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9-国史十六讲-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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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精于诗赋。唐朝文人几乎无一不是诗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官僚中诗人多如牛毛，为历代所罕见。清朝康熙年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编辑《全唐诗》，收集诗作四万八千九百多首，作者达二千三百多人，说它空前绝后，也不算太过分。
书法在这个时代也登上了艺术的高峰。初唐书坛极力推崇王羲之的瘦硬俊俏笔法，出现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大家，都从师法王羲之入手。唐太宗激励人们学习王羲之的书体，简化笔画，书写省力，使“王书”从艺术鉴赏品，普及于政府文牍部门，进而流布于市井社会。到了盛唐，书法为之一变。颜真卿的书法方正雄健，浑厚庄严，一扫初唐的娟媚风气，创造了与盛唐气象相适应的新书体，不仅终唐之世盛行不衰，而且为以后历代奉为正统书体。
《国史十六讲》 第二部分帝国的衰落与分裂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天宝初年，唐朝倾全力对付吐蕃，分不出兵力来对付东北边疆的奚、契丹，于是起用蕃将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两年后，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七年后又兼任河东节度使，成为统率二十万精兵的边镇统帅，东北、华北最大的军阀，与西北军阀哥舒翰遥相呼应，雄镇一方。
安禄山是混血胡人，父亲是康姓粟特族人，母亲是突厥族人，因母亲改嫁安姓突厥人，改姓安。这个出身行伍的大老粗，精通升官的诀窍：贿赂与献媚。贿赂李林甫，巴结杨贵妃，博得唐玄宗的宠信。在这方面，这个混血胡人很有手腕。
——他善于献忠心以取媚于皇帝。此人身材高大而肥胖，腹垂过膝，唐玄宗开玩笑地问他：你这个胡人，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大到如此程度。安禄山当然不会放过献媚的机会，巧妙地回答：没有多余的东西，只有赤胆忠心而已。如此赤裸裸地阿谀奉承，唐玄宗居然没有看穿他的虚情假意。
——为了获得唐玄宗的宠信，安禄山在杨贵妃身上下功夫。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四十五岁的安禄山竟然拜二十九岁的杨贵妃为“养母”，进出宫廷都以杨贵妃的“养儿”（义子）自居。这是安禄山极为高明的一手，他深知贵妃受皇上无比宠爱，走夫人路线，是最有效的捷径。
——东北边疆的奚、契丹经常叛乱，唐玄宗束手无策，安禄山出兵平定了奚、契丹，使唐玄宗喜出望外，多次嘉奖，称赞他是“万里长城”。自称“年事渐高”的唐玄宗为了追求逍遥，一手把朝廷政务交给宰相，一手把边防军务交给边将。在李林甫、杨国忠获宠的同时，安禄山也获得特殊的宠信。在唐玄宗心目中，这个胡人边将的地位与宰相不相上下，可以从边关来到京都，出入宫禁。
安禄山“外若痴直，内实狡黠”，是一个野心家。他一身兼任三镇节度使，又带有尚书左仆射、骠骑大将军的头衔，管辖东北、华北地区，号称“兵雄天下”。天宝初年，三镇总兵力已经有十八万，当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时，兵力可能已经超过二十万，当时中央直辖军不过十万而已。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力量对比，一旦与中央分庭抗礼，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时人已经有所察觉，他们指出，安禄山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日增骄恣”，“包藏祸心，将生逆节”，意思是他将要反叛。事实正是如此。他积极囤贮武器、马匹、粮草，还训练了一支私家武装，绝对效忠于他个人。李林甫死后，安禄山加紧了反叛的步伐。
可悲的是，唐玄宗对安禄山依然深信不疑。杨国忠多次向唐玄宗指出，安禄山必反，唐玄宗根本不信。就在安禄山反叛前几个月，唐玄宗还派官员带亲笔书信给安禄山，说朕已经为你修建温泉，十月间，朕在华清宫接待你。好昏庸的快活天子，大祸临头还浑然不觉，竟然邀请安禄山来华清宫同洗温泉浴。
唐玄宗等来的不是来洗温泉浴的安禄山，而是举起反叛旗帜的安禄山。
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策略以来，历代的野心家都把“清君侧”奉为至宝，作为反叛的遮羞布。安禄山也不例外，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当他在蓟城（今北京西南）南郊誓师时，为反叛打出的幌子就是“奉密诏讨杨国忠”，起兵“平祸乱”。似乎他不但不反对皇帝，而且是接到了皇帝的秘密诏书，命他发兵讨伐杨国忠。事实完全不是如此。特地修建温泉汤池要为安禄山洗尘的唐玄宗，接到安禄山反叛的消息，既震惊又愤怒，立即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就地防御；紧接着任命他的第六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大军东征平叛。
白居易《长恨歌》写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紧急战报打破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歌舞升平。形势急转直下，兵败如山倒。叛军如秋风扫落叶般节节胜利，只用了短短的三十四天，就从范阳打到洛阳，东都洛阳遭受一百几十年来未有的浩劫。守卫洛阳的封常清，驻屯陕州的高仙芝一起退守潼关。唐玄宗轻信监军太监的诬告，以“失律丧师”罪，在潼关处死高仙芝、封常清。临阵斩帅的严重失误，是平叛战争的不祥之兆。
次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把天宝十五年改为圣武元年，一派改朝换代的架势。这一下叛乱谋反的面目大暴露，先前所谓“奉密诏讨杨国忠”的幌子，完全是骗人的。
这时的形势对安禄山十分不利。第一，颜杲卿、颜真卿兄弟在河北联络各地忠义之士，抗击叛军，骚扰洛阳与范阳之间的交通，给安禄山带来了后顾之忧。第二，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兼河北节度使李光弼奉朝廷调遣，在平叛战争中取胜，切断安禄山大本营洛阳与根据地范阳之间的通道。第三，唐玄宗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哥舒翰也是胡人，此时身兼河西、陇右节度使，威名显赫，而且与安禄山素有宿怨，由他镇守潼关，足以与安禄山相抗衡。
然而，唐玄宗指挥失误，导致满盘皆输。他想尽快平定叛乱，命令坚守潼关的哥舒翰，从潼关出兵进攻洛阳，并且要各路兵马围攻洛阳。在当时形势下，坚守潼关是上策，可保长安无虞。在河北战场的郭子仪、李光弼向皇帝指出，如果从潼关出兵，有战必败，潼关失守，京师长安危急，天下之乱就不可平了。唐玄宗拒不接受。杨国忠对哥舒翰有所猜忌，极力怂恿唐玄宗命令哥舒翰出关东征。
这一错误决策，无异于自投罗网，二十万大军一战即溃，哥舒翰逃回潼关时，被部将抓获，献给叛军。一向瞧不起安禄山的哥舒翰，在洛阳向被他骂为“野狐”的安禄山投降。
潼关陷落，长安失去屏障，唐玄宗于六月十三日逃离长安。次日中午抵达马嵬驿，皇帝的扈从部队发动兵变，杀死奸相杨国忠，迫使唐玄宗命令太监高力士在佛堂缢死杨贵妃。当时唐玄宗已七十二岁，杨贵妃才三十八岁。旧史家渲染杨贵妃是败坏朝政的祸水，意在为唐玄宗开脱，其实形势发展到这一地步，完全是唐玄宗的责任。在马嵬驿的杨贵妃墓地，不少文人墨客留下了题字，共同的主题就是替杨贵妃鸣冤叫屈，多少反映了一点与正史不同的民间意识。
太子李亨看到人心所向，和执意向西逃跑的父皇分道扬镳，在太监李辅国的扈从下，奔向朔方节度使所在地灵武，并且在那里登上皇帝宝座（即唐肃宗），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郭子仪、李光弼率领五万军队从河北赶赴灵武，河西、北庭、安西节度使也派兵前来会合。形势有了明显的转机。叛军内部则明争暗斗，分崩离析。安庆绪杀死父亲安禄山，抢得皇帝宝座，却只知纵酒享乐。唐军乘机反攻，收复沦陷一年多的长安，继而收复洛阳。
此后安史之乱进入另一个阶段，它的主角就是留守范阳的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他不愿受安庆绪节制，率八万军队向朝廷投降，出任范阳节度使。时隔半年，史思明反叛，与在邺城（今河南安阳）的安庆绪遥相呼应。唐军包围邺城，安庆绪以出让皇位作为交换条件，向史思明求援。史思明解邺城之围后，设计杀死安庆绪，留下儿子史朝义留守邺城，自己引兵北还，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并且在半年以后再度攻陷洛阳。唐朝方面再度陷入被动局面。正在此时，叛军内讧，史朝义杀死父亲史思明。唐军乘机收复洛阳，史朝义逃往范阳，遭到守军拒绝，走投无路，自缢而死。
长达七年零三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平息。
安史之乱是开元、天宝时期腐败政治导致的后果。唐肃宗、唐代宗都积极鼓励叛军自动投降，准许他们继续为唐朝效力，在原地任官。因此，与其说是中央政府平定叛乱，还不如说是以妥协方式结束叛乱。这种妥协的代价是高昂的，它使全国处于混乱多事和分裂割据的状态之中。
《国史十六讲》 第三部分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宋朝（1）
传统农业的新发展与商业革命
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指出，北宋以前人口增长缓慢，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六千余万，此后由于分裂和战乱，人口总数几起几落，到唐朝人口峰值阶段的天宝十四年（755年）约有七千余万。经过唐末五代的动乱，宋初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全国人口只有三千五百四十万。此后的一百余年，人口迅速增长，到12世纪初（即北宋末年）进入峰值阶段，当时在北宋、辽、西夏、大理等范围内，总人口达到一亿四千万。
人口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传统农业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新发展，中部和南部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相应增加。如果说，各类耕地的开垦，例如淤田、沙田、潮田、山田、圩田、围田、湖田等的出现，是一种外延式的发展；那么，南方地区讲究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经营，便是更为重要的内涵式发展。根据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的研究，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水稻，在这一时期不仅种植地区扩大，而且耕作技术与经营方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早稻优良品种占城稻，在宋初从越南引进以后，经过一百多年的推广，到南宋时江南各地十之八九普遍种植。有些地区，已有早稻、中稻、晚稻的区分，水稻栽培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
其二是，原先水稻栽培采取粗放的直播法，这一时期把直播法改造成为移植法，也就是说，过去把稻种直接撒播到田里，现在先把稻种在秧田上培育，然后移植（即插秧）到大田。陈旉《农书》专门记述了秧田的修治技术，不少地区还发明了插秧工具——秧马。
其三是，对于水稻栽培的各个环节都讲究精耕细作：秋收后的耕田，务求再三深耕，使土壤疏松细碎；春耕时再三耕、耙，使土细如泥。耕田用牛犁也用踏犁；耘田锄草，有了耘爪、耘荡等工具；水利灌溉在原先的筒车、桔槔之外，出现了效率更大的龙骨车（翻车、踏车），可以把河水抽到一二丈高的稻田中。
集约化经营的结果，是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当时人说，在两浙路一带，上等水稻田一亩，可以收获稻谷五六石，约为750斤至900斤之间，是相当高的产量。
另外有两点也颇值得注意。一是江南麦作的推广与稻麦二熟制的形成，标志农业生产水平的一大进步。与此相呼应的是，水稻种植由南向北推广。二是由于商品经济向农村的渗透，农村中开始出现专门种植经济作物——蚕桑、茶叶、蔬菜、漆树、花卉、果树、甘蔗——的专业户，从事个体小商品生产。最突出的是，蚕桑区农家的蚕桑丝织经营，开始从家庭副业中独立出来，形成专业化生产。陈旉《农书》说，湖州地区农家“唯藉蚕办生事”，表明蚕桑经营已经成为他们的主业。
传统农业的新发展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导致“商业革命”较早的出现，成为宋朝历史的一抹耀眼的亮色。
这是西方汉学家的看法。他们把宋朝的转折点称为一次“复兴”，或一次“商业革命”。
费正清和赖肖尔合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关于宋朝的第六章第四节的标题就是“商业革命”四个字。他们写道，宋朝经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