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9-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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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的亲美倾向又开始严重。在日本国内，追求军政大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想成为主流，政治上更加右倾化，狭隘的民族主义再次回归。这不仅影响到了日本与其周边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且也影响了日本政府防卫战略的调整。日本的防卫方针已经由冷战时期的“对付苏联和重视北方”转变为“对付朝鲜和重视西方”，为了适应这一防卫战略的调整，为了早日成为“正常国家”，日本一直在不断地尝试突破宪法的限制。　　　　
　　　　日本一直认为现有《日本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是制约其走向政治大国特别是向军事大国发展的桎梏。所以，日本认为“修宪”是其向“正常国家”转变最主要的突破口，尽管“修宪”因受到国内外和平人士的一致反对而困难重重，但日本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努力。　　　　
　　　　日本一直坚持，真正世界性大国不仅仅是经济大国，还应该是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是政治大国的基础，政治大国是经济大国的加速器，只有两者合而为一，才能屹立世界之林。　　　　
　　　　客观地说，日本的现行宪法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处于“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无奈状态下颁布的。战后日本政府也曾一再向世界保证，日本绝不会再走侵略的回头路，因为有“和平宪法”、“非核政策”和“专守防卫”三大法律武器牵制着日本。但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右翼分子野心日益膨胀，右翼分子正在谋求一步步突破二战结束时的承诺。　　　　
　　　　在“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问题上，日本右翼势力要求修宪、要求自卫队成为真正军队的呼声越来越高。所谓的“修宪”，针对的目标主要是和平宪法第9条，该条宪法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作为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了达到前款的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条文中没有提到“自卫战争”的字样，甚至连自卫的权力都没有提到，因此可以看到，连自卫队的存在都是违反宪法的。　　　　
　　　　但是某些日本人对此通常的解释是：条文既没有否定“自卫战争”，也没有不能运用“自卫战争解决国际纷争”的解释。尽管自卫队的存在是违宪的，但是由于防卫属于本能，所以不应该予以否定。很显然，这些人很会为自己找到开脱的理由。应该说，这些人在心理上并不甘心接受这样一种事实，即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甚至连自卫的权利都不能写入宪法，这种现象实在不是一个正常国家所应该有的现象。特别是看到同为二战战败国的德国现状，他们不免有被列为三等公民的感觉。因此，修改宪法，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也就自然变为日本政治发展的一项优先选择。修改宪法也是日本为实现其长远战略目标的理想选择，因为日本不愿让现有的宪法捆住手脚，并引来他国的蔑视。现在日本国会参众两院72％的议员主张修改和平宪法，而且民众中也有高达60％的人支持“修宪”。　　　　
　　　　其实，当今日本自卫队无论是军费开支还是武器装备都已走在世界前列，其军费开支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名列世界第二，常规武器也达到世界一流水准，可谓兵强马壮，惟一缺少的就是一个“合法的名分”。没有合法的名分就不能像其他国家那样将军队派往海外。走不出国门，就难以保障其海外的战略利益。于是，在修改“和平宪法”阻碍重重的情况下，他们不断依靠国际上的一些“机遇”，颁布一些新法规，巧立名目“曲线救国”———以“为国际社会做贡献”为名，以参与维持和平行动为突破口，达到向海外派兵的目的。　　　　
　　　　早在1963年，日本自民党政权就已开始研究建立“有事法制”。从1977年起，日本政府便提出要建立“有事法制”，但由于日本国内反对呼声强烈和周边国家警惕，因此有关“有事法制”问题一直在暗箱中操作。到了1981年，日本政府第一次发表了“有事法制”研究的中间报告。　　　　
　　　　1991年，日本利用海湾战争之机，通过修改自卫队法和设立《协助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法》，向柬埔寨、莫桑比克、刚果（金）、戈兰高地、东帝汶派遣了自卫队员，首次使自卫队走出了国门。　　　　
　　　　1997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正式提出建立“有事法制”问题，并首次将“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作为自卫队的主要任务。此后，日本三任首相都为建立“有事法制”造过舆论。与此同时，日本还不断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修改了防卫指针，并于1999年制定出为日本自卫队开向海外进一步制造根据的《周边事态法》。　　　　
　　　　2001年秋天，日本又借“9•；11”恐怖事件，制定了自卫队支援美军等反恐法律，再度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事后，日本政府就根据这些法律向印度洋派出了自卫舰，给美军以后勤支援。　　　　
　　　　根据日本现行的和平宪法，日本不得向海外派兵和执行战斗任务；日本在日美军事同盟中所担负的军事责任也是有限的，否则就违背了和平宪法。但是日本政府的“有事法制”相关三法案（《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却在2003年5月15日获日本众议院批准，而且6月6日又在日本的参议院获得通过，并立即生效。这标志着日本在突破和平宪法问题上迈出了危险的一大步。　　　　
　　　　“有事法制”是日本安全战略调整的象征，目的是建立日本应对紧急事态的机制，在紧急事态下首相可以跳过内阁安全会议直接下令出动自卫队。这项法案从酝酿到出台历经了近30年的时间。法案通过后，日本首相用兵的权力无限扩大。到底“有没有事”只是由日本人自己说了算，说明日本长期奉行的“专守防卫”战略寿终。　　　　
　　　　2003年7月26日，日本参议院又强行通过了《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并宣布立即生效，迫不及待地为日后主动对别国采取军事行动做法律上的准备。　　　　
　　　　根据《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自2004年3月起，日本便向伊拉克派了近千名自卫队员参与在伊拉克的“维和行动”，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向作战区国家派遣大规模武装力量。　　　　
　　　　2004年3月9日，日本又通过了针对发生战争和恐怖事件的7项新法案，并要求国会审议通过。这7项法案规定：当日本进入紧急事态后，地方政府要为美军作战创造条件；自卫队要向美军提供人力和包括武器弹药等在内的物力合作；首相有权下令将机场或海港等设施优先提供给自卫队使用；为限制向外国军队提供武器等，政府有权要求海上航行的外国船只停船并接受检查，甚至强迫其返航等等。此外，日本还准备通过修改《自卫队法》以扩大自卫队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法理上，日本配合美国军事行动的一个个“特别措施法”实际上早已突破了宪法的限制，使和平宪法形同虚设；在行动上，日本所谓“国际贡献”的内容已从出钱出物发展到出人，不惜流汗，甚至不惜流血。尽管旗号都是维护和平，但这依然引起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的普遍关注。因为，联系日本对外扩张的历史及其否认历史事实的现状，人们有理由担心：其在有和平宪法限制的情况下尚且如此，一旦通过修改《宪法》成为“正常国家”，其军队规模必将进一步扩大，凭借其先进的科技水平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军事装备也将进一步发展，加之近年来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潮抬头，对历史问题不能正确认识，一旦时机成熟，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举动。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靖国”问题“正常”国家：“先发制人”

　　　　事实上，日本实现“正常国家”化的核心目的，无非就是要使其武装力量成为“国际化”军队而不仅仅局限于“自卫”。换句话说，就是要让自卫队堂堂正正地走出国门。　　　　
　　　　早在美国实施“先发制人”前，日本就已制定了对其他主权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计划。1993年，朝鲜成功发射了“劳动”导弹，日本航空自卫队就秘密拟定了对朝鲜导弹基地实施空袭的作战计划。朝鲜核问题发生后，“先发制人”四个字更是频频从日本政要嘴中喊出。2003年5月20日，小泉首相在国会第一次宣称，“自卫队实际上就是军队”，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所谓的“先发制人”，就是只要其主观上认为自身安全受到威胁，就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消除这种威胁。小泉的话已经直白地道出了日本想要“正常国家”化的实质内涵。　　　　
　　　　2004年3月24日，日本防卫研究所发表了2004年版《东亚战略概观》，正式提出了令人瞠目的观点，即为了自卫，日本可以采用“先发制人”的手段对敌国的导弹基地进行攻击。《东亚战略概观》主要将朝鲜作为假想敌，认为如果朝鲜着手以日本为目标的弹道导弹发射准备，日本就可以“先发制人”，对其导弹基地进行攻击，并认为这在法理上是可行的。　　　　
　　　　自美国开始运用“先发制人”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对此似有默认之倾向。尽管日本这种“先发制人”安全战略是在朝鲜核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表面上看是出于其自身安全考虑。但是，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的这种安全战略，从整体上看是针对整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这种安全战略必将造成一些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心理恐慌。当今日本的综合军事实力居亚洲前列，海军力量之强大在亚太地区仅次于美国，陆上自卫队的人数甚至超过了英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总和。这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本身对他国就是一种战略威胁，加之其不光彩的侵略历史，就更让周边国家感到不安。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综合国力雄厚并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近年来还在不断调整其海上军力部署。从中不难看出，日本不仅明确地把矛头对准了朝鲜，而且很可能也会将其他亚洲国家锁定为“先发制人”的目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日本人自己为其做了佐证。例如，日本高层官员曾频频表示要“充分关注”台湾海峡局势，已将我国台湾纳入其“周边事态”和导弹防御系统范围，并多次以“台海发生战事”为背景进行军事演习。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扩大军事力量，执行“先发制人”军事战略的意图越来越明显，日本自卫队已不单纯是为了“自卫”，其二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也不再“和平”。在日本国内，追求军政大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想成为主流，政治上更加右倾化，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断回归。据日本民意调查显示，支持修改和平宪法、重新获得宣战权力的日本人数量还在逐渐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先发制人”的安全战略极易引发周边国家走未雨绸缪之路，即为了避免处于无还手之力的被动挨打局面，走上扩充军备、特别是构建远程打击计划或提升其能力的道路。更可怕的是，如果周边国家具备远程打击能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样选择“先发制人”的安全战略，其后果必然使得东亚地区乃至世界安全局势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　　　　
　　　　今天，日本宣称要成为“正常国家”，其选择“正常国家”这一中性词汇的目的就是向人们展示一副“令人同情”的“哀怨”的面具，而面具的背后却是不顾饱受其侵略之苦的亚洲各国的反对，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近年，日本政府甚至有首相反复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局部倒退。在历史问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的情况下，日本要谋求作为“正常国家”的政治权利和相关的军事权利，就难免会出现重大偏差。　　　　
　　　　因此，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必须冷静客观地思考日本的历史和现状，既不能将日本“正常国家”化看成洪水猛兽而大惊失色、不知所措，也绝不能将其视为平常之事而视而不见、放任自流；而是应该面对事实，积极应对，尽可能地使其成为稳定地区乃至世界安全局势的积极力量。这样说与前面的论述似有矛盾，多少有点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应该看到，日本不是能否成为“正常国家”，而是成为“正常国家”是迟早的事情，是大势所趋。关键在于，当其成为“正常国家”后，如何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积极力量，将其控制在真正“正常”的范围，既防其军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