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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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伍德生活报》记者报道
警方正在调查一起上周三发生的奸杀案，一名女子在诺斯伍德镇中心橡树大街的嘉普服装店内遭蹂躏后被人勒死。
死者名叫安娜·凯瑟琳·穆尔，今年十七岁。有人在刚过中午12点时发现她死于一家服装店，死者是该店的经理助理。
诺斯伍德警署的警探LC克莱顿星期四证实，穆尔的尸体是被商店经理利萨·斯蒂芬斯发现的。当时她接到被害人父母的电话，因为安娜下班之后没有回家，他们担心女儿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有消息称，穆尔遭受了殴打并被勒死，同时有证据显示她受到过性侵犯。
调查人员相信，凶杀发生在当晚8点45分之后，那时穆尔刚刚送走另两位店员，他们准备赶在暴风雪之前回家。
“她告诉这两人她把商店锁上就直接回家，”克莱顿说，“很显然，有人把她拦下了。”
警方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能有更多的进展以找出真凶。“我们的警探正在继续调查询问，以便确认嫌疑人。”警方女发言人唐娜·巴特利特说。
穆尔原本将在今年六月从诺斯伍德东部高中毕业，她在这家商店打零工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她原计划在秋天进入伊利诺伊大学学习，斯蒂芬斯说穆尔想主修的是心理学。
安娜·凯特·穆尔是戴维斯医生和杰姬·穆尔的独生女，她的父亲是新技术生育诊所的合伙人之一，该诊所位于谢里登路，他在去年的一起枪击案中受过伤。警方称，没有证据显示这两起案件之间存在联系。
星期四，商店仍然关闭，人行道和入口被警方的隔离带围着，他们正在搜集线索。警方希望星期三去过嘉普服装店的人或者知道这起罪案相关信息的人与他们联系。
穆尔的死讯在镇上传开后，当地居民表达了他们的哀悼之情。
“她是那么美丽，那么善良。谁会忍心这样伤害她？”斯蒂芬斯说。
“这让我真的很不安，”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女住户说，“我晚上再也不会来这儿了。这个镇上已经不那么太平了。”
她又补充了一句：“这太可怕了。”说话时她的眼睛盯着前门的警用围栏。
到星期四下午，一个临时性的纪念碑出现在通往诺斯伍德东部高中的主要通道两旁，纪念碑由鲜花和标语组成。在数小时内，受害者的朋友们送来了动物充气玩具、照片、诗歌和其他寄托哀思的纪念品。
“我真不敢相信这一切，”一位自称是死者朋友的学生说，“她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也都爱她。”
—10—
每天早晨，警探在戴维斯打电话询问时总是很礼貌。而短暂的谈话结束后，每当警探坦白案件还没有进展时，戴维斯也总能装出一副有耐心的样子。还好不是一点线索也没有，实际上，罪犯的大致轮廓已经被描绘了出来。警方认为凶手是个白人，有着浅色的皮肤。他们对他的身材有个大体的概念，这是从被害人身上的淤伤位置和手臂上的受力方向判断出来的，被害人的手臂断成了两截。但这仅仅排除了小矮个和大高个的可能性。鉴于他们对强奸经过的案件回放，警方也排除了凶手是个大胖子的可能性。可不可能是安娜·凯特认识的人呢？——这不太可能，因为如果她那晚在等待什么人的话，她可能会告诉别人。但是，谁又说得清呢？法医说伤口是由强奸造成的，但是对于州检察官是否应该以强奸与谋杀两项罪名对归案疑犯一并提起公诉，法医却不做任何评论。当这个消息在报纸上出现后，戴维斯简直暴跳如雷，警探把他安抚了下来，并且向他保证，只要从一个被殴打致伤，又被人勒死的女孩体内发现新鲜的精液，那么无论法医怎么说，在警方眼里，这都是一起强奸案；然后，警探意识到自己这么说戳到戴维斯的痛处了，该死，说话怎么这么不注意啊，于是他又一个劲儿地道歉。戴维斯不得不让警探安下心来，说没关系。他并不想让他们变得那么敏感。他想要的是警察和他一样生气、冲动。而警探也是理解的，穆尔一家想要一个说法。“我们知道你想要我们快点破案，穆尔医生，我们也和你一样想早日查出真凶，”他说，“但是这类案子通常需要耗费一些时日。”
警方经常告诉穆尔一家，有时受害人的朋友会在接受讯问时大声说出心里话：这可能不值得一提，但是有个奇怪的家伙总是在那儿晃来晃去……可是这次，安娜·凯特的朋友中没有一个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而且指纹太多，失去了使用价值（“这个镇上每个人都把手掌放到过柜台上。”警探说）。而从死者腕关节和颈部的淤伤判断，警方确信罪犯一定是戴着手套的。安娜·凯特的前男友丹尼尔·金尼被传问了三次。他没有显出过分的忧心忡忡，而且很配合，提供了血检又带去了父母，但从来没有带律师。警方对诺斯伍德高中学生的询问仍在进行中。
现场还发现了一些金色毛发，警方在比较了精液的DNA后，断定这毛发就是凶手的。还没有发现有嫌疑人的DNA与这两个微小的证据吻合。但是，这证据却回答了一个未被问及的问题，证明了一个没被假设过的事实。在强奸发生之前或强奸进行之时，她受到了殴打，在强奸的过程中或完事后，她被勒死了。她的一条手臂和两条腿均有伤痕。两台收款机内的七百四十九美元不翼而飞，也许还有一些架子上的衣服也不见了（尴尬的商店经理也无法确定，存物栏是乱糟糟的，但很可能有一些高档T恤衫被拿走了，数目还相当大。警方在他们的调查材料中记录了这点）。
诺斯伍德好几个星期都不得安宁。面包房、纯梵尼服装店、努客咖啡馆、水果店，两家冰淇淋商店、六家餐馆、三家理发店，还有二十多家其他的商店，都开始在日落之时打烊。当然，包括嘉普服装店（但“白母鸡”便利店却没有）。越来越多的丈夫们到火车站接他们的妻子，他们的车每晚都要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排起长队。警方也加班投入案件的侦破之中，镇上还向格伦考地区借调了两名警官。十八岁以下的孩子必须在宵禁之前回家。芝加哥和密尔沃基的电视台也在大街上安营扎寨了好一阵（新闻工作者认为橡树大街上只有嘉普服装店、地毯商店、停车场和殡仪馆，不能产生足够的“视觉效果”，于是就挑选在街角拍摄，因为那儿行人多一点，更有“生趣”）。但报道一件事情总有个头，况且也没什么可报道的了。于是有一天电视台工作人员一起从大街上消失了，因为这一天西北大学篮球队的一名队员在训练时突然晕倒，因动脉瘤猝死。
原有的秩序及时恢复了。到了春天，安娜·凯特也许还暂时没有被人们忘记——垒球队穿着印有“安娜”字样的队服；黛比·富勒被特别提名以填补安娜空出的学生委员会秘书一职；长达三页的全彩同学录与中国的同学录不太一样。在美国，同学录上面除了有同学留言还会有学生在学校里的所有记录，包括各科成绩、获得的奖励、所从事的学校或社团的工作以及所担任的职务，由学校统一发放。题词也把安娜放在显要位置。校园还处处记着安娜——但诺斯伍德已经变得不再害怕。一个可怕的异乡人在诺斯伍德的街上杀了人，诺斯伍德震惊了，人们采取了补救措施。悲伤过后，小镇的生活就像那个异乡人一样，继续前进。
— 11 —
戴维斯为妻子开的药太多了。他时常觉得自己也需要吃上几颗，就会从放在杰姬浴室里的棕色药瓶中取出一些胶囊，揉着肚子上的伤口，用苏格兰威士忌把药灌下去。瓶盖上设计了一个保险装置，可以防止他的小孩拿到药片发生危险，可是这自鸣得意的设计是多么残酷。有时候，他会坐在马桶上，两手搓着一只水晶杯子，闹不清自己和杰姬是否吃药上瘾了，一天他得出了结论，即使他们上了瘾也没什么。
杰姬近来很少笑了。平时就不苟言笑的戴维斯如今脸上更是明显的没有了笑容。“我们不再做爱了。”有一天晚上，杰姬隔着餐桌向戴维斯这样说道。桌上摆着冷鸡餐和从超市买来的酒（他们地窖里的好东西已经吃完了但却没有再添置过）。戴维斯没有表示异议。
习惯于因循守旧的他们默默地过着日子，可以几天不说上一句话：戴维斯晚上锁好房门，早晨第一个起床；杰姬负责家庭的日常生活；戴维斯在星期一上班之前清理废物和可回收利用的垃圾；杰姬星期三去购买日用杂货；戴维斯确保两辆汽车油箱的汽油都不少于四分之一；杰姬每周两次收拾要洗的衣物拿去干洗，每周四更换床单。
有时候他们也说话，但通常是喝醉或是痛苦到麻木的时候。说出来的话总是那么残忍，不带回旋的余地：
“上帝啊，杰姬，你想要的真有那么多吗？我向你要过什么了？妈的，我指望你给我的还不够少吗？而你连这么少一点都给不了！”
“你确实没向我要什么，戴维斯。你什么都不要，你也什么都不给我。坦白说，这不是人过的日子。”
诺斯伍德中学高年级学生会主席是个瘦削的男孩，名叫马克·凯姆帕格纳。他带着安娜·凯特的同学录来到穆尔家。这同学录是安娜生前订购的，她的名字压印在封面上，是金色的。马克述说了他如何把同学录传遍整个班，让每个人都在上面签名。为了确保一个也不落下，他甚至连续一周在第五节课时坐在自助食堂外的折叠桌边，寻找那些课间时在走廊上漏掉的同学。戴维斯和杰姬感谢这个孩子，他们真心实意地感谢他。但是戴维斯不准备看，他不愿意读到那些十几岁孩子用戏剧化语言写的感伤之辞，于是把同学录放在了书架上，排在安娜低年级同学录的旁边。他们俩相互保证等到明年安娜生日时再看这本同学录。结果杰姬第二天就一字不落地读完了这本同学录。
接下来，就在冬天快要结束时，杰姬的举止出现了异样。毫无疑问，除了安娜·凯特的死之外，还有许多事打击了她，包括她的家族病史和漫长寒冷的冬天，这两项无论如何都不是有利因素。一天晚上，戴维斯下班回家，从车库里出来走在落日的余晖中，发现杰姬正在后院挖土。他看了一会儿，只见草皮已经大多被翻开，中间挖出了两块长方形泥地，两块泥地之间留了一条狭长的草皮过道。她一定已经挖了好几天。
“你在干什么？”戴维斯问。
“挖土，”杰姬答道，没有显出不高兴的样子。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她着了魔似的在那两块长方形的地里种植鲜花和蔬菜，甚至还种了几棵小树。戴维斯觉得这些花草看起来杂乱无章，但杰姬的脑子里却清清楚楚。她请了一位电工在她的后窗上安装了一盏泛光灯，她会在睡觉之前坐在窗台边，用手托着下巴，专心地盯着花园看，仿佛这个花园是一块巨大的棋盘。有时她似乎显得很高兴，但更多的时候这个花园让她泄气沮丧。“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她会癫狂起来，用拳头猛砸自己的膝盖。戴维斯问她出了什么事，她也回答不上来。戴维斯温柔地建议道，如果她因为花园而如此紧张，就应该去看一下心理医生。这之后她又连续几天没事了，几乎很少提到花园。过后，她又回到了泥地里，穿着她那双过膝的紧靴子，手上套着厚厚的带条纹的手套，戴着墨镜和棒球帽。
五月，她把那些花草全部掘除，然后重新开始，转移了一些她认为可以保留下的并把左右两边的长方形花坛的花草基本上以草坪为轴调了个个。最后，她发现这样的布局更令人反感，于是又在七月把它们全部铲除，九月份又是同样的举动。十一月上旬的一天早晨突降第一次大雾，戴维斯发现她坐在厨房的地板上，双臂抱膝，抽泣着。
精神病专家（戴维斯认为找心理医生已经太晚了）给她开了抗抑郁的药物，这些药帮助她挺过了冬天。她看上去还是对戴维斯很冷漠，这是她对戴维斯的报复，谁让他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忽视她的奇怪行径。
圣诞节的前夕，也就是在安娜·凯特离开他们将近一年之后，戴维斯询问了警探是否可以在警方不再需要他女儿的遗物作为证据时将它们归还给他。后来，他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要求，可能是他感到无助，被遥遥无期的调查给逼疯了。“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们谁做点事情吧！把安娜·凯特的衣服从证物室里拿出来吧！查查那些血迹，也许只要十分钟，你们就会为她想想了。”
杰姬的精神科医生建议在春天的时候把她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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