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成吉思汗-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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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木栅后面，总共只有二三十顶蒙古包，在喇嘛庙被摧毁之前，曼陀罗设县只是为了宗教理由。如今，构成喇嘛建筑群的主体的，只剩下佛塔了，青绿的塔顶自然成了此地的主色调。掺杂其间的建筑，原本可能是讲经堂、精舍、山房和储存杂物的地方，但是，年久失修，一片荒烟蔓草，已不复昔日风采，建筑功能也不可分辨。屋顶上面长满杂草，横梁脱离了原先的接驳处，斜倒在一旁，屋顶上的磁砖大多脱落，在一旁堆得好高，土墙被人打了洞，显然是把庙宇的内部当做牛棚。不过，恢复旧观并不特别困难，因为这里毕竟没有受到推土机的全面破坏，虽然破败，屋舍大抵完好。　　　　
　　　　有一小群僧侣聚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宗教社区，使这里重拾原先的功能。连大喇嘛一并算上，这里有六个喇嘛，庙社无法住人，他们就在原先的主建筑间搭了一个蒙古包，簇新洁白，醒目得很，上面还挂了一个招牌，告诉大家，这里正是曼陀罗寺僧暂时栖身之地。　　　　
　　　　我们打算上路了。庙里的老喇嘛与其他寺僧拐着脚，坚持要送我们上路。他们排在蒙古包的前面，向我们挥手道别。有几个喇嘛实在太老了，连腰也直不起来，得靠手杖才能勉强站着。他们站在阳光中，穿著鲜丽的僧袍，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布斯卓的观察，“深红、亮橘、隐隐泛光的淡肉桂红”，一群喇嘛站在一块儿，会让人想起“一畦鹦鹉郁金香”。


第二部分贫瘠的草原

　　　　离开曼陀罗寺的道路的两边，我们看到了一对刻在巨砾上的守护神，一个是趺坐的佛陀，另外一尊是青绿色的凶神恶煞，遥遥相望。又骑了一个小时，我们才碰上一个牧牛人的蒙古包，他们招待我们一顿迟来的晚餐，主要是干奶酪、硬面饼。这个地区的领导还送给我们一匹马。第二天，预定要骑这匹马上路的保罗说，这匹马个性顽劣，野性未脱，不好控制不说，恐怕还有相当的危险性。但是，跟原先那批有气没力的羸弱老马相比，他这匹马已经算是了不得的新锐了。　　　　
　　　　挥别牧牛人的蒙古包之后，我们骑了一整天的路，都见不着半个人影。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已经找不到流水了。无论是什么东西，体积都大得要命。间或看见的巨砾，竟然有一个人骑在马上的高度；巨雕就在我们身边顾盼自雄，非但不怕人，还瞪着眼睛看我们，就算只从它们身边二十码左右经过，它们照样纹丝不动。这里的沙地面积越来越广，由于干旱的缘故，稀疏的野草，已经转为惨绿色，就只有在土拨鼠打洞的地方，还能保持青绿。也许是因为土拨鼠把土拨松了，所以比较容易保持水分，也许是因为它们本来就喜欢找潮湿的地方打洞住家，反正，你在一片了无生气的草地上，突然发现嫩绿的片段，那里就一定是土拨鼠的家。遇到这种地方，我们要特别留神，别让马蹄踩上去了，这片土地被土拨鼠挖得千疮百孔，极不牢靠，踩得狠了，就会栽进去。我们经常看到莽撞的小马，在这个地带一个劲儿地快跑，一脚踩进土拨鼠打的洞，马上的人就会被摔个狗吃屎，狼狈不堪。　　　　
　　　　我们的向导不愧是马上高手，眼看夜幕渐渐低垂，他们却越跑越快，丝毫没有休息的意思。拼命赶路的结果，是让我们赶上了前面的暴风雨，马匹的马蹄在暴雨中翻腾，顶着风奋力向前，鼻孔冒出嘶嘶白气。这趟快马跑得我们兴奋淋漓，直到天色已暗，我们才赶紧在风中，制服住四处飞舞的帐棚，扎好营，在淋成落汤鸡前，搭好了遮风避雨的地方。几百码前有一群牧羊人——这还是我们奔驰了二十英里惟一碰到的人——他们是照看水井的，见到我们来了，分了一些水给我们。　　　　
　　　　我们那天晚上待在帐棚里吃存粮，牧羊人就在不远处，向导却没有带我们过去串门子的意思。这里是贫瘠苍凉的开阔草原，一英里接着一英里，尽是微微起伏的平地，渺无人烟，好不容易见到人了，却还是这般冷漠，着实有些奇怪。也许是我们的向导不想打扰别人吧，要不就是他们担心他们饲养的半野生马，会跟牧羊人的马打起来。不管怎样，反正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天气转晴，我们准备好马鞍，打算在清爽的早晨赶一段路，没想到却发生了一件让我们大惊失色的意外，让我们跟阿乌博德和平相处的最后一丝机会也破灭了。


第二部分坐骑狠遭修理

　　　　从上个星期以来，帮阿乌博德准备的马匹，不知道怎地，全都是脚步沉重的慢性子。这纯属意外，因为向导总是挑最好的马充当他的坐骑。谁知道接连好几天，再怎么好的马被他一骑上，就显得懒洋洋的。原本应该是他带头的，现在却落在后面，怎么催，他的马还是一踱一挨地慢慢晃。阿乌博德常常一阵狠抽，坐骑却置之不理。起初没什么人注意他，只觉得摆脱他很轻松，我们可以按照原先的进度赶路，谁知道阿乌博德的火气渐渐上来了，已经到了失控边缘。前一天，他死命地抽马，超过我们两次，但脸色却十分严肃，皮鞭从来没有停过。　　　　
　　　　那天早上，阿乌博德给他的坐骑上鞍，谁知道这牲口闹起脾气来，它后脚直立，就想逃跑，显然是被阿乌博德抽怕了。阿乌博德把缰绳拽在手里，一个不留神，被这马一冲，摔在地上，被拖行了好几码。戴尔哲尖叫一声，赶紧上前救他，闹了好一阵子，戴尔哲才驯服了撒野的牲口，把缰绳交给阿乌博德。阿乌博德一把抢过缰绳，打算再把马鞍装在坐骑背上。这马又开始乱踢了，实在不想再让这个把它修理得鼻青脸肿的乘客骑在它的身上。戴尔哲扯紧了缚脚带，让阿乌博德上鞍。其他人都已经上好马鞍，等阿乌博德准备就绪，就要上路。阿乌博德总算绑好马鞍，但一松开它脚上的缚脚带，果然，这牲口又想跑，不过，这次阿乌博德有充分的准备，他一把揪住缰绳，坐骑只得乖乖就范。阿乌博德正想翻身上马，这马发现它抗拒不得，索性就耍起赖来，趴在地上，不肯让阿乌博德骑。这动作证明了阿乌博德的坐骑相当聪明，但是，在主人眼里，却是不折不扣的造反，反正它就是曲着前腿，膝盖着地，然后翻转身子，侧躺在地上，硬是动也不动。　　　　
　　　　阿乌博德站在那里，看着这头惫懒的牲口，一时手足无措。戴尔哲不知道在叫什么，也许是要阿乌博德给它一鞭子，让它明白谁是它的主人。缰绳的另外一端还拽在阿乌博德手里，他使尽了吃奶的力气，用缰绳狠狠地抽了马脸三下，好像恨极了，非得这样出气不可。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蒙古人打马脸，不用转身，我就感觉到了牧民的不满。这出闹剧还没演完。这马被打得有些退缩，头抬起来几次，但还是躺在地上，不肯站起来。看到他的坐骑坚持把头埋在地下，阿乌博德气得六神无主，怒不可遏，完全无法控制他的行动。他站在马匹旁边，一下又一下地狠抽马脸，这已经是十足恶意的发泄，在这一刻，阿乌博德的残忍全部释放出来了。现在，就算是这匹马有意思要站起来，也做不到了：阿乌博德一记记地狠打，分明是要它躺在地上，站不起来。　　　　
　　　　我们在一旁都看呆了，根本没有想到会出这种事，震骇得无法说话。一直以为这是最后一下了，没有想到阿乌博德就是不肯住手，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眼睁睁地看阿乌博德逞凶。阿乌博德完全无视于我们的存在，越打越起劲。他起码狠抽了这可怜的牲口二十几下，才放下缰绳，马儿才勉强站起身子来。　　　　
　　　　不只我一肚子火，保罗更是气得一脸惨白，好几次，我都以为他要冲出去痛殴阿乌博德。我连忙安抚，叫他别轻举妄动。阿乌博德终于上马了，但是，大家刻意转头，连正眼都不看他一眼。我想，队伍里的人大概都觉得阿乌博德太过残忍，他这样鞭打马匹，根本不是蒙古人的行事作风，这种行径羞辱了他的同胞。蒙古人一向率直，我们的牧民朋友没有出面劝阻阿乌博德，也是件怪事。自此之后，所有人对阿乌博德的看法又是一变。我已经决定了，要继续旅程可以，但是，我再也不要跟阿乌博德这般惹人厌的人在一块。在蒙古，有很多事值得做，很多地方值得看，犯不着浪费时间与阿乌博德打交道。横越欧亚大陆，从蒙古一路到法国，是很让人期待的旅行，但是，按照阿乌博德的这种搞法，出了蒙古国境，绝对寸步难行。我有责任联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路计划委员会，劝他们更换领队。在这个空当，我想好好研究一下蒙古残存的传统文化。为了这个目的，我、保罗、“大夫”越早脱队越好。　　　　
　　　　我们在难耐的沉默中，结束了早上的行程。我偷偷看了看巴雅尔一眼，他也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一贯的轻松自在不见了。保罗压低声音一个劲儿地在念，说他应该也用缰绳痛抽阿乌博德二三十下。马术不怎么样的“大夫”，经过这些日子的磨练，现在对付个性温和的马匹，已经毫无问题了，连他也认为阿乌博德的行径与野蛮人没有两样。如果成吉思汗复生，也会看不下去。据说，成吉思汗曾经明令：绝对不能打马脸。


第二部分想法子脱队

　　　　“大夫”已是身心俱疲。他的身体早就没有办法应付如此艰辛的旅程，经常看见他下马，在马匹旁边拉筋，伸展四肢，显然他的膝关节已经疼痛到无法忍受的地步。我们的两个向导——好运道和勇士，每天都把行程控制得十分严格。我猜想，他们可能也是受够了阿乌博德，想尽快摆脱他，早点结束这趟旅行。还不到4点钟，我们就从干燥的低地走了出来，眼前是一个开阔平坦的谷地。二十来个骑马的汉子，从谷地的另一端快跑过来。他们是小城德札格（Dzag）工作大队的成员，苏木行政委员会派他们过来引我们渡河。近日来，河水暴涨，渡河的危险自然不在话下。　　　　
　　　　在河谷另一端，当地政府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欢迎会，地点是冠军牧民的蒙古包里。公社委员会认为这个牧民非常能干，足堪表率，所以分给他四百匹马，让他和他的家人照料。为了酬谢他的勤劳，公社额外分给他一些燃料、物资、食物与私有马匹，供他挤奶、制作各种奶制品、自用或是销给公社。我们被引到他的蒙古包里，依旧是蒙古人传统的宴客点心：干奶酪、有些酸臭气的奶油、方糖，以及喝也喝不完的马奶和蒸馏奶酒。我们默默地吃喝着，早上的悲剧阴影还在我们心头挥之不去。苏木委员会主席问起我们接下来的计划，巴雅尔把阿乌博德的那匹马也算了进去，告诉他，我们已经有四匹赠马受伤或是跛脚，我们得找个地方停留一会儿，让这些马养伤。　　　　
　　　　我看到蒙古人聚在那匹跛得最厉害的赠马旁边，指指点点。这是一匹白色的斑点马，背脊上有一条鳗鱼似的黑鬃，脚上有淡淡的斑马纹，蒙古人说，这就是蒙古马从野马演进过来的痕迹。他们在这匹马的肩头上敲敲、压压，摸摸它受伤的脚，但是，没有人敢轻下断语：这是蒙古人的习惯，他们不会公开说出这匹马有什么问题，免得会让旁人觉得他太自以为是，将来被人发现他说错了，也会很没面子。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看热闹的人才全部散去。这时，冠军牧民悄声地出现在我们的帐棚旁边。我们的帐棚扎在一个山坡下，离他的蒙古包不远。他把受伤的马拉到一边，掏出小刀，割开它胸口的一条主血管，珠串般的血滴，滴了大约半分钟；那匹马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偶尔举举它那只受伤的前脚，好像想压住伤口似的。然后，血就自然止了，蒙古传统的放血疗法，到此告一段落。　　　　
　　　　“大夫”替他自己、我和保罗找到了一个解套的方法，不要再受这种折磨了。他说，第二天，是蒙古共产党建立政权以来，第一次举行人民自由选举的投票日。山脚下的一个蒙古包是乡间投票所，有一辆吉普车会到那里收选票箱，“大夫”可以帮我们安排，搭那部吉普车到苏木中心。票数会在投票日的第二天清晨统计完毕，再交由蒙古空军一架庄严古老、漆成黄色的安托诺夫二型（Antonov　2）双翼飞机，送到省会。如果苏木地方书记同意的话，我们可以搭乘这架飞机，尽快回到乌兰巴托，再找方法继续往西边走，一直走到阿尔泰山。“大夫”恨不得早点离开，而我们脱队的话，并不会对其他人造成影响，完全相反，我们三个一走，戴尔哲就可以把我们的坐骑当成备马，大幅减轻更换马匹的压力。戴尔哲天性乐观，随遇而安，由他领着阿乌博德，应该不会有问题。我惟一觉得亏欠的人是巴雅尔。照道理来说，他应该有选择离开的自由，不过，他回到乌兰巴托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