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9-直击中国教育底线-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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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将因爱情而发生性关系视为“品行恶劣，道德败坏”，不少人认为，这是在用传统的性道德观审视现代男女关系，这种观念是迂腐的。道德是一个流动的概念，社会的发展日呈多元化，不同的人对道德有不同的理解，当用“道德”作为批判人的武器时，它常常会形成一种压迫。并不是说不存在道德的底线，我们判断是否触犯道德底线的一个标准是一种行为是否侵犯他人权益，一个人自主的与社会无害的性行为是不触犯道德底线的，而那种以“道德”的名义散播别人隐私的行为，恰恰被现代理念认为是不“道德”的。
当然，我们也应允许每个人对“道德”的不同理解，这也是多元社会必然要呈现出来的面貌，并不可怕。即便真的是“道德败坏”，学校还有一个如何引导教育的问题，但重庆邮电学院的表现让人遗憾，它完全失去教育的耐心和应有的包容。马本秀、杜自珍被勒令退学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学校对学生“生杀予夺”的权力。我们需要警惕“道德”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强制性行为的借口，但我们更要反思当下学校体系中学生微不足道的权利。在马本秀、杜自珍的退学事件中，“道德”只不过是一个理由，如果学校的权力受到适宜的限制，所谓的“道德败坏”并不能让这两个学生失去受教育权。
2003年8月14日，教育部办公厅负责人王旭明就马本秀、杜自珍被学校开除一事正式向媒体表态：学校严格管理，严肃校规，把他们开除不为过。王旭明说，近来一些媒体对此事炒得沸沸扬扬，各种观点尽有。我认为，大学是一个特殊的纯洁场所，学生入校后，就必须遵守校规。学生发生性关系甚至怀孕，是不应该的。学校把他们开除不为过，处理他们是按校规办事。
王旭明的话也许代表了教育部的意见，但在我看来，这种意见并不能够一锤定音。事实上，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诸多缺陷早已引起了社会的质疑，马本秀、杜自珍被开除事件，只能是其中的又一个导火索。
重庆工商大学学生处处长陈松说，虽然事情不是出在本校，但学校也很关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出台二十多年了，有些提法与现实有冲突。他自己曾参加教育部组织的三次会议讨论修改，希望尽早修订。
法律具有相对滞后性，因此法律必须适时修改。一些法学专家指出，以多数高校校规中提及的“不正当性关系”为例，什么叫“不正当性关系”？按过去的理解，在校学生只要发生性关系就是不正当的，但也有人认为“男生嫖娼、女生卖淫”才算是不正当性关系。这说明，随着时代的变化，很多道德层面的概念其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当法律和道德发生冲突时，法律应当修改，界定得应更清晰。
在校学生发生性关系，固然不应该提倡，但如果说这是一种不正当关系，甚至定性为“品行恶劣，道德败坏”，的确十分不妥。随着时代的发展，性早已经成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内容。马本秀、杜自珍被开除，从一定意义上讲，学校、家庭、社会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拿父母来说，他们本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也应该是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的第一人。但有数字显示：有60。5％和67。5％的高中生和初中生的父母从没有对孩子进行过性教育；有50％的学生没听说过性病、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仅有5％的学生了解有关怀孕和避孕的一般知识；仅有42。2％的青少年在首次性行为时采取了避孕措施……面对这些数字，很多家长依然坚持自己的理由：性可无师自通等。
2003年，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完成了《在青少年中开展预防性病和艾滋病》的研究课题，此后，他们安排了一堂安全套正确使用的演示课，但这节课不但遭到一所中学的抵制，还在家长中引起轩然大波。
南京市下关区的一位机关干部提及此事便愤愤不平。这位家长说，他儿子初中时成绩一直拔尖，上了高一却直线下降，老师反映他经常偷偷找邻班的一个女生，他们还一起去迪厅跳过舞。“我儿子已经有早恋的苗头了，这个时候再来教他怎么使用安全套，不是把他往早恋的路上推吗，孩子一旦过早接触性，想集中心思读书就不容易了。”
然而，家长们并不知道，近三十年来，中国青少年性成熟年龄不断提前，在小学五六年级已有30％左右的男孩出现遗精、女孩月经初潮。而初婚年龄却在推迟，这导致了婚前性风险期的延长。这是中国计划生育协会青春健康国际合作项目对1990—2000年间的196份研究报告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的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调查还显示，中国女性初婚年龄，1970年为20。2岁，1993年为22。7岁，2001年为24。2岁；1980年以来，认同婚前性行为的青少年和未婚青年比例明显上升，异性性交发生率在中学生中约为5％，在大学生中为10％左右，同龄社会青年中性行为的发生率高于在校学生。
令人担忧的是，多数青少年并未能适时获得与他们的年龄、能力和环境相适应的性健康信息和服务。这导致了婚前怀孕、流产和性病、艾滋病病毒感染率的上升。据调查，1998年以来在北京妇产医院接受人工流产手术的女性中，一半左右未婚，其中20岁以下者占14％。另有调查显示：1999年，中国性传播疾病感染报告病例为83。7万例，比上一年增长30％，其中半数以上是15—29岁的青少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近80％是20—24岁的青年，年龄小于19岁的占9。5％。
但是，在国内某网站关于“你的性知识是从哪些渠道获取的”调查中，竟有51。26％的中学生表示是通过含色情内容的书籍、网站和影片的传播，才知道了这方面的“秘密”。浙江省青少年心理热线的一项专题调查也表明，由于青少年身心发育尚不完全，缺乏一定的自制力，在偷食“禁果”后，有30％的人导致性犯罪。
家长也一样。一份对成年人的调查问卷显示，62％的人没有接受过正规渠道的性教育，而40％的所谓接受过正规性教育的人，只是把学校的性生理卫生的课程当作了系统的、正规的性教育。他们中间还有一大部分对属于性知识范畴内的基本知识也不太清楚。尚有12％的人对性知识一无所知。而在对50名有着高等学历人员的调查中，居然有42％的人认为性是纯粹为了满足生理需要，42％的人认为只要两相情愿，就可以发生性关系。这表明我们的大部分已经成为父母亲、或者将要成为父母的成年人，其性知识是相当贫乏的。
有意思的是，我们的社会对性有两种微妙奇特的态度，一方面是把爱情作为性的载体，被无数作家、诗人尽情讴歌，歌唱她的神圣、甜蜜。另一方面性又被冠上神秘的面纱，甚至谈性色变，被视为大逆不道。很明显，性在人们中间处于二律背反的状态。其实，谁都知道“饮食男女”一词概括出了人类的两大基本需要——饮食和男女（性），只不过“性”一直被看作难登大雅之堂乃至淫秽不堪之物。对性的种种压抑，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都屡见不鲜。
重视性教育，就是对生命的尊重。这同样显示了人性的自觉。我们不应该忘记常识，那就是性与爱是青春的元素。无论怎样，疏总比堵好。对性与爱的向往是青年人的天性，只要引导得当，对学生进行性教育利大于弊。
第2章 反省1残忍背后的悲哀——马加爵现象警钟长鸣（1）
马加爵从未动手打过人。平时，马加爵是一个低调而且冷静的人，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喜欢与人深交。“很有韧性”，一位曾与马加爵同寝室的同学说。一次，他与马产生了一点小小的纠纷，倒是他自己的脾气要大一些，把杯子往地上一摔，说：“你想干什么？！”对此举动，一般年轻人都要针锋相对了，但马加爵瞅了他一眼，低头想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平静地说：“你以为我怕你呀？”
2004年3月15日，新华社的一则新闻通稿发向全国各新闻媒体，这则新闻通稿标题是《疑犯马加爵三亚落网杀人动机起于同学矛盾》，全文如下：
经海南省三亚市公安机关证实，公安部A级通缉在逃犯罪嫌疑人马加爵3月15日晚7时30分左右在海南省三亚市河西区落网。
2004年2月23日，云南大学生化学院生物技术专业的四名大学生，被发现死在该校学生公寓里。案发后，云南省公安厅和昆明市公安局立即派出侦查技术人员赶赴现场，开展现场勘查和调查访问。经公安机关检验认定，已潜逃的该校学生马加爵有重大作案嫌疑。
犯罪嫌疑人马加爵，1981年5月4日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宾州镇马二村，云南大学生化学院生物技术专业2000级学生，性格孤僻、性情粗暴，爱好打牌、上网和看黄色及武打录像，熟悉农村生活。
公安部于2月24日发出A级通缉令，3月1日又向社会公开发布了通缉令，号召人民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查缉马加爵。此后，公安部两次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国公安机关查缉马加爵。各地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的部署，布下了天罗地网。
3月15日晚上7时15分左右，一位蓬头垢面、模样像乞丐的青年男子出现在三亚市河西区河西第一菜市场门口——在一个垃圾箱里捡食物吃。这时，一位在市场门口候客的陈姓摩的司机见其很像被通缉的马加爵，于是开着摩的对其进行跟踪，等其走到河西路亚航大厦附近时，摩的司机拨打110报警。很快，三亚市河西区公安分局的四名民警赶到现场，将伪装成乞丐的马加爵抓获，经指纹比对鉴定，确认无误。
经初步审查，马加爵交代了因与四名被害同学发生矛盾，为报复泄愤，于2月13日至15日先后将四名同学杀害的犯罪过程。
在这则600多字的新闻通稿背后，隐藏着一个贫困大学生苦苦挣扎，最终因心理崩溃走上杀人道路的悲惨故事。同时，它所激起的一系列问题，又使全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教育反省。云南大学一位老师就痛心地说：“马加爵事件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教育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一个健康自由的清道夫比一个乖戾自私的天才更符合教育的目标！”这种反思，应从小学乃至学龄前教育就开始。
马加爵被捕后，对他的“妖魔化”倾向在一些媒体上不断出现。这是很不应该的。因为马加爵的被“妖魔化”，极不利于我们认清事实真相，进而深度反省教育缺陷。下面，让我们从马加爵的父母、大姐、同学、班主任那里，多角度、全方位地认识一下这个从从容容连杀了四个同学的大学生。
父母：他是马家几代以来唯一的大学生
从小到大，马加爵始终是自己家庭的骄傲，因为他是马家几代以来唯一的大学生。
父亲马建夫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个子不算高，背有些驼。马建夫的一生忙忙碌碌，除了经营好家里的几分农田外，其他时间都在帮附近小制衣厂的老板熨裤子，每熨一条有2角5分钱的收入，生意好的时候每天可以熨上百条，已经干了20年。几年前，他依靠做小工的积蓄为家里盖了三间平房。马建夫已有好些日子没有从自家的屋子走出，印有马加爵相片的通缉令现已张贴于家乡每一处醒目位置。“感觉很丢人”，马建夫即便在家里也把头埋得很低。
马加爵的母亲李凤英，53岁，和孩子之间的交流远多于她的丈夫，她经常鼓励几个孩子如何努力，家里的大小事务也基本由她来掌管。在这个家庭里还有马加爵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从小马加爵与他们的关系谈不上亲密。大姐，29岁，已经嫁人生子，在外面打工；二姐，25岁，也结婚有子；哥哥，27岁，4年前从北京某部队复员后，一直干着保安的工作。
“他从不无理取闹或者像很多小孩那样要这要那，”母亲李凤英说，“他唯一的兴趣就是一个人孤独地坐着，他很少出去玩，通常和我在一起。”
不过，在马加爵沉默童年的背后，他却有着高出同龄人一筹的智慧。“和村里别的小孩子一起猜谜语，总是他先猜出来。”李凤英说，“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感觉他像个小大人。”
五岁时，马建夫和李凤英干完农活一脸汗水地回到家后，发现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