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6-美国与伊朗:曾经的亲密-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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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逐渐加大了对伊朗的关注力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伊朗把求援的目光转向美国，伊朗把持中立立场的美国看作是一个理想的抗衡英苏侵略的对象。为了把美国吸引到伊朗，礼萨国王向对方提供了诸如改善外交关系、提供石油租让权等方面的便利。但是使美国进入伊朗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当时正在惨烈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争的名义下，美国向伊朗派出了名目繁多的顾问团以及军队，由于历史上美国在伊朗的“纯洁”以及英苏在伊朗的“罪恶”，伊朗官方和民众对初来乍到的美国人普遍表现出相当欢迎之势，正是从这时开始，美国的良好形象逐渐在伊朗树立起来。
客观地讲，在美国势力进入伊朗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对伊朗的确没有多少利益索求，它的根本愿望还是为了使伊朗在打击“轴心国”特别是德国方面出力。但是二战的特殊性并不仅仅在于它的惨烈，还在于它催生了一个崭新的国际形势和国际环境。随着二战局势向有利于盟国方面的转变，英、苏、美等大国之间的分歧和冲突逐渐显露出来，在各种利益的交织与诱惑下，美国在伊朗的“无私”形象也迅速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其后美国和英苏一道，成为了伊朗利益的争夺者。虽然有一些伊朗人已经认识到美国的上述本质，但是鉴于英、苏（俄）长期的侵略给伊朗人造成的刻骨铭心的伤痛，再加上美国在追求利益时的隐蔽性，所以这时的美国侥幸躲过大多数伊朗人的仇外之火，而且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它在伊苏、伊英冲突中貌似公正且对伊朗有利的立场，使得它继续得到伊朗民众的青睐，这为它在伊朗利益的追求提供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便利。
通过惨烈的二战，英、法、德、意、日等战前强国的实力受到极大的削弱，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也自然随之下降。到二战末期，美苏称雄世界的苗头已经显现，冷战思想也破土而出。接下来美国要做的，就是打击竞争对手，增强自己的实力，在新的国际格局中树立自己的突出地位。第二章美国在伊朗优势地位的确立第二章美国在伊朗优势
地位的确立在二战结束前后一直到50年代前期，伊朗的局势是非常动荡的，这既有其内部因素，更有外部列强干涉的因素。撤军问题和阿塞拜疆、库尔德斯坦问题使得伊朗与苏联陷入交恶之中；始于40年代末期的石油国有化运动则把伊朗、英国推到冲突的境地。在伊朗—苏联、伊朗—英国冲突中，已经对冷战颇为重视的美国审时度势，先联合英国把苏联势力排挤出伊朗，然后又运用策略摧毁了英国人在那里的超强地位，并且在50年代中期发展成为对伊朗最具有影响力的外部国家，美伊关系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美国在伊朗优势地位的确立转变中的美国对伊政策
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后，哈里·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杜鲁门上台时，苏美已经开始交恶。在上台后最初的几周内，总统的顾问们轮番向杜鲁门建议应该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因为他们都认为苏联正在东欧扩张自己的势力。当时，史汀生是华盛顿为数不多的认为苏联加强自己在东欧的影响力旨在安全而非扩张的美国高层官员之一，他越来越意识到，如果美国希望苏联领导人信任自己，自己也必须信任对方。作为曼哈顿计划的监察者，史汀生比其他人更容易理解，原子弹增加了战后外交的新的不确定因素。Mark Hamilton Lytle，The 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1941~1953，New York，1987前引书；p130
因为罗斯福并没有留下一个明确的伊朗政策，所以杜鲁门当局在面临日益严峻的伊朗问题时，呈现出较多的新鲜色彩，对于伊朗问题，新任总统宁愿采取更为强硬、更为积极的政策。杜鲁门要比罗斯福更重视苏联对伊朗的威胁，1945年4月20日，杜鲁门在一次商讨对苏方针的会议上说：“我不怕俄国人，我准备采取坚定的态度，”“不管怎么说，俄国人需要我们总比我们需要他们的地方多。”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中译本），三联书店，1974，第61页。
在杜鲁门和罗斯福之间，外交政策最大的变化是怎样制定和由谁制定的问题。罗斯福在世时对国务院的意见重视不够，杜鲁门却很看重国务卿和副国务卿们，特别是格鲁和艾奇逊等人的建议。在向总统提出建议前，格鲁和艾奇逊又经常从像莫雷那样阅历丰富的外交官那里获取一些相关信息，这样，国务院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分量逐渐加重。Bruce Robellet Kuniholm，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great power conflict and diplomacy in Iran，Turkey，and Gree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c1980，pp234～237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认识到，国务院要想再次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决策者，它自身必须进行整体的改革。在他的改革进程中，他授命莫雷负责扩展了的近东和非洲事务（NEA）处，美国利益在该地区的迅速增长使得近东非洲事务处的规模和职能都得到很大的扩展，到1945年，它已经有50多位工作人员，仅仅在4年以前它还只有7人。在近东非洲事务处权限范围内的国家中，伊朗是莫雷非常关注的一个。
随着斯退丁纽斯对苏联威胁伊朗观点的认同，他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向伊朗派遣一位有相当能力的大使，在他看来，莫雷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于是莫雷在1945年6月到达德黑兰出任美国驻伊大使。取代莫雷负责近东非洲事务处的是非常反苏的亨德森（Loy Henderson），接替莫雷之前，他就任美国驻伊拉克大使。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亨德森对布尔什维克就怀有深深的敌意，认为苏维埃政权是世界和平和安全的破坏者，对它决不能姑息迁就；他还对罗斯福二战后大国合作的思想不以为然。在亨德森就任新职的时候，伊朗和土耳其都面临苏联的较大压力，所以他主张要对苏联做出针锋相对的反应。和莫雷一样，亨德森也认为美国在整个东地中海地区有至关重要的利益，因此他建议美国应该在那里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以取代摇摇欲坠的英国，抵制苏联在那里的扩张。Mark Hamilton Lytle，The 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1941～1953，前引书；p131鉴于亨德森和莫雷两人的思想和新的职位，鉴于国务院在美国外交决策中地位的上升，鉴于冷战激烈度的日益增高，杜鲁门时期美国对伊朗的关注力度注定要超过罗斯福时期。
二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的伊朗政策也面临调整。在战时，由于存在战争的压力，国会对资助美国军队向伊朗运送重要物资或者援助内部动荡但对战争价值很大的伊朗基本上还能认同，但是在战后，除了国务院、陆军部和几家大的石油公司之外，美国很少有人会赞同继续向伊朗这样遥远的、美国没有重大利益存在的国家提供大量援助。战争的胜利也不可避免地会改变盟国对它们未来在伊朗的利益的看法。总而言之，美国在战后需要重新考虑对伊朗的政策，这一任务就自然落在了亨德森的肩上。亨德森认为，美伊关系主要受制于未来及目前的国际安全需要，他把苏、英、美的竞争看作是战后国际安全和盟国团结的障碍，为了防止这一危险，他提出两项建议，一是美国应变单方的援助计划为多方的援助计划，把英苏也纳入其中；另一个则是美国应该通过官方渠道降低会削弱伊朗政府权威的宗派主义和分离主义倾向。FRUS，1945，Vol8，pp393～399
对外政策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国家利益。就伊朗而言，它不仅有美国需要的商业、航空利益，更有石油利益，但是伊朗持续的动荡以及英、苏的反对都会影响到美国在伊朗获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私有公司不愿意到那里投资。那么美国到底应该如何争取保护自己在伊朗的利益呢？在亨德森看来，可以呼吁采取如下步骤以实现美国在伊朗的利益：盟国停止对伊朗内部事务的干涉，放弃对伊朗国内运输的控制，撤出它们在伊朗的军队。亨德森认为上述措施可以帮助伊朗维护主权独立，也可以在伊朗创造一个良好市场。他还主张如果伊朗的主权再受到别国威胁的话，美国应该支持伊朗。虽然没有明确指明，亨德森所认为的威胁伊朗主权的“别国”事实上就是苏联，在他看来，为了更好地为建立世界霸权作铺垫，苏联怀有“获取波斯湾港口的野心”。FRUS；1945，Vol8；pp393～400
但问题是，美国能够使伊朗获得稳定并因此成为抵制苏联扩张的有效工具吗？美国为了获得商业、石油等收益进一步涉入伊朗势必会危及到英、苏两国在那里的利益，从而会引起大国冲突，这样做是否值得？在这一点上，亨德森显然没有注意到史汀生对美、苏关系的看法。史汀生是依照地缘政治和势力范围来看待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对于苏联的传统扩张问题，他认为：“我能够怀有一些希望坚持的信念是，事实上俄国和美国曾经友好相处了150年之久，我们各自的地缘范围没有冲突，我大体上认为在未来我们或许也可以不发生冲突。”Mark Hamilton Lytle，The 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1941～1953前引书；p134但是亨德森设想的美国对伊朗政策却与史汀生坚持的“信念”相违背，只要美国认为伊朗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苏联肯定会做出激烈反应，苏美的地缘政治冲突就不可避免，这就如同苏联势力渗入墨西哥美国会做出的反应一样。亨德森的对伊政策设想表明了许多美国人在确定国际主义和国家利益上的狭隘观念，这样的观念也影响到1945年10月做出的美国军事代表团继续停留伊朗的决定，国务院几乎没人怀疑代表团应该继续存在下去，这说明美国的伊朗政策的自私性得以进一步增强。
美国在伊朗优势地位的确立美国与苏伊争端（1）
在二战结束前后，伊朗和苏联发生了较为激烈的争端，这主要由两个因素促成：苏联迟迟不肯从伊朗撤军和苏联支持伊朗境内的分裂势力。
一盟国从伊朗撤军问题
二战结束后，盟国从伊朗撤军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撤军问题遂成为三大国在伊朗的冲突之源。实际上，关于盟国战后从伊朗撤军问题，早在二战进行中伊、英、苏、美就曾进行过一些探讨和安排，例如在1942年1月伊、英、苏签订的三国条约就明文规定，盟军要在战争结束6个月内完全撤离伊朗，在1943年英美苏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这一点得到了重申。按照上述规定，1946年3月2日应该是盟国从伊朗完成撤军的最后期限，可是在二战结束后，盟国、特别是苏联从伊朗的撤军并没有按照先前的规定进行。事实上，早在二战局势日趋明朗、盟国取胜指日可待之际，苏联就加强了对伊朗北部与苏联接壤的地区事务的卷入。1945年1月，苏联占领军干涉了伊朗北部马赞德兰省的劳工纠纷，来自施瓦茨科普夫的报告称，当地警察与一家国有纺织厂的罢工工人发生了冲突，之后俄国军队开进工厂，逮捕了警察指挥官，而且还解除了警察的武装。FRUS；1945，Vol8；p360尽管美国国务院对这一事件表示了关注，并支持伊朗向苏联提出抗议，但是美国并没有对马赞德兰事件给予充分的注意。
库尔德人和阿塞拜疆问题也是苏伊产生摩擦的一个导火索。在美国战略情报局看来，“让库尔德人（对伊朗政府）感到不满是苏联的一个基本政策目标”。Mark Hamilton Lytle，The 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1941～1953；前引书；p128在二战结束前后，伊朗北部日益动荡，库尔德人和阿塞拜疆的分裂势力蠢蠢欲动，但是伊朗政府每次对北部地区的用兵行动都遭到苏联的反对，不管伊朗政府怎样的据理力争，苏联总是阻挠伊朗军队开进北方苏占区。FRUS，1945，Vol8，pp365～367
面对外国特别是苏联的军队，伊朗政府一筹莫展，于是要求盟军撤离伊朗便成为伊朗政府的当然选择。在1945年5月联合国的成立大会上，伊朗人再次提到盟国的撤军问题，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向伊朗代表保证，如果苏联人肯合作，英国会推动制定一个逐步撤军计划。当时伊朗政府向三大国发出照会，要他们遵守三国条约，伊朗外交大臣赛菲鲍迪（Sephabodi）为此向美国国务院解释说，之所以也向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