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6-美国与伊朗:曾经的亲密-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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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尽快使伊朗稳定下来便成为美国肯尼迪政府的当然所求。在这方面巴列维国王是有自己的办法的——强力镇压，于是，在1963年6月5日，国王下令向示威者开火，三天后德黑兰的局势就基本得以控制，不过这是以数百人、或许是数千人的生命为代价的。Ervand Abrahamian，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pp424～426；460～461在随后肯尼迪给国王的一封信中表明了美国对这次事件的看法：“对于在最近试图阻止你改革大业的不幸事件中的生命丧失，我与你一样感到遗憾。不过我相信，当你的人民意识到你正在为全体伊朗人建立社会公正和均等机会所采取的政策的重要性时，这样的示威将会逐渐消失。”Cary Sick，All Fall Down：Americas Tragic Encounter with Iran，Random House；1985，p61肯尼迪是唯一强烈要求巴列维进行改革的美国总统，他要求伊朗进行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伊朗成为更有力的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工具，而不是真诚地希望它最终发展为一个自由、民主、独立的现代化国家。既然怀有这样的利己目的，可以想象，在改革愿望和现实利益之间，肯尼迪政府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所以，虽然肯尼迪是美国历届总统中向伊朗施加改革压力最大的一位，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在美国的这一届政府时期，巴列维国王牢固地确立了自己在伊朗的独裁统治地位（第五章：《肯尼迪政府的伊朗政策》）。
题记导言（3）
在国内获得绝对独裁统治地位后，巴列维又着手实施自己的强军思想。巴列维国王是非常重视军事力量的，伊朗的历史和他个人的经历对他这一思想的形成影响非常大，诚如他所言：“我们绝对独立的政策使我们有必要拥有军事实力。伊朗整个古代和现代历史都清楚地表明有这种需要。当我们的武装力量软弱时，我们的国家就遭到蹂躏；当我们强大时，我们的国家就免遭外国侵略。军事力量常常成为我们生存的唯一保证。”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第142～143页。此外，他个人的经历——二战时期伊朗被英苏占领以及摩萨台时期权力的丧失——也促使他对军事力量十分倚重。在巴列维国王看来，要确保自己的安全，最根本的还是要靠自身，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巴列维认为军队的强大主要源于武器的先进与充足。随着国内政治地位的不断稳固以及石油收入的快速增长，他对大量先进武器的诉求很快就凸现出来，并一直持续到他的倒台。不过美国对伊朗军队作用的定位与巴列维国王强烈的军事建设思想有些出入，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总统都认为伊朗没有建设一支足以抵御苏联侵略的军队的能力和必要，在当时的美国看来，伊朗军队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拥有一支可以维护国内稳定、阻止国内共产主义势力颠覆的小型军队，而不是谋求与苏联的注定无法取胜的武器竞赛。特别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他坚持认为伊朗当时最迫切解决的是其内部问题，国王不应该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军事层面上，这样很容易对伊朗的总体发展产生不利影响。Barry Rubin，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ra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98但是面对中东局势的不断恶化、国王国内地位的日益巩固、伊朗石油收入的激增以及美国全球和地区战略的调整，美国逐渐认同了巴列维国王军事建设计划，特别是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几乎是不加限制地向伊朗出售武器。其后的福特政府、卡特政府继续了美国对伊朗的武器出售政策。在巴列维国王统治伊朗的最后十年，美国共向伊朗出售了约20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和武器。借助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大肆购买的先进武器，伊朗的国防能力得以增强，地区和国际地位得以提升，成为海湾地区无人小觑的军事大国。但是在军事上过多的花费严重影响到伊朗的全面发展，人民对巴列维政权的不满也在加剧。另一方面，作为对伊武器出口的头号大国，美国在伊朗的形象也严重受损，特别是大量生活舒适的美国军事辅助人员在伊朗的存在，更增加了伊朗民众对美国的愤恨。这也是其后伊斯兰革命期间伊朗群众极端反美的原因之一（第六章：《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建设》）。
巴列维国王白色革命的失误、过度的武器购买、对伊斯兰教的相对漠视以及对改善民众生活的不力等因素最终酿成了伊朗1978~1979年间的大规模的动荡——伊朗伊斯兰革命。面对四面楚歌的巴列维国王，美国虽然也曾有意援助，但是面对伊朗革命成功不可阻挡之势，卡特政府迅速做出抛弃巴列维政权的决定。随着巴列维国王的出走他乡和极端反美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曾经存在了近30年的美伊亲密关系也走到了尽头。巴列维政权的倒台除了使美国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地区盟友外，还使得美国的国际威信受到严重损害，因为美国抛弃的是像巴列维国王这样的老盟友，这涉及美国对自己盟友的道义问题（第七章：《美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
从1941年登基到1979年被迫流亡国外，巴列维国王统治伊朗长达38年之久。在此期间，亲近美国是其对外政策主流，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近代以来，伊朗一直处于英国和俄国（后来是苏联）两大帝国的竞相剥夺、侵略中，身处困境的伊朗无力抗拒这两大强国，这就迫使伊朗统治者引入第三国势力。二战以前，德国被伊朗礼萨国王视为抗衡英苏的盟友；在德国失势后，美国又成为伊朗第三国策略最优先考虑的对象，特别是随着冷战的开始和中东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倒向美国成为巴列维国王对外政策的唯一选择。冷战对这一时期美伊特殊关系的建立起了毋庸置疑的作用，正是由于冷战的压力，美国才在二战后源源不断地援助伊朗，持续地支持巴列维国王政权。虽然美伊高层关系比较密切，但是双方对双边关系的解读却存在着巨大差别。在对外政策上，作为战后的超级大国，美国要从全球的角度制定其政策，它仅仅把伊朗看作是为美国全球战略服务的一个棋子；而伊朗的视野则主要集中在波斯湾地区，没有美国的支持，巴列维就会感到国家的内外安全无法保障。这样，由于美伊两国的国际地位相差悬殊，战略目标迥然不同，对对方的重视程度也不可同日而语，双方的这种种差异预示着它们既会有利益一致时的合作，也会有利益相左时的冲突。再者，伊朗民众对1953年政变后的美伊亲密关系并不特别认同，这也部分解释了伊斯兰革命期间伊朗高涨的反美情绪（第八章：《巴列维国王时期的美国伊朗关系评论》）。
题记导言（4）
三巴列维国王时期的美伊关系研究综述
（一）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状况
迄今国际学术界对巴列维国王时期美伊关系的研究绝大部分是美国学者的研究。由于二战以前两国交往的匮乏，所以关于二战前的美伊关系研究成果尚不多见。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原本在国际事务中默默无闻的伊朗一跃而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这主要是因为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对交战双方都至关重要。在伊朗成为盟国向苏联运送作战物质的最佳通道以及美国参战后，美国势力迅速进入伊朗，此后美伊两国的交往就不断增多。政府层面关系的提升为学者们研究美伊关系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也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1二战以前的美伊关系研究
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对于美国外交决策者来讲，伊朗是一个遥远而且与自己没有重大利益牵连的国度。因此，这一时期的美伊交往非常有限，这也使得学者们对早期美伊关系的研究主题不多，所以直到今天，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题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所能见到的只有阿卜拉哈姆·叶赛逊所著的《美国波斯外交关系，1883～1921》（Abraham Yeselson；United StatesPersian diplomatic relations；1883～1921，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6）。美国著名的伊朗问题专家拉马扎尼拉马扎尼其他有关伊朗的专著和编著还有The Middle East and the European mon Market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64；The Persian Gulf Irans rol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72；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the patterns of influence，Praeger Pub，1982；Revolutionary Iran：challenge and response in the Middle East；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c1986；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record and analysis；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88；Irans revolution：the search for consensu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c1990；Iran at the crossroads；Palgrave，2001等。的《1500～1941年的伊朗外交：世界事务中的发展中国家》（Rouhollah KRamazani；The Foreign Policy of Iran；1500～1941：A Developing Nation in World Affairs；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66）和伊朗学者阿卜杜尔·礼萨·胡尚格·马赫德维的《伊朗外交四百五十年》（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对这一时期的美伊关系也稍有提及。上述这几位学者对1856年的美伊友好和商业条约、1883年美国首次向伊朗派驻公使并筹建驻伊公使馆、20世纪前期在伊朗的美国舒斯特（Morgan Shuster）和米尔斯普（Arthur Millspaugh）财政顾问团这两个顾问团的使命都是帮助整顿伊朗混乱的财政经济状况。舒斯特顾问团于1911年5月10日到达德黑兰并于当年黯然回国；米尔斯普则在1922年和1943年两度出任伊朗政府的财政顾问。在本书的第一章对此问题有详细叙述。、在伊朗的美国传教士、美国公司对伊朗石油的诉求以及伊朗在20世纪30年代关闭驻美公使馆的问题给予了重点介绍。由于拉马扎尼和马赫德维都不是在专门论述美伊关系，再加上这一时期美伊两国本身交往的缺乏，所以在对早期美伊关系的论述上他们二人不像叶赛逊那样的详细入微。另外，曾在1911年出任伊朗政府财政顾问的舒斯特在1912年出版的自己在伊朗的经历和见闻录《波斯的窒息》（The Strangling of Persia；New York：Century；1912），以及美国学者麦克丹奈尔的《舒斯特顾问团和波斯的立宪革命》（Robert McDaniel；The Shuster Mission and the Pers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Minneapolis：Biblioteca Islamica；1974）也是关于二战前美伊关系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论题很集中，就是舒斯特顾问团在伊朗的活动，是典型的个案研究。
2巴列维国王时期的美伊关系研究
概括地讲，美国学术界对巴列维国王时期的美伊关系研究主要有通史研究和个案研究两大类。
（1）通史类。这一类著作主要有马克·加舍罗斯基的《美国外交政策和国王：在伊朗建立一个附庸国》（Mark Gasiorowski；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Building a Client State in Ira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理查德·克塔姆的《伊朗和美国：冷战案例研究》（Richard WCottam；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A Cold War Case Study；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88）；巴里·拉宾的《出自好意：美国经历和伊朗》（Barry Rubin，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ra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詹姆斯·古德的《美国和伊朗：在摩萨台的阴影下》（James Goode；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In the Shadow of Musaddiq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7）；拉马扎尼的《美国和伊朗：影响的模式》（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the patterns of influence；Praeger Pub，1982）和米格列塔的《1945到1992年美国在中东的联盟政策：伊朗、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John PMiglietta；American alliance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1945～1992：Iran，Israel，and Saudi Arabia；Lexington Books，c2002）等。在这里主要介绍前面四种。
在整个巴列维国王时期（1941～1979），特别是在二战后，美伊间的关系是相当亲密的，马克·加舍罗斯基把这种关系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