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录-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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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19节 “走穴”十年（2）
回想起来，这种“走穴”在初期很像是解放前戏班子的“跑码头”。
我们“走穴”除了辛苦、劳累以外，时常被“穴头”或是当地的组织者坑骗。
几乎每个演员都有过这样的教训。
我们经常被通知去一个地方，稀里糊涂地演了好多场，在回北京的火车上“穴头”才给我们一个信封，里面只有二十元钱。
还有的演员自己买火车票飞机票去“穴头”通知的演出场地，结果由于出票情况不好取消演出，“穴头”逃之夭夭，演员们只有自己再掏钱买票回北京。
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我和陈烨以及《垂帘听政》的三位演员一起到一个单位演出，去之前说好除了我以外每个演员每场八十元。演出时人山人海，黑市票价直线上升，连续演了好几场。我们要赶回北京，“穴头”照例给我一个信封，让我发给大家。由于是当众给我，也不敢拆开看，我们只好都上了车。等车开动后把信封打开，差点没有气晕过去：信封里除了一封厚厚的感谢信外只有十元钱！连我们在车上的饭费都不够。
在那个年代许多“穴头”是很黑的。他们掌握了演员们大部分是悄悄来“走穴”，没有通过单位领导同意的心理，欺侮演员，敲诈他们的血汗钱。
许多演员担惊受怕，吃苦受累，到最后领钱时还得低三下四，看“穴头”的脸色，受“穴头”的侮辱。如果走漏了风声，回单位去写检查上交演出费还要罚款，这些都是常有的事。
所以，演员们挣的钱可以说完全是辛苦钱、血汗钱。他们又没有去偷、去抢，只是卖票演出。有观众要看，他们就演，买票是观众自发的，是市场需求。
我们出去一天演八场也是因为有那么多观众要看，说明我们受观众的欢迎。假设我们骗他们、坑他们，那么最多凭知名度能演上一二场，后面的观众就会喊退票了！
演员实在是很可怜的。前边有“穴头”坑，后头有单位逼，好不容易挣了几十元，检讨书就写了一摞。
“穴头”往往是不演出的，他们只是联络，然后每场拿钱，经常拿得比我们最有名的演员还要多。
比方说，在每个演员两元钱一场的时候，“穴头”就可以拿到每场两百元，但演员们只要碰到某一个“穴头”说话算话最后拿得到钱不至于白跑一趟，这个“穴头”就算是好“穴头”了。
每当我们大汗淋漓，嗓音嘶哑，筋疲力尽地从台上下来，看到“穴头”坐在电扇前面风凉，喝着饮料的时候，心里就涌起了对“穴头”剥削我们劳动的愤恨。
我自己当“穴头”为演员谋福利的想法也就油然而生。
真正好的演出组织者、领导者应该产生于演员阶层。于是，我们自己开始培养，并且我自己也尝试着学习当“穴头”。
在当“穴头”期间，我经济公开，从来不误演员的钱，并且自己身先士卒，登台的时间比所有演员都多，以此严格要求大家，真正在实践中训练出来了一支“打不烂、拖不垮、响当当的”基本“走穴”队伍。
我的“穴队”里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跟着大猫，钞票摞得高；跟着老佛爷，天天在过节；跟着大锛头，吃得嘴流油。”
在山西某地，第一次我们演员自己当“穴头”就被骗了。由于票价低，我们与剧场三七分成。就是说，演出收入剧场得百分之三十，我们得百分之七十。
演出时我们每次查票场场爆满。大伙儿都憋足了劲要在山西打个“开门红”。
那一次的伙食是我所见过和吃过的全世界最差的饭食：每天的菜里几乎一半都是苍蝇！
因为当地苍蝇实在太多，在炒菜时围着锅成群结队嗡嗡乱飞，当水一开油一滚再一揭锅盖一股热气冲上来，那些苍蝇一个个“英勇就义”被烫昏栽进了锅里。于是我们的菜就成了“苍蝇炒辣椒”或是“苍蝇烧茄子”。
尽管吃得不好睡得不足，我们仍然干劲冲天地一共演了十六场。到最后结帐时，剧场经理竟告诉我们票没有卖出去，没有钱给我们！并且算盘珠子打得山响：说我们吃了多少钱，住了多少钱，还拿出整整的几大本演出票（当然他可以印）来证明每天票都卖不出去，还回答我们说我们看见的满满的观众是他放进来的。他话还未说完我们当中的一位新“穴头”（他也是演员刚提拔上来的）当场就昏倒了。
我们与他大吵一场仍然不给钱。无奈，我及另外两个新“穴头”只有掏出自己的钱分给大家，尽管大家不要，我们还是坚持。我们必须这样做。这是我理想的“穴头”形象。
从那以后，我们再不与剧场分帐而是一律采取包场。不管你卖多卖少卖什么票价，哪怕是只卖了一张票，我们演出了你就得给钱。
我们牢记一条，在最后一场还未开演时去结帐，再不然就是不给钱不离开当地。我们时常威胁说不给钱就不开演最后一场。
其实他们并不怕我们的威胁，因为如果不演或是不准时开演，观众痛恨的还是我们。我们更多运用的是大队出发去下一个地方，而我留守不动，派另外一个“穴头”及几位能吵架的“鱼雷快艇”去要帐。
我们基本上都成功。再也没有上过大当。
在那个时候，挣钱被认为是一种不光彩的事情。每个人都需要钱并且深知钱的重要，就是不敢开诚布公地承认并且正大光明地去获取它。
我时常“教育”大家挣钱是一件好事。在现代社会，金钱和富有是一个人能力的证明。
我们不要躺在国家身上当包袱，要自己奋斗，用双手去获得财富，只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坑人、骗人，那么我们得到的钱就是天经地义的，是应该得到的。
我的收入越来越多了。突破了当初为自己定的五万元大关。
我确实像我原先计划的那样在银行里存本取息，并且每个月想办法去取出利息来支付我的日常费用。
工资对我来说已经很不重要了。我也没有时间去领。我委托给剧团的一位姐们代劳，然后我三个月或是五个月最长的一次是一年，才到她那里去拿一次。更多的时候是有机会她给我带来。
一次我半夜回家，正在数钱母亲就醒了。这时父母已与我一起住。看到一桌子的钞票母亲的瞌睡一下子吓到了九霄云外，她以为我抢了银行。有生以来她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钞票。钞票是不少，不过都是一角、一元的小票，因为是票房拿来的现金。
第三章第20节 “走穴”十年（3）
母亲的表情使我想起还在成都军区话剧团的时候。有一次全团装订剧本，我负责数剧本的页数，数了一下午头昏脑胀手指甲都快翻了，于是一边数一边开玩笑地说：“唉！要是数钞票也数得这么累就好了。”当然话一说完全体一起干笑一场，没有任何人当回事。因为每个人都明白那只是天方夜谭。
时至今日我果然数钞票数得比当年数剧本还要累，一边数钱一边想起这句话，不由得从心底笑出好几声。
记得一次“走穴”我们赶场，头天在山西演完第二天晚场在陕西，于是大客车连夜载着我们转战两省。
还有一次要横跨更远的地方，新的地方票已卖出我们怎么也赶不到，急中生智竟包了一架飞机，当乘务员上飞机时大家都不约而同捂住自己的皮箱生怕检查，因为里面都装满了钱。为了赶场，演员在小汽车上化装一到剧场就冲上台唱也是常有的事。
最玄的一次演出是在大连，我先演出了两天就赶回北京办事，然后第三天再回来接着演出。我们仍然是每天四场、五场连续轰炸。当我第三天坐上飞机时大连的那场演出已经开锣，好在飞机是准点起飞而空中飞行只有一个小时，为了赶时间我只有在飞机上化装，在卫生间换好演出服，飞机一停稳我拖着大裙子跳上停在舷梯下接我的警车，警笛一路呼啸着直接开到剧场的后台！
我们的“走穴”在所到之处都成为当地的大事件。我相信看过我们演出的人都会留下深刻印象并成为他（她）一生记忆当中重要的一环。
有个城市的市长对我说：“你这次来演出的轰动程度在我们市的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一次是你，一次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当年来演出。”
这种话我们听到过不止一次。我们当然还去过许多梅兰芳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们的轰动效应从几个故事可见一斑：
经常发生的事是剧场外人山人海，我根本进不了剧场。一次我进不去演出不了，只有找到公安局，穿着警察服混在一队男警察里面，进到老百姓家，打开他家连接剧场的天窗，从窗户里跳到剧场后台的男厕所，然后由男厕所出来再走到台上。
还有一次，演出完了，人群围在剧场外面，等到深夜一两点钟也没有散开的迹象，我只有搭上梯子从剧场的高墙翻上去，再把梯子甩到墙外从上面爬下来，才得以逃之夭夭。
我们还时常施行真假“刘晓庆”掉包计：一位女演员打扮成我，从大门进出，招摇过市，吸引观众，而我穿着男装，乔装打扮从小门进场。一次被观众信以为真，人群一层一层拥上来差点把那位女演员踩死。
还有一次在湖北演出，到了火车站前刚下汽车，观众就拿着笔记本铺天盖地而来，黑夜中抢走我的帽子撕破我的衣服，乐队一帮人挥舞着乐器一通乱砍毫不起作用，我被挤在软卧候车室门外，候车室小姐见了这情景不敢开门，于是我已经无路可逃。又急又怕又惊又恐，再加上长期劳累，当小姐终于看清是我，紧急之中放我们进去，而一扑进门口我就昏倒在候车室的地上。
我经常对我培养出来的新“穴头”说：“我只要活着回北京，不要钱都可以。不能为这几个钱把小命丢了吧！”
“走穴”由于是新事物不被大家理解，误会时有发生。
“走穴”运动刚开始不久，我去湖南长沙演出。地点是在长沙体育馆，许多名演员都参加。
北影剧团去了不少人，谢芳、葛存壮等都去了，还加上了我这个生力军。当时这么大规模的演出在长沙还是第一次，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演出一共三天，我只能演两天。由于有许多资深前辈及名演员参加，我悠哉游哉倒没有什么压力。
我演出的是“日本舞”。我的节目是倒数第二个，每场演出一个舞蹈然后就走，也没有什么不妥的现象发生。
在我离开长沙的前一天，“穴头”让我在台上讲几句我第二天要离开长沙表示对不住观众的话，我请报幕员替我说了。
报幕之后我开始跳日本舞，日本舞名字是“樱花”，时间长达五分钟。
演完了我走下台，照例身后传来雷鸣般的掌声。因为是第二天一大早的飞机，于是我立即回宾馆收拾东西。
我卸了装，东西收拾了一半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是舞台总监来接我。他说自我走后观众们就一直不停地鼓掌要我再来一个，报幕员上去几次要解释人们根本不听。最后一个节目根本上不去，于是来接我要我无论如何上台与观众再见一面不然今晚要出事。
我披头散发脸色苍白二话没说跟着他到了体育馆，体育馆里尖叫声、口号声、掌声响成一片。
我赶紧走到台上，观众发出吼声，我开口说话，观众又开始起哄。重复几次都被大家哄了回来，愤怒的观众不听我的解释。无奈何我请来乐队，因为没有准备只唱一个简单的“康定情歌”。当我不顾一切刚张嘴唱，震耳欲聋的吼声再起。我只有硬着头皮在吼声中继续唱下去。
在舞台的强烈灯光下看到有无数的冰雹向我飞来，它们打在我头上、身上，掉到地上才看清原来是一分、二分、五分的硬币，硬币越飞越多，越飞越有力，打在我身上越来越疼，混乱中我听见有人在喊：“你不是要钱吗？给你！臭不要脸的！”
我含着泪水，在“钱雨”中终于摇摇欲坠地唱完了最后一句，然后一溜烟跑回休息室。
那天晚上，体育馆人群不散直到清晨四点钟。
我被围困在里面，实在怕飞机要飞了才借了葛存壮的帽子、眼镜，鱼目混珠冲出“重围”。在我走后，这件事成了长沙的一大“丑闻”。据说在台上扫起来的“钢镚”有五百元之多！
第三章第21节 “走穴”十年（4）
其实恰恰那一次我不是“走穴”，是北影剧团给我下达的演出任务，可是我已百口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