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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

寻找成吉思汗-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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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木栅后面,总共只有二三十顶蒙古包,在喇嘛庙被摧毁之前,曼陀罗设县只是为了宗教理由。如今,构成喇嘛建筑群的主体的,只剩下佛塔了,青绿的塔顶自然成了此地的主色调。掺杂其间的建筑,原本可能是讲经堂、精舍、山房和储存杂物的地方,但是,年久失修,一片荒烟蔓草,已不复昔日风采,建筑功能也不可分辨。屋顶上面长满杂草,横梁脱离了原先的接驳处,斜倒在一旁,屋顶上的磁砖大多脱落,在一旁堆得好高,土墙被人打了洞,显然是把庙宇的内部当做牛棚。不过,恢复旧观并不特别困难,因为这里毕竟没有受到推土机的全面破坏,虽然破败,屋舍大抵完好。    
    有一小群僧侣聚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宗教社区,使这里重拾原先的功能。连大喇嘛一并算上,这里有六个喇嘛,庙社无法住人,他们就在原先的主建筑间搭了一个蒙古包,簇新洁白,醒目得很,上面还挂了一个招牌,告诉大家,这里正是曼陀罗寺僧暂时栖身之地。    
    我们打算上路了。庙里的老喇嘛与其他寺僧拐着脚,坚持要送我们上路。他们排在蒙古包的前面,向我们挥手道别。有几个喇嘛实在太老了,连腰也直不起来,得靠手杖才能勉强站着。他们站在阳光中,穿著鲜丽的僧袍,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布斯卓的观察,“深红、亮橘、隐隐泛光的淡肉桂红”,一群喇嘛站在一块儿,会让人想起“一畦鹦鹉郁金香”。


第二部分贫瘠的草原

    离开曼陀罗寺的道路的两边,我们看到了一对刻在巨砾上的守护神,一个是趺坐的佛陀,另外一尊是青绿色的凶神恶煞,遥遥相望。又骑了一个小时,我们才碰上一个牧牛人的蒙古包,他们招待我们一顿迟来的晚餐,主要是干奶酪、硬面饼。这个地区的领导还送给我们一匹马。第二天,预定要骑这匹马上路的保罗说,这匹马个性顽劣,野性未脱,不好控制不说,恐怕还有相当的危险性。但是,跟原先那批有气没力的羸弱老马相比,他这匹马已经算是了不得的新锐了。    
    挥别牧牛人的蒙古包之后,我们骑了一整天的路,都见不着半个人影。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已经找不到流水了。无论是什么东西,体积都大得要命。间或看见的巨砾,竟然有一个人骑在马上的高度;巨雕就在我们身边顾盼自雄,非但不怕人,还瞪着眼睛看我们,就算只从它们身边二十码左右经过,它们照样纹丝不动。这里的沙地面积越来越广,由于干旱的缘故,稀疏的野草,已经转为惨绿色,就只有在土拨鼠打洞的地方,还能保持青绿。也许是因为土拨鼠把土拨松了,所以比较容易保持水分,也许是因为它们本来就喜欢找潮湿的地方打洞住家,反正,你在一片了无生气的草地上,突然发现嫩绿的片段,那里就一定是土拨鼠的家。遇到这种地方,我们要特别留神,别让马蹄踩上去了,这片土地被土拨鼠挖得千疮百孔,极不牢靠,踩得狠了,就会栽进去。我们经常看到莽撞的小马,在这个地带一个劲儿地快跑,一脚踩进土拨鼠打的洞,马上的人就会被摔个狗吃屎,狼狈不堪。    
    我们的向导不愧是马上高手,眼看夜幕渐渐低垂,他们却越跑越快,丝毫没有休息的意思。拼命赶路的结果,是让我们赶上了前面的暴风雨,马匹的马蹄在暴雨中翻腾,顶着风奋力向前,鼻孔冒出嘶嘶白气。这趟快马跑得我们兴奋淋漓,直到天色已暗,我们才赶紧在风中,制服住四处飞舞的帐棚,扎好营,在淋成落汤鸡前,搭好了遮风避雨的地方。几百码前有一群牧羊人——这还是我们奔驰了二十英里惟一碰到的人——他们是照看水井的,见到我们来了,分了一些水给我们。    
    我们那天晚上待在帐棚里吃存粮,牧羊人就在不远处,向导却没有带我们过去串门子的意思。这里是贫瘠苍凉的开阔草原,一英里接着一英里,尽是微微起伏的平地,渺无人烟,好不容易见到人了,却还是这般冷漠,着实有些奇怪。也许是我们的向导不想打扰别人吧,要不就是他们担心他们饲养的半野生马,会跟牧羊人的马打起来。不管怎样,反正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天气转晴,我们准备好马鞍,打算在清爽的早晨赶一段路,没想到却发生了一件让我们大惊失色的意外,让我们跟阿乌博德和平相处的最后一丝机会也破灭了。


第二部分坐骑狠遭修理

    从上个星期以来,帮阿乌博德准备的马匹,不知道怎地,全都是脚步沉重的慢性子。这纯属意外,因为向导总是挑最好的马充当他的坐骑。谁知道接连好几天,再怎么好的马被他一骑上,就显得懒洋洋的。原本应该是他带头的,现在却落在后面,怎么催,他的马还是一踱一挨地慢慢晃。阿乌博德常常一阵狠抽,坐骑却置之不理。起初没什么人注意他,只觉得摆脱他很轻松,我们可以按照原先的进度赶路,谁知道阿乌博德的火气渐渐上来了,已经到了失控边缘。前一天,他死命地抽马,超过我们两次,但脸色却十分严肃,皮鞭从来没有停过。    
    那天早上,阿乌博德给他的坐骑上鞍,谁知道这牲口闹起脾气来,它后脚直立,就想逃跑,显然是被阿乌博德抽怕了。阿乌博德把缰绳拽在手里,一个不留神,被这马一冲,摔在地上,被拖行了好几码。戴尔哲尖叫一声,赶紧上前救他,闹了好一阵子,戴尔哲才驯服了撒野的牲口,把缰绳交给阿乌博德。阿乌博德一把抢过缰绳,打算再把马鞍装在坐骑背上。这马又开始乱踢了,实在不想再让这个把它修理得鼻青脸肿的乘客骑在它的身上。戴尔哲扯紧了缚脚带,让阿乌博德上鞍。其他人都已经上好马鞍,等阿乌博德准备就绪,就要上路。阿乌博德总算绑好马鞍,但一松开它脚上的缚脚带,果然,这牲口又想跑,不过,这次阿乌博德有充分的准备,他一把揪住缰绳,坐骑只得乖乖就范。阿乌博德正想翻身上马,这马发现它抗拒不得,索性就耍起赖来,趴在地上,不肯让阿乌博德骑。这动作证明了阿乌博德的坐骑相当聪明,但是,在主人眼里,却是不折不扣的造反,反正它就是曲着前腿,膝盖着地,然后翻转身子,侧躺在地上,硬是动也不动。    
    阿乌博德站在那里,看着这头惫懒的牲口,一时手足无措。戴尔哲不知道在叫什么,也许是要阿乌博德给它一鞭子,让它明白谁是它的主人。缰绳的另外一端还拽在阿乌博德手里,他使尽了吃奶的力气,用缰绳狠狠地抽了马脸三下,好像恨极了,非得这样出气不可。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蒙古人打马脸,不用转身,我就感觉到了牧民的不满。这出闹剧还没演完。这马被打得有些退缩,头抬起来几次,但还是躺在地上,不肯站起来。看到他的坐骑坚持把头埋在地下,阿乌博德气得六神无主,怒不可遏,完全无法控制他的行动。他站在马匹旁边,一下又一下地狠抽马脸,这已经是十足恶意的发泄,在这一刻,阿乌博德的残忍全部释放出来了。现在,就算是这匹马有意思要站起来,也做不到了:阿乌博德一记记地狠打,分明是要它躺在地上,站不起来。    
    我们在一旁都看呆了,根本没有想到会出这种事,震骇得无法说话。一直以为这是最后一下了,没有想到阿乌博德就是不肯住手,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眼睁睁地看阿乌博德逞凶。阿乌博德完全无视于我们的存在,越打越起劲。他起码狠抽了这可怜的牲口二十几下,才放下缰绳,马儿才勉强站起身子来。    
    不只我一肚子火,保罗更是气得一脸惨白,好几次,我都以为他要冲出去痛殴阿乌博德。我连忙安抚,叫他别轻举妄动。阿乌博德终于上马了,但是,大家刻意转头,连正眼都不看他一眼。我想,队伍里的人大概都觉得阿乌博德太过残忍,他这样鞭打马匹,根本不是蒙古人的行事作风,这种行径羞辱了他的同胞。蒙古人一向率直,我们的牧民朋友没有出面劝阻阿乌博德,也是件怪事。自此之后,所有人对阿乌博德的看法又是一变。我已经决定了,要继续旅程可以,但是,我再也不要跟阿乌博德这般惹人厌的人在一块。在蒙古,有很多事值得做,很多地方值得看,犯不着浪费时间与阿乌博德打交道。横越欧亚大陆,从蒙古一路到法国,是很让人期待的旅行,但是,按照阿乌博德的这种搞法,出了蒙古国境,绝对寸步难行。我有责任联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路计划委员会,劝他们更换领队。在这个空当,我想好好研究一下蒙古残存的传统文化。为了这个目的,我、保罗、“大夫”越早脱队越好。    
    我们在难耐的沉默中,结束了早上的行程。我偷偷看了看巴雅尔一眼,他也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一贯的轻松自在不见了。保罗压低声音一个劲儿地在念,说他应该也用缰绳痛抽阿乌博德二三十下。马术不怎么样的“大夫”,经过这些日子的磨练,现在对付个性温和的马匹,已经毫无问题了,连他也认为阿乌博德的行径与野蛮人没有两样。如果成吉思汗复生,也会看不下去。据说,成吉思汗曾经明令:绝对不能打马脸。


第二部分想法子脱队

    “大夫”已是身心俱疲。他的身体早就没有办法应付如此艰辛的旅程,经常看见他下马,在马匹旁边拉筋,伸展四肢,显然他的膝关节已经疼痛到无法忍受的地步。我们的两个向导——好运道和勇士,每天都把行程控制得十分严格。我猜想,他们可能也是受够了阿乌博德,想尽快摆脱他,早点结束这趟旅行。还不到4点钟,我们就从干燥的低地走了出来,眼前是一个开阔平坦的谷地。二十来个骑马的汉子,从谷地的另一端快跑过来。他们是小城德札格(Dzag)工作大队的成员,苏木行政委员会派他们过来引我们渡河。近日来,河水暴涨,渡河的危险自然不在话下。    
    在河谷另一端,当地政府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欢迎会,地点是冠军牧民的蒙古包里。公社委员会认为这个牧民非常能干,足堪表率,所以分给他四百匹马,让他和他的家人照料。为了酬谢他的勤劳,公社额外分给他一些燃料、物资、食物与私有马匹,供他挤奶、制作各种奶制品、自用或是销给公社。我们被引到他的蒙古包里,依旧是蒙古人传统的宴客点心:干奶酪、有些酸臭气的奶油、方糖,以及喝也喝不完的马奶和蒸馏奶酒。我们默默地吃喝着,早上的悲剧阴影还在我们心头挥之不去。苏木委员会主席问起我们接下来的计划,巴雅尔把阿乌博德的那匹马也算了进去,告诉他,我们已经有四匹赠马受伤或是跛脚,我们得找个地方停留一会儿,让这些马养伤。    
    我看到蒙古人聚在那匹跛得最厉害的赠马旁边,指指点点。这是一匹白色的斑点马,背脊上有一条鳗鱼似的黑鬃,脚上有淡淡的斑马纹,蒙古人说,这就是蒙古马从野马演进过来的痕迹。他们在这匹马的肩头上敲敲、压压,摸摸它受伤的脚,但是,没有人敢轻下断语:这是蒙古人的习惯,他们不会公开说出这匹马有什么问题,免得会让旁人觉得他太自以为是,将来被人发现他说错了,也会很没面子。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看热闹的人才全部散去。这时,冠军牧民悄声地出现在我们的帐棚旁边。我们的帐棚扎在一个山坡下,离他的蒙古包不远。他把受伤的马拉到一边,掏出小刀,割开它胸口的一条主血管,珠串般的血滴,滴了大约半分钟;那匹马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偶尔举举它那只受伤的前脚,好像想压住伤口似的。然后,血就自然止了,蒙古传统的放血疗法,到此告一段落。    
    “大夫”替他自己、我和保罗找到了一个解套的方法,不要再受这种折磨了。他说,第二天,是蒙古共产党建立政权以来,第一次举行人民自由选举的投票日。山脚下的一个蒙古包是乡间投票所,有一辆吉普车会到那里收选票箱,“大夫”可以帮我们安排,搭那部吉普车到苏木中心。票数会在投票日的第二天清晨统计完毕,再交由蒙古空军一架庄严古老、漆成黄色的安托诺夫二型(Antonov 2)双翼飞机,送到省会。如果苏木地方书记同意的话,我们可以搭乘这架飞机,尽快回到乌兰巴托,再找方法继续往西边走,一直走到阿尔泰山。“大夫”恨不得早点离开,而我们脱队的话,并不会对其他人造成影响,完全相反,我们三个一走,戴尔哲就可以把我们的坐骑当成备马,大幅减轻更换马匹的压力。戴尔哲天性乐观,随遇而安,由他领着阿乌博德,应该不会有问题。我惟一觉得亏欠的人是巴雅尔。照道理来说,他应该有选择离开的自由,不过,他回到乌兰巴托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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