消极等待。国军利用阻截式的利用工事作阵地防御是可以的，但不应该让未受到攻击的部队停留在那里不动，而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找机会，从侧翼、从后方随时突击日军、牵制日军，使其疲于奔命，无法集中兵力攻击国军阵地。
“疲乏不堪、退往后方的日军，游击部队不应让其获得充分的休息，应该找机会加以袭击，尤其是要积极破坏铁路、公路及土路，加深日军运输上的困难；对于日军的指挥中心也要造成威胁，予以困扰。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分散日军的力量，延缓日军进攻的攻势。”〔34〕
他所看到的“整个形势”是极为客观的；他的作战指导思想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但关于反对消极防御、主张积极的“攻势防御”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
附表５…２…1日军“华中派遣军”指挥系统表（1938年7月4日）
华中派遣军司令？俊六大将，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
第2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