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加拿大当律师-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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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得来的。我去翻那个案例的时候，那个纸都要碎了，但是那个法官在1667年判
决的案例，到现在还在用。”

　　　　蔡世新介绍说，西方财产法有一句经典名言：一个人的家，是一个城堡，那个
房子的主人就是国王，他有权从事他屋子内的任何事情，任何人进来，他都有权拒
之门外。这句名言，在许多英美法判例中经常被引用，以强调私人财产的神圣不可
侵犯。

　　　　蔡世新强调说：“他们的总统不断换人，但不影响法律的连续性。这是我们常
常忽视的问题，很多人在探讨西方法制的时候，往往看到现在，没看到以前。法律
的连续性可以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不可抗拒的潜意识。这就像中国的杀人要偿命一
样，已经深深印在每个人的脑子里，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不可抗拒的法则。”“请
谈谈你对西方的法律的感受？”

　　　　“怎么说呢？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律是铁丝网，罗织得
很严密。”

　　　　“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

　　　　“铁丝网嘛，就是这个网很结实，脉络清楚，不会搞糊涂。你只能在网格里走，
可以从这个网格跳进那个网格，但网是不会破的。在美国和加拿大，要想绕过这个
网是很难的。”

　　　　接着他又打比方说：“现在我带你开车，那个红灯我是不能闯的，一旦闯了红
灯，警察看到以后，我肯定要被扣分、罚款，这是不能争辩的，我肯定要交这个钱，
这就是法律，是铁丝网。找谁也没用。在中国，你要闯红灯，没准碰到个熟人，就
让你过去了，就是被扣了驾照，找个关系又要回来了。法律的弹性比较大。”

　　　　深圳市人大代表在加拿大考察期间还发现，加拿大的警车很少，甚至很少听到
警报器的响声。

　　　　蔡世新介绍说，在加拿大，有警灯和警报器的汽车只有三种：救护车、救火车
和警察局的警车。警察要抓人办案，需要拉警报器；救护车要救人，人命关天，需
要拉警报器；救火车要救火，十万火急，需要拉警报器。除此之外，任何人没有理
由拉警报器。

　　　　人大代表说，中国的警车各个系统都有，公安有，法院有，检察院也有。还有
很多不是警车的车上也有警灯和警报器。比如个别身份特殊、职位比较高的人，也
在车上安装一个警灯和警报器，动不动就呜呜地叫几声，老百姓很反感。

　　　　蔡世新说，在加拿大，绝对不允许有这种情况。如果联邦总理或省长要出面接
待外国政要，可以用警车开道，这是工作需要。但是省长自己车上装警报器就不行，
老百姓就会觉得你在搞特殊。如果因为城市交通拥挤，你车上装个警报器，老百姓
就要问了：这个堵车是怎么造成的？你为什么不去管一管？你为了你方便，警报器
一拉你先走了，我们怎么办？所以除了以上三种车辆，谁也不能安装警报器。这体
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人大代表说，中国的执法部门很多，除了公安、法院、检察院之外，工商、税
务、环保等许多部门都可以执法。尽管执法部门很多，执法力度和效果却不很理想。
公安可以抓人，法院可以抓人，武警也可以抓人。

　　　　蔡世新说，在加拿大，不管你犯了什么法，只有警察可以抓人。检察院只负责
起诉，法院只负责审判，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彼此的权力界线非常严格，不能越
权。这也是一张铁丝网，你只能在自己的网格里走，不然游戏规则不明确，社会就
乱了。

　　　　听了蔡世新的介绍，深圳市人大代表团的成员感到收获很大，感叹道：听你这
一席话，受启发很大。

　　　　蔡世新谦虚地说：我来加拿大已经十多年了，这也是我在十多年里细心观察，
慢慢悟到的。

　　　　当然，蔡世新悟到的东西远不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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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应建立独立系统

　　　　2000年1　月18日，在北京皇家大酒店蔡世新入住的房间里，蔡世新应我的要求，
最后一次为这本书补充材料。当谈到怎样保证法院审判的公正性问题时，蔡世新讲
的一些故事和见解，我都觉得有点“意思”，因此专门将其单独辟出一个题目来表
述。

　　　　1998年初的一天，蔡世新开着他的“宝马”牌轿车去律师行上班，刚把车停好，
就见远处开来一辆黑色加长“林肯”牌轿车。在加拿大，尽管平均每两个人就有一
辆汽车，人均汽车拥有量仅次于美国，为世界第二，但是能坐得起加长“林肯”牌
轿车的人并不很多。名牌豪华轿车实际上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林肯”车在律师行门前缓缓停下，一个保镖先下车打开车门，蔡世新原以为
来了什么大人物，出乎他意料的是，从车上下来的竟是他的老板皮特·海登。

　　　　蔡世新知道，海登平时都是自己开一辆瑞典“富豪”牌轿车上下班，今天怎么
换了车，还用上了保镖？

　　　　正疑惑间，只见海登下车以后，向车上的一个人摆摆手，“林肯”便悄无声地
开走了。蔡世新恍然大悟，海登今天是搭了别人的顺风车。

　　　　蔡世新和海登开玩笑：“皮特，今天怎么这样风光，有这么豪华的林肯车送你
上班？”

　　　　海登笑道：“我的同学是安大略省高级法院大法官，他找我有事，顺便带我一
下。”

　　　　“大法官上下班还有专车接送啊？”蔡世新到加拿大这么多年还不知道这个情
况。

　　　　“是啊。”海登说，“省里大法官的待遇和省长是一样的，有专车，还有保镖。
年薪也一样。”

　　　　“那么联邦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和联邦政府总理的待遇也是一样的喽？”

　　　　“是的。美国也是这样。美国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和总统一样，年薪25万美元
；加拿大联邦法院首席法官和总理一样，年薪25万加元。”

　　　　“为什么法官的待遇这么高？”

　　　　“法官的待遇高了，才能够保证司法的公正。首先他不会因为挣钱少不够花而
接受贿赂；其次，他不会因为某种人情关系犯错误，把这么好的待遇丢掉了。那样
太不值得。”

　　　　蔡世新觉得海登说的有道理。

　　　　后来他听说，加拿大有人专门研究过公正和受贿的问题。结论是：人的天性是
有公正心的，但同时又很容易产生偏私。比如，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民族的任何
人，当他看到一个大汉欺负一个小孩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同情弱者，认为
那个大汉欺负小孩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有人给他一点好处，贿赂他，或是某个亲戚
找他求情，或是某个官员给他施加压力，他可能就不一定站在同情弱者的立场上了。
如若他是一个法官，就会影响到审判的公正。加拿大现在很少有贿赂法官这种情况
了，而在没有建立和健全现行法制体系之前，贿赂法官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

　　　　“当然，”蔡世新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法官也是人，要求他对任何事情都
没有倾向性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司法制度比较健全的情况下，那种天然的倾向性总
不会偏离法律太远，而且会得到自动调整。减少了法官受贿的可能性，违反公正的
几率就小多了。”

　　　　“怎样做到司法公正，这也是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根据中国的情况，应
该做哪些改进？”我问。

　　　　他说：“现在，中国的立法权在全国人大，行政权在国务院，司法权在最高法
院，只是最高法院的权力还不够大，而且体制也不顺。其实应该把法院搞成一个独
立的系统，直接归中央领导。人事任免和经费预算都是独立的。全国各地的地方法
院直接从中央政府获得经费，不与地方政府发生横向联系，这样就可以避免很多干
扰。司法公正也会得到充分保证。”

　　　　我觉得蔡世新的这个的想法很好。就附和道：“在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中专门分
工一人负责司法工作，等于把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都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那
里了。党可以领导人大，领导政府，领导法院，但政府不能领导法院，就像政府不
能领导人大一样。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在组织上把法院的地位提高，比在口头上
喊普法教育、加强法治、惩治腐败要有效得多。”

　　　　“法官的素质也要提高。”蔡世新补充道，“加拿大的法官是终身制，衣食无
忧。当然法官也不是那么容易当上的，必须是最优秀的人才，要有严格的选拔制度。
在加拿大，法官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受尊敬程度要超过政府官员。在加拿大的任何
场合，对法官讲话，第一句都是‘尊敬的法官先生’。如果是对总理致词，不用加
‘尊敬的’，称‘总理先生’就行了。美国也是这样。我们在电影里经常可以看到，
如果是女法官，就称‘法官大人’。在西方国家，政客的形象不如法官好，政客是
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法官是终身制。政客常干一些肮脏的事情，这些肮脏的事情谁
来管呢？法官。西方国家的法官，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至少他不受政客的影响。”

　　　　我希望中国的法官也有权力至高无上的那一天。到那时，才会真正做到“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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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为什么不排队？

　　　　中国人不喜欢排队，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上公共汽车要抢，上火车要抢……
这些还都可以理解，中国人太多，汽车上火车上的座位少，不抢就可能没有座位。
但是就是人人有份的事情，他也要抢。比如乘飞机，那是绝对要对号入座的，不可
能因为谁迟到一步就没了座位。恰恰相反，谁要是迟到了，飞机时常还会等等他。
可是许多中国人偏偏会在这类问题上表现得“勇往直前”。在国内是这样，在国外
也是这样。

　　　　有一次，蔡世新在温哥华乘中国“国航”的飞机，就亲眼看到了让他非常难堪
的一幕。其他的航班，乘客大都是外国人，人家显得十分有教养，有风度，从办理
乘机手续到登机，上百的乘客，井然有序，没有一个人争抢。轮到中国“国航”，
中国的乘客就不一样了。

　　　　机场广播室先用英语广播：各位乘客，1　点45分，去北京的911　次航班就要起
飞了，现在开始办理乘机手续，请按顺序在1　至20号办理。这时，懂点英语的中国
乘客开始出现骚动。接着是用汉语广播。立刻，几乎所有的中国乘客都哗地一下拥
了过去，像打冲锋一般。一群外国人都用惊奇和鄙夷的目光看着他们。蔡世新作为
华人，感到脸上热辣辣的。

　　　　一个加拿大人打量着蔡世新，问：“你怎么不抢？”

　　　　蔡世新说：“我不用抢，不急，反正有我的座位。”

　　　　那个加拿大人大概觉得他有点“与众不同”，就和他探讨：“中国人到哪里都
不喜欢按秩序排队，这是为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蔡世新以前曾和他的老板海登先生探讨过，结论是：有两个方
面的原因，一个是历史上的，一个是法律上的。

　　　　蔡世新那次问海登：“你们欧美人总是按次序排队，没有插队的，为什么？”

　　　　海登说：“在英国，200　年前曾经有个法院判例。当时闹饥荒，大家排队去领
面包，一个人因为要插队，排队的人一怒之下把他打死了。后来法庭在审理这个案
件的时候，法官判定打死人的那些人无罪。法官的理由是，如果判定打死人的人有
罪，那么，就会助长社会上不排队的不良风气。因为有了这个判例，所以英美法国
家所有的人都知道要排队，不然被人打死白死。英国人移民到加拿大以后，我们也
都知道，即使发生饥荒，也不能去乱插队。所有的父母亲在自己的孩子很小的时候，
就告知他们乱插队的危险性。”

　　　　蔡世新明白了，为什么外国人在没有警察的情况下，也不敢闯红灯。他们有一
种法律的连续性，同时养成了遵守法律的自觉性。中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但是到现在为止，真正的文明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多少年来，中国几乎一直是处
于人治的社会状态之中，人们很少有法律意识，遇事首先想到的是找熟人，拉关系，
而不是求助于法律。即使是到法院打官司，也要托人到法院里去找关系。过去人们
企盼的是“明君”，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对“包青天”津津乐道，企盼身边出现包
大人那样的“清官”，而不是企盼健全的法制系统。

　　　　由于没有法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