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抗战悍将-第2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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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战区和多数担任堵击、截击以及追击兵团的指挥官在作战指导上忽略了控制渡河点，则是这次会战虽然获胜而并未能按照计划全歼日军或歼灭更多日军、却使其得以大部退回原驻地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担任堵、截和侧击的部队都像第79军预先控制了东山及磨盘洲等浏阳河渡河点，并炸毁了日军架设的军桥，使日军遭受重大损失而仍无法渡河，新20军通过积极主动的迂回进击，抢占日军渡江渡口的话，则被歼日军必将更多；如果担任追击的部队能事先考虑到追击路线，部署一定兵力，控制较多的渡河点，则可以迅速渡河紧追敌后，不使日军轻易摆脱，也必能给予日军以更大打击。相反，如暂5师由岳麓山追击溃败之敌，渡湘江、浏阳河、捞刀河时，只有一个渡河点，且未能预先准备，以致行进迟滞，遭受敌机轰炸而受损害。

尽管在这场会战里，中国方面的指挥作战，有着各种各样的错误和遗憾，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上来讲，中国军队在长沙城下取得这次胜利，都是在此前的抗战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空前的大胜利。双方动员参展兵力之多，战斗之激烈，都是抗战历史上很少有的。

这次会战以后，日军第11军这支关内部队里唯一的战略机动作战力量，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作为军主力的第三师团基本丧失战斗力，第六师团几乎被全歼，这让其他的日军部队深受震撼，许多官兵对于战争能否如日本所愿取得最后胜利产生了怀疑动摇。

中国军队为了此次会战的胜利，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会战期间，第九战区位于敌后的各挺进纵队为了策应主战场上的部队作战，积极展开游击战，活动于临湘、蒲圻、咸宁、崇阳间广大地区，袭击日军后方勤务机关和破坏交通、通信，给日军行动造成困难。为了协同地面部队作战，日军第1飞行团动用了侦察第44战队、战斗第54战队和独立第18中队的50余架飞机支援其地面部队，给中国军队造成一定的伤亡。此时中国空军尚未恢复实力，作战飞机数量尚少。当日军败退途中被围困于福临铺地区时，中国空军第2大队从成都起飞9架轰炸机，至长乐街轰炸，以切断日军退路，配合围歼作战。返航途中遭到日军第54战队8架战斗机的攻击。第2大队边战边退，击落日97式战斗机1架，击伤2架。第2大队亦损失轰炸机2架，但创下了以轰炸机击落战斗机的成功战例。

作为会战主力的陆军部队再次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仅仅是新20军，前后在长沙城下和汨罗江边的两次战斗，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拼死作战，都使得新20军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会战结束的时候，总计人数将近4万的新20军，满打满算，也只剩下不到1万5千人。

会战的胜利，让坐阵重庆的最高统帅十分欣慰，再一次为前线各部颁发勋章奖章，加官晋级。

新20军的新14师由于在长沙城和伍公市的两次坚决阻击作战，被军事委员会授予了一幅臂章，臂章的图案是一块大石头，下面有两个字“磐石”。根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这是为了表彰新14师在作战里守如磐石，坚不可摧。此后，在国军里，新14师就有了自己的代号“磐石”。

刘建业因为在长沙城的战斗里指挥有功，被授予了青天白日勋章；虽然，他在伍公市的阻击战斗里也有出色的表现，但是因为他毕竟是抗命在先，带领部队擅自行动，功过相抵，不予表彰。当然，作为当事人的刘建业并不在乎这个，自参加国军抗战以来，他得到的各种勋章奖章，已经不少了，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因为新20军在此战里损失过大，部队基本上已经无力再战，根据第九战区的提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新20军被从第九战区调离，前往湖北恩施一带进行整补。

正当刘建业忙于率领自己的残破不全的部队，做着从湖南转移到恩施的准备的时候，一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让他又不得不把部队暂时交给杨参谋长率领，自己则登上一架专程前来的美制C…47“达柯他”军用运输机，踏上再次前往陪都的行程。

当刘建业乘坐的飞机降落在白市驿机场的时候，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已经在跑道上等候多时了。

“是新20军的刘军长吗？”一位少校军官，从汽车前跑到了飞机的舷梯前，对刚刚走下飞机的刘建业说道。

“对，我就是。”刘建业有一些诧异的说。

“那就好，我是委员长侍从室的，请刘军长跟我来。”说着，少校军官从上衣胸前口袋里掏出一本证件交给刘建业。

“不必看了。我相信你。”当少校军官刚刚掏出证件的时候，刘建业就一眼认出这是最高统帅的侍从室专用的蓝色皮面的证件。

“那请刘军长上车吧。”少校军官打开了汽车的后门，示意刘建业进去。

对少校军官致谢以后，刘建业钻进了小汽车的后座。

汽车一路在陪都的大街上飞驰。当沿途的交通警察看到汽车上挂着的军用牌照，还有侍从室专用的徽章的时候，都自觉地装作了没看见，或者干脆指挥路上的车辆行人给这辆车让道。

“感情，这坐特权车的感觉真是不错。难怪后来的人都那么喜欢给自己的私家车挂上政府的牌照，或者干脆挂上警车，军车牌照。可惜，当年自己可是没有那个机会，否则，也好好地在城市大街上爽一下，看看谁来拦？”刘建业看着小汽车一路闯了无数的红灯，却没有任何一个交通警察上来拦截开罚单，不禁心里面羡慕得很。

汽车从江边码头过江以后，一路向东开去。这个时候，刘建业已经明白了，这是要前往黄山官邸。

汽车照例在进入官邸大门以后，停在了距离云岫楼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刘建业下车以后，跟着少校走进了云岫楼。

“请交出你的配枪。”刘建业刚刚想要跟着少校从门厅穿过，一名穿着灰色中山装的男子伸手拦在了刘建业的面前。

“忘了对你说了，最近这里加强了保卫措施。想必刘军长也知道，日本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我们不得不提防着一些。”另一名穿着中山装的男子说道。

“原来是严组长，久违了。”刘建业对严组长拱了拱手，“兄弟刚从前线回来，对这里情况不了解，还望严组长理解。不过呢，今天，我的配枪是不会交出来的。请严组长向校长报告一声，如果他对自己的前线军官都不能信任的话，那我就只有自请解职了。”

说完，刘建业高昂着头，转身想要从云岫楼里走出去。

“刘军长请留步，先生早就等着你了，如果因为这些小事影响了先生的工作，那就得不偿失了。”严组长对刘建业说道。

“配枪代表军人的荣誉，缴除军人的配枪，是对军人的不信任，这绝对不是什么小事。我身为一名军人，必须时刻保持军人的荣誉。”刘建业说道。

“那这样吧，刘军长现在这里等候一会，我去想先生报告请示一下，你看怎么样？”严组长说道。

“那好吧。我在这里等你的消息。”刘建业想了一会，说道。

严组长上楼以后，刘建业就继续在这里等待着。云岫楼还是和以前来的时候那样，进进出出的人员很多，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多了一些金发高鼻梁，白皮肤，身穿外国军服的外籍军人，看来，自从校长当上了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最高统帅以后，连这里也有了国际化的趋势。

“刘军长，先生说了，请你进去。”严组长回来说道。

“配枪的事情，校长是怎么说的？”刘建业向严组长问道。

“先生说了，以后，凡是从前线回来的，就不必交出配枪了。”严组长说道。

“多谢严组长了，劳烦了。”说着，刘建业向严组长敬了一个礼，然后跟在严组长的身后上了楼。

还是那间办公室，还是距离门还有两三米，刘建业就大声地向里面报告。

“是仲良来了，进来吧。”最高统帅的奉化口音，透过房间们传了出来。

听到最高统帅用奉化口音说话，刘建业顿时放心了许多。在后来的一些当时的最高统帅的身边人撰写的回忆文章里，刘建业听到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如果最高统帅在接见你的时候，用的是奉化口音，那就是把你当作亲信看待，升官重用是指日可待的；如果他用浙江官话说话，那就是说要拉拢你，让你感到亲切；如果他是用一般的官话讲话，那就意味着他要一切公事公办了，通常这时候的情况就不会很妙。

推开房间的门，刘建业走了进去，一边敬礼，一边高声的用宁波话喊道：“报告校长，学生刘建业奉命前来。”

“快坐下吧。”最高统帅指了一下沙发，对刘建业说道。

“多谢校长关心。”刘建业高声的表示感谢，然后才走到沙发前坐了下来。

房间正中，坐着一身戎装的最高统帅，一边的沙发上坐着陈长官，另一边的沙发上坐着一名身穿美国军服，戴着眼睛的白头发干瘦老头。

“仲良，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美国罗斯福总统刚刚任命的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将军。”陈部长指着那位美国老头对刘建业说道。

“幸会。本人是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20军军长刘建业。”刘建业对美国老头说道。

在后世的无数文章里，刘建业早就多次的见到过这位曾经在中国的抗战历史上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的美国人。

史迪威1904年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是年21岁。此后42年的戎马生涯中，他战功卓著，荣升为美国陆军四星上将。在40多年的军职中，他曾先后在中国任职达13年。曾任美国驻天津军官、美国驻北平使馆武官等职，其间五次来华，最后一次是二战期间。史迪威在华10多年中，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几次重大事件，加上他能讲流利的中国话，了解中国官场和社会情况，被人誉为“中国通”。

他在中国期间曾经领导过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作战和后来的中国驻印军在缅北地区打通中印公路的作战。在美国军队刚刚加入二战的时候，根据美英两国首脑和两国的三军参谋长联合召开的阿卡迪亚会议，美军准备派遣远征军横渡大西洋，在法属西非登陆，作战目标初步定在达喀尔。这次行动是美军在战争中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战役，必须由一名最出色的军官来指挥，以确保首战必胜。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让他的助手马克·克拉克准将对全军的将级军官作了一次全面考察。史迪威在所受教育、部队训练、作战思想、指挥艺术、军事经验和应变能力等各方面，都名列前茅。特别是他坚定、自信、刚毅、果敢的典型的美国军人性格，更使得这一重要使命非他莫属。

从世界战争的全局来看，同盟国在太平洋战场明显处于劣势，而大西洋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尚未被德国完全控制。美军首先从西北非登陆，与东北非的英军汇合，尔后以非洲为基地向欧洲反攻，应当说在战略设想和战役决心上都是正确的。但是，英国人急不可耐地要求美国立即采取行动，主要是想把美国尽早拖入欧洲战场，把他们身上的重负压到美国人肩上。罗斯福为了紧紧拉住英国人，不顾军方的种种反对意见，同意接受丘吉尔提出的以卡萨布兰卡为目标的“体育家”计划，并且准备在1942年春天就匆匆动手。

史迪威在他的日记里发泄着对罗斯福的不满。他把这位美国总统戏称为“我们的孩子”，认为他像个孩子似的“感情冲动”，“心血来潮”，“异想天开”，被英国人玩弄的把戏所欺骗，“对英国人言听计从”，“把我们逼进了一项鲁莽而糟糕的计划之中”。史迪威认为，在战场形势变幻不定，兵力装备严重不足，海空军掩护毫无把握，后勤保障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贸然派遣美军长途远征，其结局难以预料。美国已无力承受再一次失败的沉重打击，“万一失败，谁又愿意做这样一次行动的替罪羊呢”？他认为，美国应当研究和制定一项全面的基本战略，同时认真做好战争准备，待拥有绝对制胜的把握，并赢得有利的作战时机时，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作战。

史迪威还想到了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同盟国“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对中国来说无疑是十分不利的。这意味着中国在独立抗击日本侵略达4年半之后，仍然不得不承担起牵制和消耗日本的主要任务。中国会怎样看待这个间题呢？他们能继续坚持下去吗？1942年的元旦那天，马歇尔找史迪威谈话，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情况。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珍珠港事件的当天，蒋介石就召见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主张成立以美国为领导的军事同盟，共同对轴心国作战。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文告，正式对日、德、意三国宣战。12月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