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德堡坠入情网-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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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无从追踪，今天就不追；把画卷起，暂时放到一边。可是，人又像陷进了果酱缸，在甜津津黏答答稠兮兮的烂糊糊里旋转；我竭力冷静思绪，想：事情真的是有些复杂。若用抽丝来形容其“复杂”，应该从哪个线头开始？一座直到近几年才有中国人出入的法国乡下老庄园，一代又一代地住着些从没到东方旅行过的法国人……怎么会有这样一幅画？怎么会？
偏偏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就是那些难以有结果的事情，才富有勾人追寻究竟的魅力；越不想给自己提问题添麻烦，越是舍不得放下。
不由自主，我开始“剥茧”。
有人建议：先推测是谁个人把画带进来的吧——我看，从你终于愿意考虑搬家时说起吧。
搬家？这是个我还没有认真去想的问题。老柏不着急，并没有要我马上决定搬不搬；反正有的是时间，那边的房子还在装修。
装修，他们一早就计划我搬去住了，却担心我这华族会有忌讳，不肯入住前房客刚刚亡故、遗物尚待清理的房间……于是，他们兀自埋头计划、实施，彻底地撕下墙纸，铲去旧漆，拆除一些柜架等；要做的事太多，从去年圣诞节前，老柏决定打开蜘蛛的门锁的那一天开始，八个多月了，装修工作仍在进行。阿蓝面无表情地说：希望今年秋天可以完工。
对于秋天能不能完工这件事，我的兴趣不大。老实说，当我第一次踏进这个顶楼房间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过——下一任房客很可能是我。
我？我住在省城已有四五年了，小巧玲珑的公寓，还有个可以种花植草的露台，蛮舒服的；离老柏这座古老大屋并不远，开车无需二十分钟的路程。
至于老柏的古老大屋，的确古老，法语叫做Lemanoir，译成中文，就是“庄园”或者“小古堡”的意思；始建于十五世纪，至今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了。大大的四合院座落在树林中间，南西北三面是石砌楼，东面是镶着大铁门的石墙，外加两座尖顶、一座圆顶的塔楼；法式中世纪建筑物，老柏不知是第十七还是十八任堡主。他一家五口，只有三个留在大屋里，大大小小十几二十间房，有的常年空置，有的长租给人。直到去年为止，住得最久的租客不知是阿蓝，还是被我背后称做“蜘蛛”的顶楼房客。
谁个把画带进来……先讲讲与画关系不大，但又有些儿干系的阿蓝。
原本，阿蓝一家三口住在尖顶塔楼旁边的西楼第二层；名义上是租客，其实代理管家，和老柏的关系良好。
非常惨痛的是，阿蓝的太太和女儿在一次车祸中同告身亡……其后他开始酗酒。直到有位弹奏竖琴的女子搬来跟他同住，成了他的第二任太太，俊朗的阿蓝才渐渐恢复昔日的潇洒模样。去年秋天，听说阿蓝和他的竖琴家吵架，阿蓝怒冲冲地带着他的宝贝黑狗搬到旅行车里去住了。我这几次去，总见他在树林里跟露营客喝酒，高声说大声笑；竖琴家兀自在大院里莳花弄草，怡然自乐。也不知道他们吵架的事是真是假，当然不会八八卦卦地去问老柏。只是有一天老柏忽地长叹道，阿蓝这家伙昨晚醉酒撞坏了车，好在人没事……我才醒悟，阿蓝和竖琴家之间可能是有点小麻烦。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中）重组这幅画的故事（2）
我要说的是，顶楼房间装修了八个多月还没搞妥，与阿蓝这位代理管家的家事、心情自有密切关联；这是另一个故事，且搁在一边不去讲他。回到顶楼房间这边来，起码顶楼房间与画有直接的关联。
发现画的那天，正是阿蓝、艾娜有事要到三楼找老柏的时候，阿蓝有意无意地问我，去不去看看顶楼房间？我便跟着他俩上楼了。这幅画就在二楼楼梯口暗幽幽的墙脚堆放的脏乎乎的垃圾里，当然不会有人理会在那清理出来的废弃物里，竟会有东西在发光。
老柏家的顶楼，就是二楼上面的那一层。按照中国人的叫法，应是用来堆放杂物的阁子，即歇山式屋顶下面的那一层；一般中式建筑不会再加设天棚，法式建筑则尽量利用空间，这一层多半用来做睡房，嵌一幅天花板在屋顶斜坡面的上方，
也就是说，人躺在床上，看见的天花板中间平整，两边斜斜的，像是覆下的船底，随时都会塌下来那样，感觉并不舒服。说句悄悄话——这便是我不想入住大屋的主要原因。每次来探访老柏，我都住在不属于主建筑的一座两层高的小楼里，完全没有留意顶楼房间的住客是否轻松愉快。
老柏知道我在废物堆里发现了这幅画，眼睛都不眨，就把画送给了我。并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幅画，画的主人……不会是他的父母，更不会是他的祖父母。他笑：因为他们只爱马。嗯，养马骑马赛马遛马，转眼就是一辈子。
我再继续问多一点，他们可能去过巴黎或欧洲某些个国家？
老柏耸耸肩，用肯定的语气说：他们绝对没有去过东方诸国！
说完，他转脸看看我，语气急转温柔，笑道：这堆垃圾至少牵涉到三个人。
三个人？把他们的名单写在纸上。排在前面的是女管家。
女管家是上上个世纪的人，她大约生活在十九世纪末，属老柏祖父的年代，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在世时，她住在南楼第二层主人房的隔壁。这是位得宠有势的女管家，很得主人家宠爱，亡故之后，她的房间大门一直紧闭，据说一直没有打开过。
另一位是已故的厨娘。顶楼有四个大房间，厨娘住在蜘蛛隔壁，她是老柏的父亲雇用的长工，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病故，似是出生在十九世纪末。老柏说，记忆中，这位值得尊敬的女士一生人都留在Lemanoir，很少去外地（包括巴黎）旅行。
至于蜘蛛，我没问老柏他是几时入住的，想来应该比阿蓝更早。记得老柏说过，这是个有钱的傻仔，脑袋瓜里有病，他的老爹身故前已预立遗嘱，把他交给一家律师所——蜘蛛一生人所有的开销都由指定的律师支付。我在树林里散步时远距离地见过他，因为不是擦肩而过，猜不出他的年龄；只看见他瘦瘦高高，好像戴着眼镜。直到知道他头一次出门就死在安哥拉以后，随口问了问老柏，才晓得他已有五十多岁了，在Lemanoir住了近四十年，同女管家、厨娘一样，往昔不曾离开过Lemanoir。
关于蜘蛛的死，我写成了一篇小说。不过，当时还没有发现这幅画。
正因为蜘蛛死了，顶楼没有了住客，老柏才计划重新装修，希望我是新住客，住得满意，索性把女管家、厨娘她俩门锁生锈的房间一并清理。法国人做事，要么不干，干起来头脑清晰、有条有理；惟夏天到了，工人们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逍遥度假去，就算爷娘老子中了暑，也不关己事；真真个是“孜孜、游游”。所以，要装修一年也算蛮快的。
往下推想，顶楼房间的住客蜘蛛并没有离开过Lemanoir。这一点很重要。
这次，我可不是写小说了，一笔一划地在“蜘蛛”两个字的后面写道：他住进Lemanoir之后，就没有离开过。一个连巴黎也没有去过的精神病人，与中国民间版画应该划不上等号；剩下的只有女管家和厨娘了。这关乎版画西行的年代。
携画返回我在城里的住所，高高挂起。
先欣赏一番（啊啊真好，我的画！）再量全幅尺寸。六十一乘一百四十三公分，可算作“中堂”。
量画蕊。画蕊边上有徒手画上去的线框，五十四乘一百一十九厘米。用稍粗的厚纸托裱。上面系了根细细的绳供挂画用，底部以直径逾寸的竹管为轴。上下无题无款也无任何识记。天位十四点五厘米，地位九点五厘米。左右不一，分别是三和四厘米。制作工艺粗糙，显然是中国人做给中国人用的廉价商品，过年前在街头摆卖的那种；但画面清丽精致，生动得像工笔画。
像工笔画，当然绝无可能是工笔画！画版事先刻好印下的版线并没有完全遮去，许多地方并不按线版的指示落笔，如马蹄、马尾、红缨子，浅黑色的墨线历历在目。
明显的四川民间版画印染方式——先在纸面涂上一层粉，再敷上泥黄底色，之后才印上底版线条；这是第一道基本工序。其后才正式上色。常用明艳的大红、鹦哥绿、钴蓝、明黄、茄紫等色，颜料富质感，人物描绘相当精细，眉眼胡须衣褶纹理，直是一根根一笔笔精描细染而成。十一年前，画家彦斌带我去探访年已九十四岁的邱婆，她使用的颜料和上色方法，至今记忆深刻。
但是，仅用现有的绵竹年画资料，去印证这幅画是否绵竹出品，路径就比较崎岖；光是采用整出戏曲故事为题材刻下的画版这一点，就难以比较。不管是与否，还是用心看画吧！或许正是四川人都熟悉的三国故事，除了士兵手持的盾牌上面有个“力”字，画面上竟没再写任何文字。
您瞧，光按上面所说的这些，就推断画的产地是四川，这是有点笼统。四川，四川什么地方？绵竹？夹江？梁平？画面也让人甚为犹疑——绵竹年画以斗方为多，即使是戏曲年画，也是剪一幅情节为画面；如《连环计》《破镜重圆》《白象山》等故事中的一个场景。而整出故事集中在一幅画面上的，似有之字形排列的非戏曲故事《老鼠嫁女》，其他……几乎都记不起有何个例了。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中）重组这幅画的故事（3）
继续细看画面，似可分割为三截，成气韵流畅的之字形排列。手摇羽扇的诸葛亮，带领大队人马藏身山中，观望下面的兵将厮杀；身穿红、绿、紫色短襦，系紧腰带的十二名士兵，分成两派，追方六兵手持刀执“力”字盾牌，斗志昂扬；退方六卒有的用盾牌挡头，有的斜拿着刀，有的拖盾曳旗，眼睛回望着追兵作逃走状。追方三将、退方两将，同样穿着红绿紫袍，分骑红白栗色战马；两人在以剑斧鏖战，另一人作刺回马枪状抵挡两名分持宝刀、长枪的骑将。画面上共有二十位人物，各有各的眼神和面部表情，生动而鲜活……很像戏曲故事《天水关》。粉白色脸面无毛无须的那员大将，应是赵云，他和有八字翘胡子加嘴下小髭加兜腮虬须的马岱和魏延，追打兜腮虬须加嘴下小髭加八字翘胡的马遵和姜维；人物都没有画面谱和扎靠。左手捋髯的诸葛亮（画得好似知道今次赚头不小的商家佬），微微带笑，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还有，画面人物的装束——尤其是士兵，头戴缀有红缨的盔帽，脚穿粉底靴，与明代士兵装束相似。至于五名武将和诸葛亮旁边、手持上面插了黑白花翎毛的门枪旗的中军所戴的帽子，也极是别致；兵将们的盔帽，有缀了红绒球的硬扎盔，也有没红绒球的尉迟敬德式四轮扎巾、秦琼式云冠扎巾等。
非常有兴趣、有耐心地推测这幅画可能归属过的主人、讲叙的画面，还原或组合有关的故事，我的意思是说，今时能找到的绵竹年画资料里，并没有这么一幅画；而且，它出现在法国远离红尘的Lemanoir黑屋里，至少也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事。或许，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吧。
就这么简单地去猜测、构想出来的故事是（乘机带入我自己的某次经历）：在洋人可以进出中国的十九世纪，圆明园还没有被火烧，老柏家的Lemanoir第十五抑或十六任堡主的管家或厨娘——的某位亲友，辗转去了东方，到了中国，步进了四川盆地。适逢腊月岁前的农闲时节，售卖年货的墟场挤满赶集的人，其中也包括这位“亲友”。他走进了书画长廊，（就像二十世纪末，我去到四川成都，走在锦江宾馆外面的人行道上，那里已经是著名的画市）专注地仰高下巴，在随风飘摇的彩画花纸中（我发现了一个手绘“梁山好汉一百○八将”长卷），他发现了这幅没有上下题款的年画（我爱的那幅“一百○八将”也没有任何文字），经过指点比划的艰辛过程，他成了这幅画的主人（我快乐地成为“一百○八将”的主人）。卷好包好带回法国，变成了礼物，（我却舍不得送给人，总是心思思地兀自盘算：几时去骚扰我那位幽居在西贡的书法家朋友，请他为好汉们逐一正名）来到老柏家的Lemanoir……
重组故事是虚构，这样虚构也没有什么不好；法国人酷爱中国文化，由来已久。我有位住在巴黎的朋友，有空就逛跳蚤市场，成了习惯，顺手买下的“中国文物”不计其数，仅是年画，像“唐伯虎与五美”“二十四节令图”
